我52岁做住家保姆，跟57岁雇主同吃同住，白天搭伙买菜晚上各睡各屋

本文为虚构故事，人物、情节和场景均为艺术创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

菜市场卖鱼的老赵把一条鲫鱼摔在案板上，刮鳞的刀停了一下，斜着眼看我：“大姐，又给你家那口子炖汤啊？”

我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一袋青菜一袋豆腐，愣了两秒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谁。旁边挑虾的几个老太太也抬起头，眼神里带着那种“果然如此”的默契。

“不是那口子，”我把豆腐往袋子里塞了塞，“东家，雇主。”

老赵嘿嘿一笑，刀又动起来，鱼鳞溅到围裙上：“东家？天天一块儿来买菜，一个挑菜一个付钱，跟过了半辈子似的。”

我没再接话。塑料袋的提手勒得手指发白，转身走了。背后隐约传来一句“现在这些住家保姆……”后面的话被市场的嘈杂盖住了。

其实老赵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楼下保安、对门邻居、甚至社区来登记信息的小姑娘，都问过类似的话。我和老周也从来没正儿八经解释过。解释不清，也没必要。说到底，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比外人看见的要简单，也比他们想的要复杂。

老周叫周建国，五十七岁，退休前在市政下属的一个维修队干活，老伴三年前走的，胃癌。他有个儿子在南方，一年到头回来一两趟，每次待不了三天。我刚来的时候，他家冰箱里除了啤酒就是速冻水饺，灶台上落了厚厚一层灰，客厅里到处是喝完没扔的矿泉水瓶。那会儿他刚做完胆囊切除手术，出院没人照顾，儿子在网上发了招聘信息，一个月四千五，包吃住，活不重。

家政公司那边把我派过去的时候，说实话我是不太愿意的。伺候单身老头，说出去不好听，我闺女第一个反对。她在电话里嗓门拔得老高：“妈，你缺那点钱吗？你住过去算怎么回事？”

我在电话这头搓着手指头，不知道怎么跟她讲。她爸走了六年了，我一个人租住在城东城中村的单间里，一个月一千二的房租，水电另算。我不是缺那点钱，我是缺一个“不需要每个月从自己口袋里掏出去”的地方。四千五的工资加上不用交房租，每个月我能存下三千多。这些钱将来我闺女用得上，她用不上我自己养老也用得上。我跟她爸这一辈子没攒下什么，我不能老了老了还伸手问孩子要。

“妈就是给人做饭打扫卫生，”我说，“又不是去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闺女把电话挂了。后来她还是每个礼拜给我打一个电话，但开头永远是“你还在那边干着呢？”我说还干着呢，她就不说话了。

刚来老周家的头两个月，我们俩都别扭。他话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能从早看到晚，我做饭他就吃，吃完把碗一推又回去坐着。我受不了这种闷，就跟他在饭桌上找话说。问他菜咸不咸、饭硬不硬、明天想吃什么。他一开始就是“嗯”“还行”“随便”。后来慢慢地，他开始主动说了。说今天楼下老张头又跟他下棋耍赖了，说儿子给他寄了个按摩仪他也不会用，说燃气费好像比上个月贵了。

我也开始跟他讲我的事。我说我闺女在城南的电子厂上班，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还老加班。我说她谈了个对象是甘肃的，我不同意但也拦不住。我说我老家还有个老娘跟着我弟弟过，我每个月得打五百块钱回去。老周听这些的时候从来不打断我，有时候听着听着还会问一句：“那你弟弟对你妈好不好？”

这个“好不好”，问得我心里一酸。我弟媳那个人，面子上过得去，但真要说多尽心也没有。可我一个嫁出去的女儿，又出来做保姆挣钱，有什么资格去挑剔人家？我跟老周说这些的时候，他正在阳台上给那盆快死的绿萝浇水。水浇多了，从盆底溢出来，淌了一窗台。他拿抹布去擦，嘴里说：“你也不容易。”

就这四个字，我眼眶热了一下。我亲弟都没跟我说过这话。

大概第三个月吧，我们慢慢有了默契。早上五点半我先起来熬粥，他去楼下遛弯顺便买油条。吃完早饭我打扫卫生，他就在阳台看报纸。十点钟左右我们一块儿去菜市场，他负责拎重的东西，我挑菜砍价。中午吃完饭他午睡，我去洗衣服收拾厨房。下午他有时候去社区活动室下棋，有时候就在家看电视，我开始准备晚饭。晚上吃完饭我们一块儿看两集电视剧，一般都是抗战剧或者家庭剧，看什么他迁就我，偶尔也争两句，但从来不会真生气。九点半左右，各回各屋。

他住主卧，我住次卧，门对门。中间隔着一个卫生间。

这就是全部。

但外人看见的不是这些。

菜市场的人看见的是，我们每天一起出现，一起商量买什么，他付钱我装袋。小区保安看见的是，我们晚饭后偶尔在楼下散步，一前一后走两圈，像所有普通老夫妻那样。对门那个比我大两岁的刘姐，有回在楼道里截住我，压低声音问：“你们晚上，是睡一间吧？”

我当时手里正拎着垃圾袋，脸一下子热了。不是羞，是气。我说刘姐你想啥呢，人家是雇主，我是干活的。她一脸“你骗谁”的表情，撇撇嘴走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她家保姆告诉她的，说在别人家当住家保姆的，十个里面总有一两个跟雇主“搭伙过日子”的。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哪来的，也没地方去求证，但反正我是被归到那一两个里面了。

说实话，有些晚上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盏吸顶灯，也会琢磨这事。琢磨我跟老周到底算怎么回事。

说纯粹是雇佣关系，好像也不是了。他生病我会着急，他晚回来一会儿我会站在阳台上看。上次他下棋回来脸色发白，说头晕，我赶紧让他躺下，量了血压，又去药店买了药。他含了药片，靠着沙发慢慢缓过来，忽然说了句：“红姐，你在就好了。”那是他第一次叫我“红姐”，以前都是连名带姓叫“李红”。我应了一声，转身去给他倒水，手有点抖。

可要说真有什么别的，也没有。他从来没碰过我一下。有回夜里我听见他屋里咳嗽得厉害，敲了门进去，他坐在床边捂着胸口，脸涨得通红。我伸手去拍他的背，他下意识地往旁边躲了一下。那个躲的动作很小，但我们俩都感觉到了。我装作没看见，给他倒了杯热水递过去，他接了，说“你去睡吧”。我就出来了。

那个躲的动作，比什么话都说得清楚。他防着我，我也知道他那点防备。他儿子每个月给他打电话，话里话外都在问“家里那个保姆怎么样”。有一回我在厨房择菜，听见他在客厅跟儿子说：“就那样，还行吧，你不用担心。”那个语气，跟他平时夸我做的饭好吃的语气，完全不一样。

这才是真实的关系。

我们处得再好，中间也隔着一层纸。这层纸是他的房子、他的退休金、他儿子继承权里不可言说的一部分，也是我作为一个保姆必须守住的边界。他对我再好，每个月四千五是一分不少地放在信封里给我的。我对他再尽心，发了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往娘家打五百。

上个月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下午他在社区活动室下棋，我在家收拾衣柜。他主卧衣柜最上面一层放着一个旧铁盒子，平时从来不碰。那天我踩着凳子想把他冬天的毛衣拿下来晒，不小心碰掉了那个盒子。盖子弹开，里面掉出一沓信和几张照片。照片上是他和他老伴，年轻时候的，在公园划船，他老伴扎着两条辫子，笑得眼睛弯弯的。信是他老伴写给他的，看日期是九十年代，那会儿他在外地施工，两个人两地分居。信纸已经泛黄了，边角都卷起来。

我蹲在地上看了两眼，赶紧把东西收回去。可就在我要盖盒盖的时候，看见盒子最底下压着一张纸，上面是他的字，歪歪扭扭的，像是随手写的。就几行：

“桂芬，红姐这个人不错，但儿子不放心。我要是哪天走得急，你把存折收好，别让她看见。柜子钥匙在床头柜最里面。”

我看到“别让她看见”这四个字的时候，脑子嗡了一下。腿蹲麻了，扶着床沿才站起来。我把铁盒按原样放回去，衣柜门关好，毛衣也没心情晒了。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一直在看他。他坐在对面，低头扒饭，跟平常没什么两样。我给他夹了一筷子清蒸鱼，他说“够了够了”。我看着他已经花白的头顶和拿筷子的手背上的老年斑，忽然觉得他不是那个跟我一块儿逛菜市场的老周，而是另一个人。一个七十三岁——他老伴如果还在的话应该是这个岁数——的老头，盘算着身后事，怕儿子吃亏，防着我。

我不怪他。

真的不怪。换成我，我也会这样。我闺女将来要是知道我这么跟一个老头住着，她也会担心。人老了，手里就剩下这么点东西，房子、存折、儿子，一样都不能丢。他对我不错，是因为我把他照顾得好。可这份“不错”是有价的，它值四千五一个月，值一天三顿热饭，值半夜犯病有人递药。它不值一套房子，不值一张存折，更不值他儿子喊我一声“妈”。

想通这一点之后，我反而踏实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还是照常去菜市场。老赵又拿我们开玩笑，这次我没接话，也没生气。老周在旁边挑西红柿，什么也没听见似的。回来的路上经过社区小广场，几个老太太在晒太阳。其中一个我认识，姓孙，以前在纺织厂上班，退休金不高，跟儿子住。她看见我们，招招手让我过去。

“红啊，”她凑近我耳朵，“你那个老周，人不错。我跟你讲，你别多想，好好照顾他。等他百年之后，他儿子肯定不会亏待你。”

我看着她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忽然笑了一下。我说：“孙姨，他儿子亏待不亏待我，跟我没关系。我拿我的工资，干我的活。”

孙姨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答。我拎着菜跟老周上楼了。

楼道里，老周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他喘气有点粗，爬到三楼停了一下，扶着栏杆歇了歇。我伸手想扶他，手伸到一半又缩回来了。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继续往上走。

到了门口，他掏钥匙开门的时候，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一下没转开。他低着头说：“红姐，那个，柜子里的东西你看见了就看见了。我不瞒你。”

我站在他身后，手里的塑料袋往下坠着，那两个西红柿滚到了门口的地垫上。

“你知道了？”

“那个盒子我放在衣柜上面，你会不会去够我还不清楚？”

他把门推开，侧身让我先进。我弯腰捡西红柿，捡了两次才拿稳。进了门，他把钥匙往鞋柜上一扔，换了拖鞋走到客厅坐下，像平时一样拿起遥控器开了电视。新闻频道在播天气，南方有台风。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把菜拎进厨房，一样一样往冰箱里归置。豆腐放进保鲜层，西红柿洗了搁在灶台边，晚上打算做西红柿炒鸡蛋。水龙头哗哗响着，我听见他在客厅里咳了一声，又咳了一声。

往常这个时候我会喊一句“把药吃了”，但今天我没喊。

过了一会儿，他自己去倒水吃药了。塑料药盒打开又合上的声音很轻，但在安静的屋子里听得清楚。

我把手擦干，走到客厅门口。他坐在沙发上，水杯端在手里，眼睛看着电视屏幕。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在说“请广大市民注意防范”。

“周哥，”我说，“你那个存折，放好了。我不会去动。”

他没回头，端着杯子的手停了一下。

“我那边屋里，”他慢慢说，“床头柜最里面那个抽屉，有一张卡，里面有三万块钱。你拿着。干了快三年了，你也不容易。”

我没说话。

“不是别的意思，”他终于转过头来看我，“你别多想。”

我说：“我不多想。那卡我不要。你留着，万一有个急用。”

他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最终只是点了点头，又把头转回去看电视了。屏幕上已经切到本省新闻，说最近降温，提醒老年人注意添衣。

那天晚上我们照常一块儿吃饭，照常一块儿看电视。九点半的时候，他站起来往主卧走，经过我身边，停了一下。

“红姐，”他说，“明天还去买菜吧？”

“去。”我说，“明天买条鲈鱼，清蒸。”

他嗯了一声，关了卧室门。我也回了自己屋。门关上之后，两间屋子中间的卫生间里，水龙头滴了一滴水，砸在瓷砖上，格外响。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那盏吸顶灯，灯罩里积了一层薄灰。我想着明天早上还是要五点半起来熬粥，想着菜市场的老赵明天肯定还会开同样的玩笑，想着我闺女下个月过生日我得给她转两百块钱，想着老周那个铁盒子里的信，照片上他老伴的两条辫子。

想着这些，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五点半准时起来。走出房间的时候，发现厨房的灯已经亮了。老周站在灶台前，锅里煮着粥，他手里拿着个鸡蛋，正在磕。蛋壳掉进锅里一片，他拿筷子笨拙地往外捞。

我靠着厨房门框站了一会儿。

“周哥，”我说，“我来吧。”

他让开位置，把筷子递给我。粥在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窗外的天刚蒙蒙亮。楼下传来早起锻炼的人的脚步声，还有谁家在炒菜的滋啦声。日子照常过。

我捞着蛋壳，忽然想，也许这样就是最好的。两个人，一间屋，一日三餐，清清楚楚的关系，明明白白的边界。偶尔有一两句不该说的话，偶尔有一两个越界的动作，但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各做各的事，各吃各的饭。

只是那天去菜市场的路上，老周走在我右边，把我挡在靠墙的一侧。经过小区门口的时候，保安小赵笑着喊了一声：“周叔，又跟阿姨买菜去啊？”

这次老周没有沉默。

他停住脚，拍了拍小赵的岗亭窗户：“以后叫李阿姨。她姓李。”

小赵愣了一下，挠挠头笑了：“行行行，李阿姨。”

老周继续往前走，背着手，步子还是那么慢。我跟在他后面半步远的地方，低头看着他的后脚跟，一抬一落，一抬一落。走到菜市场门口，卖鱼的老赵远远看见我们，把一条活鲫鱼从水池里捞出来，举着刀大声喊：“来了啊——今天这鱼新鲜！”

老周回头看了我一眼。

“买一条？”他说。

“买一条。”我说。

老赵的刀落在案板上，鱼鳞溅起来，甩了我一袖子水。我拿手背擦了擦脸，跟着老周往摊位里面走。阳光从铁皮棚的缝隙里漏下来，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也照在我起了毛球的袖口上。

菜市场里人来人往，没有人再问我们是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