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的德维·苏贾特莫科已经一个多月没回家了。
他是一名印尼志愿消防员,在南加里曼丹的泥炭地火场连轴转。他描述那里的烟雾“像催泪瓦斯”,“直接钻进鼻子,熏得眼睛火辣辣地疼”。他和同伴用的是手工工具、手推车和便携式水泵,对付的是一种几乎无法扑灭的地下火。
“我们已经离家好几个月了,”他说,“希望雨能早点来。”
这场从7月烧到10月的大火,已经烧掉了近90万公顷土地,面积相当于东京的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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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在地下烧,这才是真正的麻烦
大多数人以为森林大火就是明火,水一浇就灭。但印尼这场不一样。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芳解释了一个关键区别:泥炭地火灾的危险在于“阴燃”——一种无明火、低温、缓慢的地下燃烧。
泥炭地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土壤系统,富含有机质、长期积水。自然状态下它像“蓄水海绵”,不容易燃烧。但一旦被开沟排水、清除植被,它就变成了高可燃物层。
更让人不安的是,这种火能在地下持续数周甚至更久。即使地面火头被扑灭,它随时可能复燃。
印尼自然保护组织的泥炭地研究员妮萨·诺维塔博士说得更直接:泥炭地一旦被排干或点燃,就可能变成“碳炸弹”,迅速向大气释放巨量温室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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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飘到哪,灾就到哪
吉隆坡的官方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170,属于“不健康”水平。瑞士空气监测机构IQAir按另一套标准计算的指数一度达到224,让吉隆坡成为当天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主要城市。
马来西亚教育部长法丽娜下令全国四个州和两个联邦直辖区全面停课。受影响的学生,超过200万。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表示烟霾情况令人担忧,他已致电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印尼方面同意采取必要措施。
新加坡的情况同样严峻。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介乎135至192,中部地区最严重。当局预测可能突破200,已准备好N95口罩。
而本周末,F1新加坡站就要开赛了。赛车手们可能要戴着口罩上赛道。
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说,已针对不同空气污染指数制订应变预案,包括向赛道内人员通报烟霾情况、提供医疗协助及N95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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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反复提及的数据:56%
印尼“烧芭开垦”的做法,被企业视为清理土地种棕榈树最便宜、最快速的方式。调查显示,去年七月至八月期间,56%的森林和土地火灾发生在已获得棕榈油种植许可或森林利用许可的区域之内。
也就是说,过半的火点,烧在合法经营的土地上。
印尼警方逮捕了72名纵火嫌犯,总统普拉博沃也警告将撤销涉案企业执照。但大型企业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案例,寥寥无几。
西加里曼丹省的原住民和民间团体今年正式起诉总统及政府官员,指控政府明知火灾风险却未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一个被反复引用的判断是:政府年年“救火”,却无心“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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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烧掉的不只是森林
截至9月11日,印尼今年的火灾碳排放量达到7620万吨碳,占全球总量的约三分之一。这个数字相当于74座燃煤电厂一年的排放量。
印尼的温室气体排放大部分来自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部门。按照向联合国提交的气候承诺,印尼的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林业部门“净吸收”——吸收的温室气体超过排放的。
但绿色和平印尼高级研究员萨普塔·阿南达说,没有具体行动来修复受损的泥炭地生态系统,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
问题在于,印尼绝大部分泥炭地已被排干水分。即便不起火,排干的泥炭地也在持续排放二氧化碳。
健康代价同样触目惊心。7月至9月,印尼录得近17.5万宗与山火有关的呼吸道感染个案。中加里曼丹有两名志愿消防员在灭火后因健康状况恶化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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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关键问题,不在火场里
《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2002年就已签署,2003年生效,所有成员国2015年完成批准。但多年来烟霾反复发生,协定缺乏真正有效的监督和问责机制——没有具约束力的罚则,不能跨境调查,也难以迫使成员国公开涉事企业名单。
马来西亚砂拉越的空气污染指数一度突破危险水平,当地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区域层面的集体行动,始终停留在“开会、发声明”的阶段。
“不干涉内政”原则被用作不作为的挡箭牌。当印尼土地上的一把火可以让砂拉越学校停课、让新加坡人不敢出门时,烟霾早已不是任何一国的内政,而是区域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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