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任副国务卿后，坎贝尔才敢吐真言：中国是伟大国家，美必须接触

前言

库尔特·坎贝尔最近在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说了一句话，在华盛顿外交圈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强大的国家，在全球拥有广泛利益，遏制中国是不可能的。中国是一个需要积极接触的国家，用‘遏制’的思路看待中国是行不通的。”

这句话本身并不新鲜。新鲜的是说这句话的人。坎贝尔不是普通的中国问题观察者，他是拜登政府的“印太沙皇”，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核心推手，是“小院高墙”对华技术限制政策的主导制定者。过去十几年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他的直接参与。2021年，他在斯坦福大学公开宣布“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主导模式将是竞争。现在他改口了。

需要先弄清楚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是现在？

美国在职高级外交官员的对外表态，从来不是个人学术判断，而是经过白宫和国务院层层把关的政策信号。坎贝尔担任常务副国务卿期间，他的每一次公开讲话都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官方延伸。在那种位置上，即便他私下已经意识到遏制路线走不通，也不可能公开否定自己参与制定的战略框架。2021年到2025年，他必须按照既定政治基调推进工作，推动“小院高墙”、完善四边机制，这些都是岗位赋予的硬性任务。

卸任之后，约束消失了。坎贝尔现在是亚洲集团的董事长，这个身份让他可以说出在职时不能说的话。但真正让他改口的，不是身份的转变，而是他在执行遏制战略的过程中亲眼看到的现实：所有手段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四边机制为什么跑不动

坎贝尔在采访中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不认为四边机制会成为直接遏制中国的工具，我觉得这种思路已经过时了。”四边机制是他亲手参与创建的，现在他说这个机制不能用来遏制中国，等于承认这套设计从一开始就存在结构性缺陷。

缺陷在哪里？在于区域各国没有一个愿意彻底绑定美国的对华对抗框架。东南亚国家坚持中立发展路线，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印度始终把战略自主放在第一位，不会沦为任何大国的区域工具。日韩虽然与美国有同盟关系，但它们的供应链、贸易和投资深度嵌入中国市场，全面脱钩的代价是它们无法承受的。

一个遏制联盟如果连成员国的核心利益都无法统一，它的实际效力就只能停留在联合声明和部长级会议的层面。坎贝尔在任期间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他只是不能说。

接触不等于友好

这里需要做一个重要的区分：坎贝尔主张接触，不等于他变成了“亲华派”。他在同一次采访中明确肯定四边机制和AUKUS的价值，认为即便中美关系进入更稳定阶段，这些机制仍将发挥“强化威慑力、推动地区平衡”的作用。

他的逻辑已经完成了迭代：不再追求用单一联盟体系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而是转向竞争与管控并存的模式。这种转变不是出于善意，而是出于成本核算。持续对抗需要美国投入大量外交、经济和军事资源，而结果是中国的发展势头没有被遏制，美国自身的盟友关系反而出现松动。坎贝尔在采访中甚至点名批评特朗普对盟友“投入不足”，说美加关系的现状令人震惊。这是一个务实派看到资源错配后产生的焦虑。

台海问题上的微妙措辞

坎贝尔在专访中谈台湾问题时，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认为美中关系的重大成就之一是“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但这项成就“鲜少被提及”。他同时强调，将对台军售视为谈判筹码存在战略风险，可能动摇数十年来协助两岸稳定的信心基础。

这段话值得仔细读。坎贝尔没有说美国应该放弃对台军售，他说的是不要把军售当作筹码来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政策立场，后者是策略建议。一个“印太沙皇”在卸任后提出这种建议，说明他在任职期间就已经意识到，台湾问题上的过度操作正在侵蚀美国自己建立的稳定框架。

这不意味着中美关系会转向

坎贝尔的表态有实际价值，但不能过度解读。他否定的是全面遏制的极端路线，不是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竞争。四边机制、AUKUS、技术限制，这些工具他依然认为有存在的必要，只是定位从“遏制”调整为“平衡”和“威慑”。

这种调整在操作层面的意义是：美国会继续在印太地区保持军事存在和联盟体系，但不会把全部筹码押在对华对抗上。它会留出接触的通道，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朝鲜半岛等议题上寻求合作。这不是战略善意，而是资源有限条件下的理性配置。

坎贝尔的改口不会让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号：美国对华政策圈中最核心的那批人，正在从“遏制幻觉”中清醒过来。他们发现，一个拥有完整产业体系、广阔市场空间和稳定发展态势的国家，不可能被外部力量遏制住。继续把资源投入一场打不赢的博弈，损失的只会是美国自己的战略弹性。

这个认知在美国决策层中扩散的速度，将决定未来几年中美关系的实际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