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最富地区，为何反复闹分家？加泰罗尼亚千年旧账

在西班牙东北角，比利牛斯山与地中海之间夹着一块土地，它的面积只占全国约6%，人口800万上下，约为全国的六分之一，却撑起西班牙约五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出口占到全国四分之一左右。

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在这里，建了140多年仍未完工的圣家族大教堂在这里，全世界最知名的足球俱乐部之一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也在这里。

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是西班牙经济总量第一的地区，直到近几年才被首都马德里反超。

这个地方，就是加泰罗尼亚。

按常理，日子过得这样滋润，该是全国最不想闹事的。

偏偏就是它在2017年搞了一场被西班牙宪法法院裁定违宪的独立公投：防暴警察冲进投票站搬走票箱，数百人受伤；自治政府主席宣布独立后连夜出走比利时，留下的9名独立派政治人物被判入狱，最长刑期13年。

更耐人寻味的是，加泰罗尼亚人每年最隆重的民族日定在9月11日，纪念的不是一场胜仗，而是三百多年前一场一败涂地的守城战。

一个把惨败当节日的地方，一个越有钱越想分家的地方背后到底压着一笔怎样的旧账？

故事要从一千二百多年前讲起。

公元711年，北非穆斯林大军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几年之间几乎吞下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统治半岛的西哥特王国一夜土崩瓦解。

穆斯林军队一路北上，甚至翻过比利牛斯山，最终被法兰克人挡了回来。

法兰克君主查理曼不仅守住家门，还反手反攻，派兵翻越南山。

801年，查理曼之子路易率军攻下巴塞罗那。

法兰克人在比利牛斯山南麓设立一连串伯爵领地作为抵挡穆斯林的缓冲带，史称“西班牙边区”。

这一点非常关键，西班牙其他大部分地区是由西北部阿斯图里亚斯等基督教小王国一路南下收复的，他们自认是西哥特王国的正统传人；而加泰罗尼亚的出身是法兰克帝国的边防军区，与山北面的欧洲大陆一脉相承。

从出生那天起，它和后来的西班牙中心就不是写在同一本族谱上的人。

边区里的伯爵本是法兰克皇帝委派的地方官，9世纪末，一个绰号“多毛者”的强硬人物威尔弗雷德趁法兰克帝国内乱，临终前直接把地盘分给几个儿子，巴塞罗那伯爵从此由委任官职变成世袭家业。

传说他为法兰克国王浴血奋战，国王用手指蘸着他伤口的血，在金色盾牌上画出四道血痕——这就是今天加泰罗尼亚红黄条纹旗的由来。

一面旗帜的来历都要和流血扯上关系，本身就说明了这里的人想怎样记住自己。

真正的分手在985年，那一年，南方伊斯兰政权的大军把巴塞罗那洗劫一空，伯爵博雷尔向法兰克宗主求救，却迟迟等不到一兵一卒。

两年后，法兰克新国王要求他进京宣誓效忠，博雷尔不予理睬。

从那时起，巴塞罗那开始自己做主。

危难关头没人搭救，事后就别怪人家不再认你当老大，这个道理，加泰罗尼亚人一千年前就懂了。

独立后的巴塞罗那不断壮大，转机出现在1137年。

邻国阿拉贡国王拉米罗二世本是修士，为延续香火还俗，生下女儿佩德罗尼拉。

女儿刚满一岁，他便将女儿许配给巴塞罗那伯爵拉蒙·贝伦格尔四世，连带整个王国一并托付，自己回了修道院。

这桩婚姻催生了一个新的政治组合，史称阿拉贡联合王国。

但它不是中央集权国家，更像一家合伙公司：阿拉贡、加泰罗尼亚，以及后来打下的瓦伦西亚、马略卡，各有各的法律和议会。

大家供奉同一个君主，家规却各自保留；国王收税、征兵，得逐个议会去谈，谈得拢才有钱有人。

这种君主与臣民立约、照约办事的传统，加泰罗尼亚人称为“契约主义”，后来深深刻进他们的政治基因，也埋下几百年后与中央冲突的伏笔。

此后两三百年是加泰罗尼亚的黄金时代，王国名义上以阿拉贡为名，钱和船却都在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商人才是这家合伙公司真正的大股东。

他们先后拿下马略卡、瓦伦西亚、西西里、撒丁岛和那不勒斯，阿拉贡的旗帜插遍半个地中海。

海军名将罗杰·德·洛里亚夸口：在地中海，就算是一条鱼，身上不带着阿拉贡国王的纹章都不敢浮上水面。

他们还建立起一套中世纪欧洲相当先进的制度，1359年，议会成立常设机构，负责收税、监督王室开支，这就是“自治政府”，其名称沿用至今。

新国王登基，先要在议会面前宣誓遵守加泰罗尼亚法律才能换来效忠。

但盛极必衰，黑死病让人口锐减。

1410年，国王马丁一世绝嗣，巴塞罗那伯爵传了五百多年的血脉断绝。

王位悬空两年，各地代表在小镇卡斯佩开会表决，选出的不是本地贵族，而是卡斯蒂利亚王子费尔南多。

卡斯蒂利亚是半岛中部大国，也就是后来西班牙的核心。

约六十年后，费尔南多的孙子——也叫费尔南多，与卡斯蒂利亚女继承人伊莎贝拉结婚。

这段婚姻被后世视为西班牙的诞生，但起初仍是合伙关系：海关、货币、法律、议会各自分开，两地运货还要过关交税。

1492年，伊莎贝拉资助哥伦布出海，发现了美洲。

美洲是卡斯蒂利亚的：去新大陆的船都要经塞维利亚出入，金银、香料、殖民地生意由卡斯蒂利亚一手包办，加泰罗尼亚商人基本没份。

世界贸易重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加泰罗尼亚就像一家老字号酒楼，突然发现整条街的人流都改了道，门口冷清得可以罗雀。

此后两百年帝国风光，他们大多只能在旁边看着。

帝国打仗越多越要钱，越要钱越想向周边伸手。

17世纪，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四世的首相奥利瓦雷斯见帝国四面开战、财政吃紧，提出计划：既然同奉一位国王，就不该只让卡斯蒂利亚出钱出命，阿拉贡、加泰罗尼亚、葡萄牙都要按比例分摊军费。

这个计划在马德里看来合情合理，在巴塞罗那看来却是赤裸裸的违约，按几百年来的规矩，加泰罗尼亚议会不点头，国王不能在此征兵抽税。

1635年西班牙与法国开战，加泰罗尼亚恰是前线，大批军队开进当地，按惯例在农民家中食宿。

这些兵素来兵贼不分，抢粮烧屋、欺凌妇女，民怨沸腾。

1640年6月7日正值天主教圣体节，大批从乡下进城找活的收割农民涌入巴塞罗那，一言不合便爆发暴动，冲击官府。

代表国王坐镇的总督想从海边搭船逃走，在沙滩上被人追上乱刀砍死。

这一天后来被称为“血色圣体节”，这场起义史称“收割者战争”。

今天加泰罗尼亚的官方歌曲就叫《收割者》，歌词大意是：挥起镰刀，保卫土地。

起义之后，自治政府主席、教士保·克拉里斯做了个大胆决定：既然西班牙国王不讲道理，就转投法国国王。

加泰罗尼亚宣布奉法王路易十三为巴塞罗那伯爵，可大家很快发现，法国人的兵一样是兵，法国人的税一样是税，换了个老大，日子没好多少。

打打停停十二年，1652年巴塞罗那在围城中陷落。

1659年，西法签订和约，加泰罗尼亚在比利牛斯山以北的大片土地，包括佩皮尼昂一带，被直接割给法国，这片地方今天叫北加泰罗尼亚，至今仍是法国领土。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1640年半岛西边的葡萄牙也趁机起义，经过二十多年苦战，于1668年赢得独立。

同一个时势、同一个敌人，葡萄牙成了国家，加泰罗尼亚以割地收场。

不过这一次西班牙国王还算网开一面，平定后大致保留了加泰罗尼亚的议会和法律。

真正的大劫要等半个多世纪以后。

1700年，卡洛斯二世绝嗣病死，遗嘱把王位传给法王路易十四之孙费利佩。

法国若再吞下西班牙，整个欧洲都不答应，英国、荷兰、奥地利结盟，扶持奥地利的卡洛斯大公争位，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

加泰罗尼亚起初接受了费利佩五世，他也在巴塞罗那召开议会、宣誓守法。

但当地人对波旁王朝的中央集权作风一向有戒心，1705年与英国秘密签约：英国保障其传统权利，加泰罗尼亚则倒戈支持奥地利大公。

1711年，大公之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病逝，大公要回维也纳继位。

英国人一算账：若大公身兼皇帝与西班牙国王，岂不又造出一个超级巨无霸？

于是抽身，1713年签订《乌得勒支和约》，承认费利佩五世为西班牙国王，当初对加泰罗尼亚的承诺则一笔勾销。

被盟友抛弃后，加泰罗尼亚各界代表开会，在投降与死守之间选择了死守。

1713年夏起，巴塞罗那被法西联军团团围困，援兵渐少，粮食渐缺，炮弹日夜落下。

联军统帅贝里克公爵是英王詹姆斯二世的私生子——一个流着英国王室血液的将军，带着法西军队去攻打一座被英国出卖的城市，何其讽刺。

1714年9月11日，联军发动总攻，城墙多处被炸开。

巴塞罗那市政首长卡萨诺瓦亲自举着城市守护圣女的旗帜冲上缺口，大腿中枪倒地。

打到黄昏，守军无力再战，城破，十四个月的围城就此收场。

若拍电影，结局该是英雄战死；真实历史更耐人寻味：卡萨诺瓦没死，医治后躲藏一时，几年后获特赦，回乡继续当律师，活到八十多岁。

19世纪民族主义兴起，他才被捧为英雄，铜像立在巴塞罗那。

所谓英雄，有时不是当时的人定的，而是后来的人出于需要。

城破之后，清算毫不留情。

城东还建起巨型堡垒，整个街区上千间民居被夷为平地，炮口不对准外敌，而对准市民。

堡垒百余年里都是最大的屈辱标志，19世纪拆除后原址成为城堡公园。

瓦伦西亚和阿拉贡早几年也被废除本地法律，唯独巴斯克与纳瓦拉例外——他们始终支持费利佩五世，论功行赏，保留了自行收税等特权。

这笔账影响至今：巴斯克和纳瓦拉可收走辖区全部税款，再按协议交一份给中央；加泰罗尼亚的税却由中央统一征收、统筹分拨。

一个钱包自己攥着，一个钱包攥在别人手里。

站对队的人三百年后还在收利息，站错队的人三百年后还在还利息。

9月11日后来成为加泰罗尼亚民族日，多数民族的国庆都在庆祝胜利，加泰罗尼亚人却选择纪念自己失去一切的那一天。

把最痛的伤疤定为节日，意思很明显：不是庆祝，而是不准忘记。

历史也有黑色幽默的一面，废除特权的同时，地区间关卡也被拆掉，加泰罗尼亚货物得以自由进入整个西班牙市场。

18世纪后期，美洲贸易开放，巴塞罗那的船终于能直接驶往新大陆。

失去政治权力的加泰罗尼亚人把全部精力投进赚钱：面包、印染、酒类、出口、航运，一样接一样做起来。

当地有句老话：加泰罗尼亚人连石头都能做出面包。

说的就是这种精打细算、勤劳谋生的本事。

19世纪，工业革命的风吹到伊比利亚半岛，第一个接住的就是加泰罗尼亚。

1832年，巴塞罗那建成西班牙第一座蒸汽机驱动的工厂；1848年，西班牙本土第一条铁路在巴塞罗那与海边小城马塔罗之间通车。

纺织厂一间接一间盖起，烟囱一根接一根竖起，加泰罗尼亚被称为“西班牙的工厂”，巴塞罗那被称为“西班牙的曼彻斯特”。

当西班牙大部分地区仍是地主和农民的天下，这里已出现一批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家和产业工人。

利益一分化，矛盾就来。

工厂老板要求高关税保护布匹，抵御英国便宜货；中部和南部大地主却想自由贸易，卖出农产品、买进便宜外国货。

马德里常常站在地主一边，加泰罗尼亚人觉得自己是家里养家的儿子，家事却从来轮不到自己做主。

19世纪的西班牙，政变一场接一场，宪法一部接一部。

1842年巴塞罗那起义，埃斯帕特罗将军下令从山顶炮台向城市开炮，上千发炮弹把城市炸得焦头烂额。

民间流传一句据称出自他口的话：为了西班牙好，每五十年就该轰炸一次巴塞罗那。

此话真伪史学界没有定论，但它流传百余年，本身就说明了当地人怎样看马德里。

高迪的古埃尔公园、巴特罗之家和圣家族大教堂，都是这个年代的产物。

1898年，西班牙与美国开战，一败涂地，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全部失去。

对西班牙，这是帝国最后一抹残阳；对加泰罗尼亚老板，这是丢掉了古巴这个大客户。

许多人由此认定：马德里连帝国都守不住，跟着他们没前途，我们要自己做主。

20世纪初，第一个成规模的地方主义政党——地区主义联盟成立，背后是工商界大老板。

他们不求独立，只求在西班牙之内拥有行政和财政自主权。

1905年，一批军官因讽刺漫画冲进报馆打砸，中央政府非但不处罚，反而把冒犯军队案交军事法庭审理，激得各党派罕见团结、选举大胜。

1914年，加泰罗尼亚争取到1714年后第一个自治机构——加泰罗尼亚联合体，四省行政合一，虽只存在十年，却办学校、修公路、统一语言拼写，成绩亮眼。

工业化也带来贫富悬殊，罢工、暗杀不断。为恢复秩序，许多大老板欢迎军人出手。

1923年，军区司令普里莫·德·里维拉发动政变、建立独裁，资产阶级一度拍手叫好。

他坐稳江山后，便禁止公开使用加泰罗尼亚语、禁止挥舞地区旗帜，1925年解散联合体。

请狼进屋的人，往往第一个被狼咬。

1931年第二共和国成立；1932年，议会通过加泰罗尼亚自治章程——失去自治二百余年后，加泰罗尼亚再次拥有自己的政府和议会。

1933年底，律师出身的孔帕尼斯出任自治政府主席，他的结局是加泰罗尼亚近代史最悲壮的一幕。

1934年马德里政局右转，孔帕尼斯担心自治成果不保，于10月6日宣布成立“联邦共和国框架内的加泰罗尼亚国”。

驻军随即炮轰政府大楼，十小时内将其平定，他与整个政府被捕，判刑三十年，直到1936年初人民阵线赢得大选才获释复职。

1936年7月，佛朗哥等将领发动政变，内战爆发，巴塞罗那成为共和国最重要的堡垒之一。

1939年1月佛朗哥军队开入巴塞罗那，几十万难民翻山逃往法国，隆冬山路上留下一路尸体和行李。

孔帕尼斯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攻占法国后，盖世太保将他逮捕、交给佛朗哥政府，他在蒙特惠奇城堡受审仅一天就判处死刑。

当年10月15日清晨，他被押到城堡壕沟，临刑前坚持脱下鞋袜，赤脚踩在故土上，喊出最后一句话：“为了加泰罗尼亚！”

他常被认为是欧洲唯一被处决的、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在任政府首脑。

佛朗哥的惩罚比费利佩五世有过之而无不及：自治政府和议会再遭废除，加泰罗尼亚语被赶出学校、媒体和政府机关，街上贴满“讲帝国的语言”等标语；新生儿不能用加泰罗尼亚语名字登记，“霍尔迪”必须改成“豪尔赫”。

战后清算中，仅加泰罗尼亚就有数千人被枪决，更多人入狱或流亡。

被压得喘不过气，总要找个出口，加泰罗尼亚人找到的是足球场。

巴萨主场成为少数还能成千上万人聚在一起、用加泰罗尼亚语呼喊的地方；巴萨与皇家马德里的对决也从体育竞争慢慢变成巴塞罗那与马德里、加泰罗尼亚与中央政权之间的一场“代理战争”。

1968年，巴萨主席的一句话后来成为俱乐部口号：巴萨不只是一家俱乐部。

佛朗哥时代也有另一面，50年代末起西班牙经济起飞，加泰罗尼亚再次领跑，汽车、化工、旅游业齐头并进，全国穷人蜂拥而至。

1950年至1975年，大量来自安达卢西亚、埃斯特雷马杜拉的移民涌入，人口从三百多万增至五百多万。

这件事影响深远：今天一大半加泰罗尼亚人的父母或祖父母来自外地，他们同时保有两种归属感。

独立运动始终冲不过绝对多数，这是关键因素之一。

1975年11月佛朗哥病死，西班牙开始向民主过渡。

1977年10月，流亡数十年的自治政府主席塔拉德利亚斯回到巴塞罗那，在政府大楼露台上对着人山人海说：“加泰罗尼亚的公民们，我终于回来了！”

这句话今天在当地几乎无人不晓。

1978年新宪法通过，它是各方妥协的产物：既承认西班牙由不同民族和地区组成、有权自治，又写明西班牙民族不可分割的统一是宪法基础。

第155条还留了一道后门：自治区若严重违宪、损害国家整体利益，中央可经参议院批准强制其就范。

当年此条并无异议，三十九年后却成为压在加泰罗尼亚头上的大山——而宪法公投时，加泰罗尼亚超过九成人投了赞成票。

1979年新自治章程通过；次年，民族主义政党领袖普霍尔当选自治政府主席，一当二十三年，堪称现代加泰罗尼亚的国父式人物。

他风格务实，名言是“鱼进篮子”——别把口号喊上天，能拿到的就一口一口拿回家。

其政党在马德里议会长期掌握关键少数，每撑一次场就换回一样权力：个税分成、交通管理权、自己的警察部队。

1996年，人民党领袖阿斯纳尔为争取他支持，连“我私底下也会讲加泰罗尼亚语”都说得出口，至今被传为笑谈。

普霍尔时代，加泰罗尼亚推行语言沉浸式教育，公立学校以加泰罗尼亚语授课，西班牙语作为一门课程；又成立加泰罗尼亚语电视台。

1992年巴塞罗那举办奥运会，城市一跃成为全球旅游热点。

表面上，各方似乎找到了平衡点，当时公开支持独立的人只有一两成。

但有一样东西他没有拿到：像巴斯克那样自行收税的权利。

70年代末，巴斯克与纳瓦拉凭历史特权拿到经济协定，加泰罗尼亚则进入普通制度。

个中原因众说纷纭，这笔账后来却成了所有矛盾的火药桶。

独立运动最直接的理由还是钱，和许多国家一样，西班牙由富裕地区多交税，中央再拨给贫困地区，这叫财政转移。

加泰罗尼亚交的税远多于拿回来的公共开支，按自治政府自己的算法，缺口最高可达经济总量的8%，即每年约200亿欧元；马德里和不少经济学家则称算法有问题、数字没这么大。

但它是净付出一方，无人否认。

问题不只在交多少，还在交了之后得到什么。

他们抱怨：连通欧洲的铁路干线拖了十几年，机场扩建要看马德里面色，南部某些小城却建起乘客寥寥的高铁和机场；再分配之后，一些原本更穷的地区，人均公共资源反而更多。

“西班牙在抢我们的钱”由此成为街头口号。

南部人则反唇相讥：加泰罗尼亚的工厂雇的是我们的人，货卖给整个西班牙，你有今天难道没有我们的份？

财政本是技术问题，一旦和民族情绪挂钩，就永远谈不拢。

真正的转折点是2006年的新自治章程，2003年，加泰罗尼亚新政府提出修章，工人社会党领袖萨帕特罗为争取选票公开承诺：议会通过什么章程，他都支持。

2005年，议会以近九成赞成通过草案，写明加泰罗尼亚是一个“民族”，要求更大的财政自主权和语言优先地位。

草案送到马德里，议会大刀阔斧删改，一位社会党元老事后还得意地说，他们像木匠刨木头一样刨了一轮。

2006年公投，赞成近七成四，投票率却只有一半。

人民党仍不买账，全国联署反对，并向宪法法院提出违宪审查。

法院一审四年，2010年6月28日判决：章程14条违宪，二十几条须按法院解释方才有效；“民族”字眼不具法律效力。

这犹如一记耳光：本地议会、西班牙议会、本地公投全部走完，几个法官一句话就推翻，还有什么规矩可言？

两周后巴塞罗那大规模游行，口号是“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自己决定”。

学者多认为，主流情绪从此由“争取自治”转向“离开西班牙”。

同一时间，全球金融海啸袭来，西班牙楼市泡沫破裂，失业率最高冲上26%，年轻人失业率过半。

加泰罗尼亚政府财政吃紧，大幅削减医疗、教育开支。

当人人都觉得日子难熬，“没有马德里拖后腿，我们会好得多”便格外入耳。

2012年9月11日，上百万人涌上街头，横幅写着“加泰罗尼亚：欧洲的新国家”。

九天后，马斯与首相拉霍伊谈判，要求类似巴斯克的财政协定，被一口回绝。

这位温和亲商的建制派眼见街头如此、谈判碰壁，便顺势转舵，由要钱变为要独立。

此后声势日涨，2014年，一场无法律效力的非正式咨询举行，二百多万人投票、八成支持独立，马斯事后被禁止担任公职两年。

2015年，独立派把议会选举定性为“变相公投”，赢得过半席位，得票率却只有47%出头；因激进左翼小党拒绝支持，马斯最终让位，接手的是前记者、前赫罗纳市长普伊格德蒙特——一个本打算做好市长的人，被推上了历史风口浪尖。

普伊格德蒙特上台即承诺任期内举行正式公投。

2017年9月初，议会在反对派离场抗议下强行通过公投法和所谓过渡法，规定赞成票多就宣布独立，不设最低投票率门槛。

宪法法院随即冻结两法，马德里宣布公投非法。

10月1日，公投照样举行。

马德里调派数千名国家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冲进由学校改成的投票站搬走票箱，用警棍和橡皮子弹驱散人群，画面经直播传遍世界。

自治政府称近900人受伤；本地警察则大多站在一旁、执法温和。

官方公布220多万人投票、九成支持独立，投票率仅43%——反对独立者基本全部抵制。

两天后，费利佩六世发表电视讲话，严厉谴责自治政府“不忠”，双方再无转圜余地。

接下来，“有钱”这个身份反咬一口。

一周内，两大银行分别把注册总部迁往瓦伦西亚和阿利坎特；马德里特意修法方便迁册，几个月内几千家企业陆续迁出，虽大多只搬地址、厂房员工未动，信号却很清楚：资本最厌恶风险，要做实验请自便，一些原本为钱支持独立的人开始犹豫。

10月10日，普伊格德蒙特在议会宣布独立，约八秒后又宣布暂缓，想留出谈判空间。

这“八秒钟的独立”被各方嘲笑许久，马德里也不给任何余地。

10月27日下午，议会通过独立宣言；几乎同时，参议院批准启动第155条，拉霍伊宣布解散加泰罗尼亚政府和议会、中央直接接管，12月重选。

所谓加泰罗尼亚共和国，没有一个国家承认，没有控制一个边境关卡，连自治政府楼上的西班牙国旗也没有降下。

几天后，普伊格德蒙特与几名部长秘密出走比利时，住进小镇滑铁卢——正是拿破仑兵败之地；副主席容克拉斯等人被收押。

12月重选，得票最多的单一政党是反对独立的公民党，但独立派相加仍保住过半席位：一半人想走，一半人想留。

2019年，最高法院判容克拉斯煽动叛乱、滥用公款，获刑13年，其余8人获刑9至12年，巴塞罗那连续数晚骚乱；普伊格德蒙特则因各国法院拒绝按重罪引渡而留下。

此后独立成了政治交易筹码，2018年工人社会党桑切斯出任首相，施政常需独立派票数，于是先特赦入狱9人，组阁之际又推动大赦法。

几年前喊打喊杀，几年后谈判桌上称兄道弟。

2024年选举，独立派十几年来首次失去议会多数，工人社会党伊拉成为首位不支持独立的自治政府主席；普伊格德蒙特仍留比利时遥控。

想做开国元勋的人，最终住在滑铁卢，这种剧本编剧都不敢这么写。

如今的加泰罗尼亚，独立热度明显降温。

自治政府下属民调机构显示，支持者从2017年前后接近一半回落到四成左右，反对者重新过半。

一来大赦之后情绪冷却，二来经济复苏，三来人们见识过2017年的结局，明白没有国际承认、没有欧盟支持、没有半数以上市民站在身后，独立只是一场代价高昂的街头剧。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西班牙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总想分家？

第一，它从出生起就和西班牙不是同一个来源，结合靠王室婚姻而非征服，在许多人看来是合伙而非归顺，合伙人觉得委屈，自然会提散伙。

第二，它有一长串被打压的记忆，从1714年到佛朗哥时代，每一次争取自主都被收回，2010年的判决不过是最新一集。

第三，它有钱，有钱就有底气，也有怨气——最难受的不是出钱，而是出了钱没人感谢、没有话语权，与巴斯克一比，落差格外刺眼。

第四是时势，金融海啸后的苦况让一部分人的理想变成普通人的出口，马德里的强硬又把温和派一步步推向独立。

但反过来，独立之所以停留在“想”，也有现实原因。

它的钱和西班牙市场分不开，最大的客户就是西班牙本身；它想留在欧盟，可成员国各有各的分离主义难题，没有谁会为它开先例；它有一半人想走，另一半人——多为移民后代——同时自认加泰罗尼亚人和西班牙人，不愿二选一。

2017年的企业出走潮把矛盾摆上台面：独立的理由是有钱，独立最大的代价，是可能保不住这些钱。

加泰罗尼亚人形容自己的性格有两个词。一个叫“seny”，意为精明、理性、会算账，是能从石头里做出面包的务实；另一个叫“rauxa”，意为一时冲动、热血上头，是1640年怒斩总督、1714年死守孤城、2017年冲向投票站的那股劲。

一千多年的历史，就是这两种性格轮流当家：seny让它富甲一方，rauxa让它屡败屡战。

从查理曼的边区到地中海霸主，从1714年的废墟到西班牙的工厂，从孔帕尼斯赤脚立于壕沟，到普伊格德蒙特远走滑铁卢，加泰罗尼亚输过很多次。

但每次输完，它都把失败写进节日、歌曲和记忆，然后继续赚钱，继续等。

所谓成王败寇是赢家定下的规矩，输家也有输家的活法，那就是把每一笔旧账记得清清楚楚。

至于这笔账何时再翻出来，下一回是seny当家还是rauxa当家，就要看历史下一张牌怎么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