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 | 这两名教授为什么能得奖？

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E·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突出贡献。

诺奖官网称，两位经济学家构建了全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我们实施有效稳定政策的能力。基于这些模型，适时出台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措施能够平抑经济的波动。

构建宏观经济模型，平抑经济波动

公开资料显示，霍尔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8年起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及该校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2004年，霍尔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NAS）院士，2010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同时，他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计量经济学会会士。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肖小龙2013年发表文章称，与持有理性预期思想的经济学家对凯恩斯理论的排斥态度不同，霍尔主张吸收传统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他肯定了需求对生产的决定性作用，据此对宏观经济运行中发生的现象进行考察，并将这些现象引入其经济学理论。同时，霍尔也肯定了政府调节需求的经济政策对经济波动的缓和作用。

伍德福德则先后获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顶尖高校。

伍德福德被视作现代新凯恩斯货币政策理论的奠基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副教授沈吉对贝壳财经记者表示，其《利息与价格》（2003）著作，展现了如何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货币政策，为通胀目标制构建微观基础。

“该书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各国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标准参考教材。他特别强调预期与央行沟通的重要作用，分析了管控市场预期和政策沟通在让货币政策实施发挥效用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这为当今前瞻性指引构建了理论根基。”沈吉称。

紧扣全球经济现实痛点，DSGE框架已成标准框架

诺奖官网表示，霍尔与伍德福德荣获本年度经济学奖，原因在于他们论证了如何重构经济模型，让稳定政策重焕生机。

这类模型的核心逻辑在于：家庭与企业在做出储蓄、产品定价等决策时具有前瞻性。当政府与央行清晰披露经济政策规划时，能够影响市场主体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引导经济朝着调控目标运行。自新模型问世以来，其在应对历次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对贝壳财经记者表示，两位经济学家长期从微观个体行为的角度从事理论与实证研究，为构造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做了贡献，让宏观经济学对宏观经济的预测、对宏观经济现象的解释以及对经济周期的解释更为牢靠，这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对新凯恩斯主义做出了较大贡献。

“近20年，多位宏观经济学家因构建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得奖，我们将这套宏观经济学称为新凯恩斯主义，即没有放弃对需求管理的思想，这与美国芝加哥学派等放弃或批判凯恩斯主义不同。”张军称，在包括霍尔和伍德福德在内的多位经济学家努力下，目前新凯恩斯主义搭建了微观框架，即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这已经变成标准框架，很多央行用这个框架预测经济，也成为研究宏观经济现象的常用框架。

沈吉认为，微观主体是政策的实施对象，但同时他们有主观能动性，不会被动地等待政策到来，而会形成自己的预期并积极主动地让政策对自身产生有利影响，规避不利结果，这对我国宏观调控有参考意义。

英国伊斯灵顿区域研究中心主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员薛子敬对贝壳财经记者表示，近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推选理由普遍倾向于就如何对真实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构性转型做出理论性补充和贡献。获奖研究视角虽各有侧重，却均紧扣全球经济的现实痛点且多已纳入政策工具箱并经受过实践检验。

“今年恰逢一个特殊时点，欧美各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通胀居高不下，地缘危机与能源冲击反复叠加令各国央行的政策判断与真实经济运行之间出现脱节，传统宏观经济分析范式是建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关系假设，但这些关系并非始终稳定。如果经济冲击的来源构成、家庭与企业的预期以及政策环境发生变化时，同样的政策操作可能产生不同结果。”薛子敬称，双方的贡献在现实层面更侧重于中长期经济政策的制定需依托真实层面的家庭和企业的实际决策偏向，适时调整技术参数条件和预测效果边界，使理论框架在应对能源危机和需求骤变等冲击时更贴近现实。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潘亦纯

编辑 王进雨

校对 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