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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起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问题,世人各有说辞。
房地产的泡沫,说是周期;汽车的过剩,说是风口;金融的暴雷,说是人性贪婪;食品的丑闻,说是道德沦丧。
但问题核心的核心,在于监管的长期缺位。
恒大的两万亿负债,不是一夜垒成的。杠杆的链条在年报里写得明明白白。
P2P 的跑路潮席卷而来之前,那些没有牌照却做着银行生意的平台,早已在光天化日之下运转多年。
三聚氰胺进入奶瓶之前,原奶掺假在行业内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汽车产能跌破五成利用率之前,备案目录里堆积的新厂项目,多到审批的官员自己怕是都记不全名字。
规则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印在红头文件里。
问题是规则没有长出牙齿。
看得见的人没有动力,有动力的人没有能力,有能力的人,没有意愿。
有人问他,江淮和华为怎么会这样?
我觉得很平常。
资本的贪婪不值得惊讶。
逐利如水之就下,是天性,是常量。
一个经济体的秩序,恰恰建立在对这天性的制度性约束之上。
当约束的堤坝处处渗漏,我们总不能每次都将洪水归咎于水的本性。
水性决定了危险的存在,堤防才决定了危险是否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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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是观察失守最好的标本。
因为这场崩塌的每一个环节,守门人都站在门口。
第一环是土地。
地方政府身兼数职:唯一的卖地者,规划的审批者,市场的监管者。
地价推高房价,房价喂饱财政,财政托起 GDP。"稳房价"的红头文件到了执行层面,悄然异化为"托房价"。
中央的令旗三令五申,地方的手法阴阳交错:限购,便以"人才购房"撕开缺口;限贷,便有"消费贷"暗度陈仓。
运动员兼着裁判,哨子吹得越响,比赛越假。
第二环是预售。
商品房预售,本质是一场金融游戏:老百姓押上一生积蓄,房企拿着这笔钱去盖楼,去圈地,去还旧债。
规矩本是有的。预售资金专户存管,按工程进度拨付。这条规矩在墙上挂了二十多年,执行起来却形同虚设,钥匙究竟在谁手里,天知地知。
挪用预售款,是行业里心照不宣的手艺。
直到恒大爆雷,千百个楼盘烂尾,几十万家庭钱房两空,"资金监管"四个字才真正被当回事。
规矩一直悬在头顶,代价是普通人用一辈子换来的。
第三环是杠杆。
"三道红线"出台于 2020 年 8 月。彼时头部房企的净负债率早已越过百分之百,永续债、明股实债、供应链保理,继续玩着续命的游戏。
会计师在签字,评级机构在给 AAA,银行在放款,监管在收报表。
人人各尽其职,唯独无人对整个杠杆的疯狂负责。
这这就像一栋老楼,家家私拉电线,物业天天抄表,从不说一句违规。
直到烈焰腾空,众人才恍然。
房地产的症结,果真是需求吗?是人口与城镇化的迟暮吗?
这些因素诚然在,但它们解释不了,风险何以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出清。
在长达二十年的时光里,每一个可以踩下刹车的路口,刹车都没有被踩下。
因为踩闸的人,正是从狂奔中分得红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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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的失控尚有金融的云雾遮羞,车市的失控则赤裸如白昼。
它从头到尾,打的都是明牌。
先看产能。
全国汽车产能利用率多年徘徊在半数,意味着一半的厂房在晒太阳,或在低效里苟延。
可过去许多年,新厂的批文雪片般落下:
老厂扩,新势圈地,造手机的、造家电的、写代码的,纷纷挽袖下场。每批一个项目,当地便添一份产值、一块税源、几千个就业的指标。
至于车造出来有没有人要,厂子投下去赚不赚钱,那不在审批者的考卷之内。
更深处的扭曲在投资激励。
汽车业的税负压在生产线这一端。增值税随增值额流转,机器每转一圈,车每下一辆,无论卖没卖掉、赚没赚钱,财政先有进账。
于是诞出一种荒诞的精明:造车本身比造车赚钱更受欢迎。
地方不问亏损,只问产值;国企高管不问回报,只问排位。
于是我们目睹同一幕反复上演:
拿着纳税人的钱重复建厂,效率远不及把同样的银两投给小鹏、零跑这些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角色。
这不是企业家的愚钝,这是制度把人往这条路上推。
新能源补贴退坡之前,骗补是公开的"产业智慧":一块电池拆下来装到另一辆车上重复申报,左手倒右手伪造销量,有企业一年虚报数万辆。
还有数据造假的沉疴。
油耗限值、双积分、能耗申报,实验室里一套数字,马路上另一套数字,检测与送检之间那点"默契",行业内不言自明。
抽查年年做,处罚年年轻。
对年入千亿者罚几十万,这不是惩戒,这是缴费,是行业准入的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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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领域的痛最为锋利,因为金融的风险不走台阶,只走悬崖。
P2P 是标本中的标本。
从无序萌芽到遍地开花,五千多家平台在最盛时同场竞技。
这些平台的实质,明眼人一望便知:
没有金融牌照,做着银行的存贷营生;以资金池错配期限,以隐性刚兑吸纳储金。条条踩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红线。
2011 年,银监会一句"不属我管",把皮球踢向地方金融办;金融办无兵无卒,面对数以千计的平台,只能以"备案"二字聊以塞责。
守门人不守门,骗子、赌徒与野心家便提着灯笼蜂拥而入。
2018 年爆雷的雷霆落下,数百万出借人、数万亿血汗,灰飞烟灭。
回头看去,那不是什么黑天鹅,是满屋人都看见的灰犀牛。
村镇银行一案,暴露的是另一种断裂——属地监管之间的缝隙。
几家小银行被股东隔空操控,假系统账外吸储、挪用资金长达数年。银行虽小,牌子却是国家的;
储户何曾有能力分辨真假系统?
他们信的是"银行"二字背后的公家信用。
而央地之间、属地与法人之间的责任缝隙,恰恰成了风险最舒适的巢穴。
事后兜底,按"合法"与"非法"划线垫付。说到底是公帑为失职埋单,却没有哪个守门人为这场失守付出对等的代价。
如果说 P2P 是明抢,那么消费金融的乱象就是温柔的收割。
这是一个借钱比存钱容易的年代。
十多年前,一个年轻人要从银行借出五万块,需要抵押、需要担保、需要过几重审核。
今天,躺在被窝里动动手指,几个 App 轮流送来额度:
这一个给三万,那一个给五万,再一个说"您是我们的优质用户"。
一个初出校门的毕业生,几个平台加起来,可以莫名其妙地"拥有"二三十万的负债能力。
授信审批的速度,跑赢了风险识别的能力;放款的冲动,跑赢了还款的考量。
更深的水在话术里。
年化利率百分之十八的借款,从不说"年息十八",它说"日息万五";不说"负债",它说"额度";
不说"借钱",它说"备用金""该花就花""对自己好一点"。
"每天只要一杯奶茶钱"——这是金融营销史上最有毒的句子,它把三五百的月供,换算成一种几乎无感的生活细节,让人忘了自己签的是一份按年复利的契约。
这把镰刀还学会了隐身。
它不站在银行的柜台里,它埋伏在消费的每一个场景中。
点外卖,结账页脚提示"分期更划算";看直播,弹幕里飘过"分期免息速抢";去旅行,下单的按钮旁边躺着"先游后付";学设计、做医美、租房子,培训贷、医美贷、租金贷早已把贷款合同折叠进了服务合同。
等你察觉的时候,债已经像一件湿衣服一样穿在身上了。
金融与消费的场景缝合之术,监管的视线却迟迟跟不上。
于是才有了后来那些被反复讲述的故事:
大学生为了一个手机分期,滚出十几万的窟窿;小镇青年在直播间里"分期免息"四个字上,买回一堆用不上的东西;年轻人以贷养贷,在十几个 App 之间腾挪,像走钢丝的人,脚下每一根杆都在断。
央行早已提示部分群体过度负债的风险,主流媒体也一再疾呼,而真正的重拳无一不是等到风险显形之后才落下。
诱导的时候无人问,出清的时候人人管。这不像监管,更像收尸。
消费品的天平同样倾斜。
租金贷把租客的征信变成房东的融资工具,这套金融戏法无牌、无备付、无托管,监管袖手旁观,直到蛋壳碎裂,年轻人被房东扫地出门,还背着要还到某年某月的贷款。
各行各业的预付费,无托管、无上限、无熔断,文件里的规定散落各省,几乎无一处真正落地。
打开一个 App,开屏广告扑面而来;点右上角的"×",你跳进了广告的页面。
那个×是假的,真正的关闭键小得像一粒米,藏在角落,伪装成"跳过"、伪装成倒计时、伪装成页面的一部分。
看视频,正片之前是广告,广告之中是"广告还有十五秒",买了会员,仍有"会员专属推荐";连家里的电视机都未能幸免。
规则不是没有。《广告法》白纸黑字:互联网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
工信部数年之间整治了一轮又一轮,通报下架的 App 数以千计。
然而整治的风一过,弹窗便如野草复生。
下架三天,换壳重来;罚款几十万,流量赚回几个亿。
对平台而言,这哪里是处罚,分明是这门生意的"过路费"。
关不掉的何止是弹窗,更是那套精心设计的算计。
广告心理学的整个军火库都被搬上了你的屏幕:假关闭键骗取你的误触,倒计时让你来不及找真键,晃动感应让手机一歪就跳进购物页,
那些闪瞎眼的"红包到账""恭喜中奖",收割的是老人,是孩童,是对技术不设防的普通人。
这已经不是营销,这是利用人机交互的每一个像素,对人注意力和判断力的系统性伏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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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下挖一层,是制造困境的那套制度。这门制度,已经运转了两千年。
秦并天下,废封建而行郡县,流官之制由此而立:三年一任,异地为官,避籍而用。
设计的用心本是良苦。
怕你坐大,怕你割据,怕你把一方水土经营成自家祖业。官员须为"过客",不可为"主人"。
然而硬币从来有两面。
无恒产者无恒心。顾炎武痛感于此,作《郡县论》,欲"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
他看透了:一个对自己治下没有所有权、没有长远干系的人,"视官如传舍",把衙门当客栈,住满一任便走,怎会替这方水土的长远计较?他只对任期内的考卷负责。
于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于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烧的尽是肉眼可见的形象工程;于是虚报瞒报古已有之。
两千年前瞒的是灾,两千年后瞒的是产能利用率与地方债——同一副制度的骨架,同一副短视的灵魂。
流官病的最新一章,叫城投债。
前任举债修广场、建新城、起新区,数字漂亮,升迁而去;后任到任,接盘付息,再借新还旧。
债务的所有者早已高升,债务的代价留给继任与百姓。
"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古老的断言,换了身西装,仍在每一任的交接仪式上默然巡视。
说到底,我们继承了一套为防止割据而设计的官员制度,却用它来驾驭一个高度市场化、风险高度金融化的现代经济体。
古代的病灶是官员"不作为而肥己",今天的病灶是官员"乱作为而肥绩"。
制度的老骨架,扛着经济的新心脏,门,便在这种结构性的疲劳中,一代又一代地失守。
一边是千亿营收、数百法务的巨兽。它们的坐骑一声吼,灵山脚下便起祥云;一边是编制有限、还要招架说情的基层执法者。
几十万、几百万的罚单,于大企业是运营成本,于小商户是灭顶之灾;
一个关不掉的弹窗,违法收益以亿计,违法成本以万计。
力度的错位,保护的是最大的违规者,劝退的反而是最守规矩的人。
教科书里,监管是一个纠偏的变量:市场失灵,政府出手。
而中国经济的实践给出的是更冷的一课:监管自身也是一个被激励支配的博弈者,它同样会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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