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连续2年聚焦宏观经济增长的“根本问题”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10月12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均斌）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霍尔（Robert E.Hall）和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以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化奠定微观经济基础”，即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两位学者分属美国斯坦福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他们用数十年时间，把“政府与央行究竟该如何调节经济”这一古老的宏观命题，重新放到每个家庭、每家企业的决策显微镜下，为今天的中央银行提供了看世界的全新坐标系。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田志伟指出，罗伯特·霍尔提供家庭跨期消费的微观根基，迈克尔·伍德福德构建企业定价与最优货币规则，二人共同完成了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大厦，让宏观经济学从经验统计回归到个体决策基础，深刻重塑了过去30年全球中央银行的思维方式。国内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宏观政策分析、通胀预期管理研究，很大程度上都建立在这套新凯恩斯框架之上。

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连续第二年聚焦宏观经济增长的“根本问题”：去年获奖者阐释了“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今年则回到稳定政策的微观基础。

按照宏观经济学之父、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开创的思路，当需求不足时，政府可以增支减税、央行可以降息刺激经济；当需求过热时则反向操作。但传统凯恩斯模型大多依赖宏观变量之间的历史统计关系——例如失业率与通胀的此消彼长、收入与消费的同步变动。

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让这套办法失灵了：能源价格飙升，许多经济体同时出现高通胀、高失业与增长停滞。按照旧模型的“简单关系”，失业上升本该伴随通胀回落，现实却恰恰相反。盲目刺激不仅没能救活经济，反而进一步推高物价。此时，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仅仅盯住统计数字远远不够——要理解宏观经济，必须重新回到每一个家庭和企业如何作决定上来。

田志伟指出，在宏观研究中，家庭消费始终是最重要的变量之一。传统观点认为收入增加消费就增加，但现实要复杂得多：一个家庭即便今年收入没变，只要预期未来几年收入会大幅增加，就可能提前消费；反过来，即便眼下收入丰厚，一旦担心未来失业，就可能会倾向储蓄。决定消费的不只是当前收入，更是人们对未来的判断。

1978年，罗伯特·霍尔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如果家庭根据对未来收入的理性预期安排消费，那么当前消费就已经包含了所有能影响未来收入的信息。只有当真正的新信息出现、改变预期时，消费才会调整；而新信息本身不可预测，因此‌消费的变化无法被系统性提前预测‌。

这个思路扭转了研究的方向：经济学家不再费力去寻找能预测消费的指标，转而检验现有变量能否“撬动”消费。

如果说罗伯特·霍尔帮助经济学家读懂家庭如何消费，迈克尔·伍德福德则把家庭预期、企业定价与央行利率政策整合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2003年，他出版《利息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基础》，成为新凯恩斯主义宏观模型的经典范本。

这一模型把宏观经济视为大量家庭与企业相互作用的结果：家庭依据收入预期和利率决定消费或者储蓄，企业依据成本、需求与未来价格预期决定售价，央行则通过利率影响这一切。其中一个核心概念是“自然利率”——既不会刺激也不会抑制经济活动的利率水平。

迈克尔·伍德福德进一步指出，央行影响经济的方式并不局限于当前的利率水平：人们相信未来利率会怎么变，同样能改变今天的经济决策。

如果企业预期未来成本与物价都会上涨，即便眼下成本未涨，也可能提前调价；如果家庭预期未来利率下行，储蓄与消费的决策也会提前生变。因此，央行能否清晰、可信地向市场解释政策目标与未来行动，对于稳定预期至关重要。这为现代央行高度重视政策声明、利率指引与通胀预期提供了理论根基。

迈克尔·伍德福德的框架还帮助区分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的不同影响。当油价突然上涨、生产能力收缩时，即便消费者没有增加支出，相对下降后的供给，需求也可能显得过高而推升通胀。此时简单刺激消费可能加剧失衡，而适度提高利率、抑制需求反而有助于控制物价。通过产出缺口等概念，政策制定者得以更系统地审视能源涨价、供应链中断等外部冲击。

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如今已被全球央行和财政部门广泛采用，并在近年疫情与能源危机的应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今天各国央行行长们谈论自然利率、产出缺口、通胀预期和未来利率路径时，其背后正是这两位获奖者推动建立的分析框架。

罗伯特·霍尔与迈克尔·伍德福德带来的深远变化在于：为宏观经济政策建立了一套从微观行为出发的分析方法——通过理解家庭如何消费、企业如何定价、人们如何形成预期，来判断利率与财政政策将怎样塑造整个经济。

不过，田志伟也指出，两位学者的工作，对理解我国利率传导、预期引导、财政乘数评估都有很强参考价值，但不能直接照搬——中国的价格、劳动力市场摩擦、金融体制与模型里的美国式垄断竞争环境存在结构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