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威胁论”的药方：为何华盛顿总在治标不治本？

2020年，美国田纳西州布里斯托尔的一家药厂停止运转，资产进入破产程序。这家工厂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垄断全美阿莫西林生产，供应份额一度达到100%。

十二年时间里，这个份额降到零。

阿莫西林是最常用的处方抗生素之一，美国医生每年开出的相关处方接近6000万张。儿童感染耳部、咽喉、呼吸道疾病时，首选用药就是它。

一种用量如此之大的基础药品，它的国内生产基地从满额到清零，只用了十二年。

这背后牵涉几个此前很少进入公众视野的概念。一种药片从实验室走到药房，要经过几层加工：最基础的化学原料叫关键起始物料，经过合成提纯变成活性成分，也就是原料药，原料药再加辅料压制成片剂胶囊，才是患者拿到手里的最终药品。

图1 小分子药物的制造流程与监管环节｜来源：CFR

美国本土确实还有药厂在做最后一道压片工序，但压片用的原料药，原料药用的起始物料，往上追溯，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

中国控制着阿莫西林所需关键起始物料94%的供应，肝素74%，对乙酰氨基酚70%。这意味着即便下游有十家八家不同国籍的制剂厂在竞争，它们用的可能是同一个上游供应商，同一次断供能让所有人同时停产。

图2 阿莫西林供应链的生产分布｜来源：CFR

布里斯托尔工厂的衰落，通常的解释是中国和印度企业拿到政府补贴，靠低价把美国厂商挤出市场。

这个解释没有错，但只说出了故事的一半。

真正决定美国药厂能不能活下去的，是美国医院和药房怎么买药。

过去几十年，美国医院、连锁药房和保险公司的采购权力，逐渐集中到几家集团采购组织手中。这些机构每天比价，谁报价最低，就把订单给谁。

价格之外，质量体系够不够扎实，产能有没有冗余，出了问题能不能迅速补货，这些因素基本不进入采购决策。

一家药厂如果多花钱建一条备用生产线，或者多存三个月库存应对意外，这些投入在逐日竞价里换不来一分钱回报，只会让报价比对手高。

仿制药行业的生意模式又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压力。

一款新药在专利保护期内，厂商可以自主定价，靠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垄断利润支撑整个公司。专利一过期，无数厂商一拥而上生产成分完全相同的仿制药，监管部门认定只要证明生物等效，就可以互相替代。

价格随即被打到成本线附近。

原研药赚的是垄断利润，仿制药赚的是微薄的加工费，而像阿莫西林、肝素这类用了几十年的老药，早就跌进这个薄利区间。

图3 美国部分口服药的单位市场份额变化｜来源：CFR

一旦利润薄到这个程度，企业拿不出钱去更新设备，满足越来越严格的环保要求，也拿不出钱去多元化供应商。

资本市场的偏好让这个局面更难扭转。

上市药企的管理层要对季度财报负责，要对股东回报负责。把资本投进一条五年十年才能收回成本的原料药生产线，远不如把钱用来回购股票、推高股价来得划算。

外包给亚洲工厂，把资产负债表做轻，同样是对股东更友好的选择。

换句话说，工厂迁走，不是哪个外国政府单方面设计的结果，它也是华尔街的激励机制一路筛选出来的理性选择。

中国和印度只是恰好提供了承接这些产能的条件和价格。

于是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自己在一份分析里承认，药品短缺的根源之一，是市场没有认可，也没有奖励那些持续改进质量体系、提前发现供应链问题的企业。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在现行的采购制度下，做得更安全的企业反而在竞价里吃亏。

这是一个典型的市场失灵，解决办法本应该是改采购规则，改支付方式，让可靠供应能换来实际回报。

但过去两年，美国政策圈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越来越多地转向另一个方向。

外交关系协会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把药品供应安全和稀土、芯片放在同一个框架里讨论，强调中国可能像在稀土领域那样，把药品供应当成经济胁迫的工具。

报告列出大量数据：中国企业药明生物参与了美国近一半在研药物项目的开发，全球处于后期开发阶段的单克隆抗体项目里，中国企业持有32个，占到55个总数的大半；合成DNA这个支撑未来药物研发的基础环节，全球86%的供应集中在三家企业，其中一家是中国企业，另外两家也在中国有大量业务。

图4 中国与其他地区单抗候选药物的临床阶段分布｜来源：CFR

这些数字确实指向一个事实：中国在医药价值链上的位置，已经从代工原料药，延伸到了创新药研发的前端。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给出的政策药方。

建立战略储备，设立白宫层级的协调机构，对进口药品加征关税，给愿意把工厂搬回美国的企业降低税率，这些建议几乎原样照搬了半导体、稀土领域的应对模式。

关税、出口管制、产业补贴、盟友协调，成了一套可以套用在任何产业上的标准动作。

但这套动作对准的始终是外部对手，很少触及前面说到的那套采购逻辑和资本逻辑。

报告也承认，如果对仿制药普遍加征关税，反而会伤害本来就利润微薄的基础药物供应，让短缺更严重。

它建议关税要精准打击，只针对依赖中国原料的产品，这个建议本身就说明，问题的复杂程度远不是一道关税令能解决的。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逻辑。

如果不改变集团采购组织的逐底竞价规则，不改变仿制药专利到期后的商业模式，不改变资本市场对短期回报的偏好，即便把工厂从中国搬到印度，搬到墨西哥，搬回美国本土，同样的低价竞争迟早会在新的生产地复制出同样脆弱的供应链。

地理位置变了，产业结构性的脆弱性没有变。

布里斯托尔那家工厂在2021年获得政府援助重新复产，到2025年作证时，它在美国市场的份额恢复到5%。

企业负责人说自己有能力覆盖全部美国需求，但前提是要有足够的订单支撑它持续运转。

订单从哪里来，谁来为可靠供应多付一点钱，这才是问题真正的核心。

把一个国内制度设计的问题，重新讲述成一个外部大国蓄意布局的安全威胁，在政治上有它的方便之处。

推动医保支付制度改革，挑战采购巨头的议价权力，触及的是国内既得利益，阻力巨大，又很难在一个任期内见到成效。

相比之下，把矛头指向中国，写一份详尽的供应链图谱，提交一份关税建议，更容易获得两党一致支持，也更容易被写进新闻标题。

解决问题的办法里，如果始终缺了对内改革这一半，换来的可能只是把故事搬到另一个国家重新上演一遍。

那么，除了阿莫西林，美国还有哪些关键药品依赖中国上游供应？

中国在生物制剂、创新药临床试验和合成DNA领域又掌握了哪些正在形成的产业优势？

美国准备如何通过战略储备、采购改革和盟友合作重建供应链，这些政策又将给中国医药企业带来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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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丨林原

文稿丨艾冉

排版丨张纾

责审丨蒲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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