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伊悠博士：在香港故宫，看见珠宝背后的文明

▲“琳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世界珠宝珍藏”特别展览

图片来源：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珠宝曾是男性彰显权力的象征，也是女性重塑魅力与自我表达的载体。性别与珠宝的关系是随时代动态演变的。如果说珠宝与性别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么珠宝自身的定义也在 20 世纪发生了重要转向。

作为人类最早的身体装饰形式之一，珠宝自诞生以来，便承载着身份、信仰与权力的表达。由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琳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世界珠宝珍藏”特展，将视野转向了奢华之外，展览汇聚了200件来自全球五大洲的珠宝珍品，时间跨度近4000年。

▲“琳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世界珠宝珍藏”特别展览

从古埃及的黄金配饰、古希腊罗马的雕琢，到美洲前哥伦布时期的身体饰件、欧洲中世纪的装饰与护具，乃至清代宫廷珠宝与20世纪的观念珠宝。来自不同时代与文明的作品在此并置，勾勒出一幅跨越地域与时间的全球珠宝史图景。

▲“琳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世界珠宝珍藏”特别展览

值得关注的是，展览并不止于呈现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世界级珍藏，也特别从香港本地的重要收藏中甄选展品。其中，包括来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梦蝶轩（由卢茵茵女士与朱伟基先生捐赠）收藏的中国古代金饰，藏家贺祈思（Chris Hall）承诺捐赠交接中的纺织品与清代礼冠，以及千灯室收藏中的重点藏品。

▲拖鞋及脚趾套

埃及，新王国时期，第18王朝

图特摩斯三世，约公元前1479–公元前1425年

金，出土自埃及，上埃及，底比斯，猴谷，D号谷

图特摩斯三世的三位外国王妃墓

Fletcher Fund，1921—1922年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不同来源、不同文化背景的珍藏由此在同一空间相遇，在为展览注入本地视角的同时，也让全球珠宝史的叙事获得了更丰富的东方坐标。

▲“琳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世界珠宝珍藏”特别展览

在本次展览中，“珠宝”不再只限于戒指、耳饰与胸针等常见品类，其定义更延伸至一切用于装饰乃至塑造身体的物件。

200件展品跨越地域与形式的边界，共同勾勒出一部关于身体的文明史：千百年来人类如何借由佩戴于身的物质，表达身份、信仰与权力，也寄托情感与精神。

▲王伊悠博士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兼首席策展人

为了更深层次地拆解这场展览背后的学术脉络、藏品细节以及关于“人与珠宝”的思考，本刊特邀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及首席策展人王伊悠博士讲述这满目“琳琅”背后的故事。

在博物馆的框架下，一件珠宝要具备哪些要素，才能超越“昂贵首饰”，成为值得研究和叙事的艺术品？

公立博物馆作为一个非营利性质的文化教育机构，承载着收藏保护、教育研究和公共展示的功能。而一件珠宝要进入博物馆的研究体系与收藏视野，通常需要具备三个核心要素：设计与工艺的独创性、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语境与地理关联，以及与人类身体及精神的深刻连接。

▲项链

荷内-朱勒·莱俪，约1897–1899年

金、珐琅、蛋白石、紫水晶

Lillian Nassau捐赠，1985年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比如这次展览中新艺术运动大师荷内-朱勒·莱俪（René Lalique，1860—1945）为妻子设计的那条蛋白石紫水晶项链，他巧妙结合蛋白石、紫水晶与珐琅工艺，将女性身体的曲线与自然元素融为一体，突破了当时欧洲珠宝设计依赖贵重宝石与传统镶嵌方式凸显奢华的审美惯例。

▲“嫉妒的丈夫”项链

亚历山大·考尔德，1940年，黄铜线

Muriel Kallis Steinberg Newman典藏，Muriel Kallis Newman捐赠，2006年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琳琅”特展现场

又比如雕塑大师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1898—1976）创作的那 条“嫉妒的丈夫”（Jealous Husband）项链。他完全没有使用任何昂贵的宝石，而是用黄铜线锤打出夸张、前卫的几何线条，将早期线性肖像与雕塑的创作语言转化为可佩戴的艺术。

这些作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是否使用了昂贵的材料，而在于其原创性、设计理念、历史语境，以及对既有审美范式的突破。也正因如此，它们才能超越“贵重物品”的范畴，成为值得博物馆收藏、研究与向公众讲述的艺术作品。

本次巡展以香港为首站，中文名“琳琅”强调珠玉荟萃的东方语感， 英文名“The Body Transformed”则突出珠宝与身体的关系。香港故宫如何融合这两种视角？策展方为亚洲观众做了哪些本土化的重构？

▲“琳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世界珠宝珍藏”特别展览

这两个展名是一次非常漂亮的互补。

英文名“The Body Transformed”强调珠宝与身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珠宝如何重塑身体姿态、完成身份转换；而中文名“琳琅”不仅让人联想到美玉荟萃，也带有玉石相击、清越有声的听觉诗意与身体律动感，巧妙地为“The Body Transformed”做了一次具有东方美学的转译，也更为本地观众所熟悉和接纳。

▲“琳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世界珠宝珍藏”特别展览

我们引进国际大展时，绝不“像开罐头一样”原封不动地摆出来。我们其实最希望亚洲观众感受到的，是珠宝作为“最贴近身体的艺术形式”，以及珠宝是如何跨越时空与文明去表达人性、信仰与权力的。

▲头饰

哥伦比亚，卡利马文化，约托科时期，1—7世纪，金

Jan Mitchell and Sons典藏，Jan Mitchell捐赠，1991年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琳琅”特展现场

为此，展览的香港站做了深度的重构。一是还原佩戴语境：许多古代珠宝形制奇特，比如来自南美哥伦比亚卡利马文化的黄金鼻环，如果孤零零地摆在展柜里，观众很难想象它们戴在身上的样子。所以我们补充了大量历史图像、画像与影像资料，尽可能还原这些珍宝的佩戴方式，以及它们在当时社会与仪式中的真实风貌。

▲中国香港设计师及艺术家陈幼坚

为本次展览的平面设计提供艺术指导

其标志性的“珠宝花押字”设计巧妙突显了

本次“琳琅”特展的重点展品和主要单元

二是重构坐标与融入本地：我们制作了一条全球珠宝史时间轴，将古埃及、美洲及欧洲珠宝，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玉器、明清金银饰物等本地馆藏同台并置。这让东方艺术作为全球珠宝史重要的一极直接融入全球视野，也呈现出不同文明间跨越时空的回应。

在策展过程中，这些相距遥远的文明，在珠宝设计观念上有哪些相似之处？哪一组展品对比能打开全新的理解？

跨文明展览最让人兴奋的地方，就是发现那些“相隔万里却心有灵犀”的共鸣与差异。

▲“琳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世界珠宝珍藏”特别展览

最典型的就是黄金与神圣力量的结合。展览现场有一个金色展厅，将埃及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50年—前1069年）出土自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三位外国王妃墓的黄金脚趾套、拖鞋，与梦蝶轩捐赠的古代金饰摆在一起。相隔千山万水的两个文明，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黄金。因为黄金不锈不腐、闪耀着太阳般的光辉。

他们都敏锐地抓住了这种物理特性，进而将这种材质作为沟通神灵、象征至高权力的媒介。

▲点翠花蝶纹钿子

中国，清，19 世纪

翠鸟羽毛、仿珍珠、仿碧玺、翡翠、珊瑚、丝绸、镀金金属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贺祈思收藏

而如果要寻找一组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能打开全新理解的对比，我会想到展览中的那件“嫉妒的丈夫”项链与中国清代宫廷点翠花蝶纹钿子。

“嫉妒的丈夫”使用了打制极薄的黄铜锻造出缠绕流动的曲线，像一座微型雕塑，极易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微微颤动，将原本私人而微妙的人性冲突外化得淋漓尽致。

而点翠钿子则是清代满族贵妇在重要场合佩戴的礼冠。当时匠人同样借由金属丝的巧思，让钿子上的饰物随佩戴者的步履微微颤动，既规训出优雅贤淑的姿态，又不失灵动。

▲“嫉妒的丈夫”项链

亚历山大·考尔德，1940年，黄铜线

Muriel Kallis Steinberg Newman典藏，Muriel Kallis Newman捐赠，2006年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将“嫉妒的丈夫”和点翠钿子放一起比较，观众不难看出：跨越数百年与万里之遥，东西方在对待“身体与人性”的同一命题上，居然能有如此奇妙的碰撞与互补。这正是重构坐标的意义所在——东方艺术绝不是西方叙事里的某种“异国情调”，它本身就是全球珠宝史里的重要一极。

与瓷器、书画不同，珠宝在历史上极易被改制、熔化或拆卸重镶。这种特殊性是否让它更容易失去历史语境？展览中有没有一件展品是因曾被改制而更具价值？

黄金与贵宝石本身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与流通性。在历史上，一旦王朝更替、战争爆发，或仅仅是款式过时，珠宝往往是最先被回炉重造或拆卸变现的。因此，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珠宝的“原貌”往往更难保存；但这并不意味着改制必然抹去它的历史，恰恰相反，有时改制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本次“琳琅”特展设有交互式多媒体装置

邀请观众虚拟佩戴三件精选珠宝

沉浸式感受珠宝赋予身体的蜕变力量

比如，展览中有一顶来自千灯室收藏，制作于19世纪的橡树叶与橡果冠冕。在19世纪欧洲高阶社交圈，因为王室贵族女性需要出席各种性质不同的正式场合，所以工匠在设计冠冕时，预留了极其精密的结构——出席最高规格的宫廷晚宴时，它是璀璨尊贵的冠冕；而在常规聚会中，它可以被拆卸成几枚独立的橡树叶胸针来佩戴。

▲橡树叶与橡果冠冕（可转换为三枚胸针）

约1840–1850年

祖母绿、钻石、金、银，千灯室收藏

“琳琅”特展现场

这种“一物多用”的拆卸与重组，不仅没有破坏它的历史价值，反而生动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交礼仪与顶级工匠的绝顶智慧。

今天人们佩戴珠宝更多是为了表达个性，而展览中的古代珠宝往往与信仰或王权相关。在人类历史中，人与珠宝的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又有哪些始终未变？

珠宝如今仍然可以表达个性，彰显身份与地位；但发生变化的，是珠宝与性别的关系，以及珠宝设计的核心观念。今天大家更习惯将珠宝视为属于女性的领域，但其实无论是在古埃及、欧洲宫廷还是古代中国，男性都是重要的珠宝佩戴群体，珠宝于他们而言是表达皇权与军功的“权力语言”。

▲珠宝十五件套组（附皮盒）

法国，约1810年，珠宝：切割钢

盒：红色摩洛哥、鎏金压印

Albion Art Co. Ltd 捐赠，2020年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进入19世纪后，随着现代服饰体系逐渐趋于简约，珠宝在西方社会的性别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财富、身份与审美表达更多通过女性佩戴珠宝来呈现。

▲头饰

艾尔莎·夏帕瑞丽，法国，约1937年，金属

布鲁克林博物馆捐赠，2009年；Millicent

Huttleston Rogers捐赠，1951年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布鲁克林博物馆服装典藏

与此同时，现代商业广告与消费文化进一步强化了珠宝与女性形象之间的关联，也让女性在珠宝消费中的话语权更加突出。因此，展览最后一章也特别呈现了20世纪上半叶优秀女性珠宝设计师的作品，彰显女性在珠宝审美层面的声音。其实珠宝从来没有天然的性别属性。

▲神像用耳饰

尼泊尔，17—19世纪

金、珊瑚、贝壳、绿松石

John Stewart Kennedy Fund，1915年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它曾是男性彰显权力的象征，也是女性重塑魅力与自我表达的载体。性别与珠宝的关系是随时代动态演变的。如果说珠宝与性别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么珠宝自身的定义也在20世纪发生了重要转向。

▲下颚骨配饰

亚历山大·麦昆与桑恩·利恩

合作为亚历山大麦昆品牌设计

英国，1998年，镀银铝

购买资金来自Friends of The Costume Institute的捐赠，2018年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过去，人们认为珠宝必须使用贵重材质；但当现代艺术家开始创作“观念性珠宝”，使用普通材质，甚至利用航空制冷线圈使用的铝管进行精细加工与镶嵌。他们通过在材料、设计与佩戴方式上的突破，颠覆传统的珠宝概念，也让珠宝从“贵重物品”演变为承载深刻观念与艺术探索的载体。

“琳琅”特展作为一次重磅的国际巡展合作，对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以此为缩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未来希望在国际博物馆版图中扮演什么角色？

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团队深入参与了叙事与策展工作，将东方馆藏与西洋珍宝陈列在同一个空间里展示。这也证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不仅能够汇聚顶级文化资源，而且更有能力以自己的视角参与并建构一场跨文明的对话。

▲“琳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世界珠宝珍藏”特别展览

同时，折射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建馆之初的双重使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立足香港这个中外文化交融的都市，我们天生就带着跨文明对话的基因。

▲胸针

或为蒂芙尼（成立于1837 年）

美国，约1900年

祖母绿、钻石、铂金

Susan Dwight Bliss捐赠，1953年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面向未来，我希望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扮演两个关键角色：首先是跨文明对话的“策展人”。不仅要持续引进世界顶级的文化资源，而且也希望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原创的展览推向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英国V&A博物馆这样的世界级舞台，让文化交流不只是单向的引进来，而成为真正的“双向奔赴”。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

布展团队紧密合作，一起检查及安装

“琳琅──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世界珠宝珍藏”

特别展览的展品

图为“塔利”婚姻项链

印度，19世纪晚期,金、黑线

Cynthia Hazen Polsky捐赠，1991年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另一个角色是好故事的“转译者”。联合粤港澳大湾区和内地的文博力量，背靠浩瀚的中国文化宝库，用全球观众易于理解、能产生共鸣，并且能与当下生活建立连接的语言讲述中国文化，让中国故事真正走进世界，也走进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内心。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

《收藏·拍卖》杂志公众号独家稿件

收录于《收藏·拍卖》杂志2026秋季刊

原标题《佩戴的文明史：王伊悠博士谈“琳琅”与跨文明策展》

作者：周盈雯

南京大学艺术文化学硕士

艺术从业者、摄影创作者

日常关注跨学科视角下的文化生产与艺术收藏

本文图片皆来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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