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74年4月，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
一个79岁的老人躺在病床上，已经说不出太多话了。他握着妻子刘芸生的手，用尽最后的力气，留下了一句话。不是什么豪言壮语，也不是什么政治嘱托。他说的是：
“钱都捐了，别给国家添麻烦。”
这个老人叫傅作义。
他曾经是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手握55万大军，坐镇北平。他曾经是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一干就是23年。他曾经名下有380多万元的巨款，按当时的购买力，足以买下整条王府井的商铺。
可他走的时候，存折上只剩几块钱。
他走了之后，他的妻子刘芸生，一个从未工作过的家庭主妇，每月只能领到48元的生活补助。一家七口人，挤在破旧的房子里，锅盖上都生了锈。
消息一级一级往上报，最后送到了中南海。毛主席看完材料，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提笔批了一行字：
“把刘芸生的生活补助，追加到每月100元。”
从48元到100元。这个数字变化不大，但背后藏着一个让人想不通的问题：
一个掌过华北财政大权的人，一个当了23年部长的人，一个上交了百万家财的人，为什么他的家人，会过得这么艰难？
那笔钱，到底去了哪里？
一笔“不该属于他”的钱
要搞清楚这笔钱去了哪里，得先搞清楚这笔钱是怎么来的。
傅作义是山西荣河人，1895年出生。他父亲是黄河边上的盐商，靠背盐包、蹚黄河水起的家。傅作义14岁那年，被父亲带到黄河渡口，赤脚踩进裹着泥沙的激流里。小石头硌得他直咧嘴。父亲指着脚下说：“知道钱怎么来的吗？当年我就是背着盐包蹚这样的水！”
这句话，傅作义记了一辈子。
后来他当了兵，从保定军校毕业，进了阎锡山的晋军。凭着一身本事，他一路升到了师长、军长。1931年，他当了绥远省政府主席，成了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
绥远是个穷地方，财政极其困难。别的军阀怎么办？克扣军饷、苛捐杂税、甚至抢劫百姓。傅作义不干这种事。
他想了个办法——“以商养兵”。
他在绥远河套地区办了一个“绥远垦殖公司”，开垦荒地二十万亩。部队吃的粮食，自己种。他在天津开了一个“利生贸易商店”，用军车把包头的皮毛拉到天津港出口，换回来的钱买药品、弹药、通讯器材。他还办了一个“仁记毛纺厂”，专门安置残疾军人和士兵家属。
这个生意不是他个人的。他定了一个规矩：公司赚了钱，三分之二用来抚恤阵亡将士家属，五分之一用来办随军子弟学校，剩下的补贴部队军饷。
他给自己订了每月只留30元生活费的习惯，余钱全用来接济阵亡将士家属。
阎锡山有一次派人送了两箱银元来慰劳部队。傅作义当着来人的面说了一句“不喝兵血”，然后直接把箱子打翻，银元滚了一地。
他手下的部队，是国民党军队里少有的“自己养活自己”的队伍。老百姓叫35军“布衣军”，叫他“布衣将军”。
这些生意做下来，到解放前，他名下的账户里积累了380多万元。这笔钱，不是他贪污来的，不是他搜刮来的，是他靠着“以商养兵”的本事，一分一厘攒出来的。
但傅作义自己从来不觉得这笔钱是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