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38年10月24日深夜，武汉。
日军的炮声已经从城外传来，能感觉到地面在微微震动。国民党各机关早已撤得干干净净，码头上堆着没人管的物资，街上几乎没有行人。整个武汉三镇，像一座即将沉没的大船。
但有一栋楼还亮着灯。汉口民意一路，《新华日报》编辑部。
一个穿着灰布军装的中年人坐在桌前，语气平静地口述着第二天要见的社论。他说一句，旁边的编辑记一句。社论的标题叫《告别武汉父老》。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手中。”
口述完社论，这个人又赶到黄鹤楼，监制了一幅日文大标语。标语写的是：“武汉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坟墓！”
凌晨时分，日军的炮声已经清晰可闻。他最后看了一眼这座城市，带着几个工作人员登上了撤离的船。
这个人叫周恩来。
过去十个月里，他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是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的唯一要职。他还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同时还领导着南方十三个省的地下党工作。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在武汉干的活，远比“谈判”和“统战”这几个字复杂得多。有些事情，他在公开场合从来不说，甚至在回忆录里也很少提起。
今天要讲的，就是那些被谈判桌上的声音盖住了的事。
一个“空头副部长”，怎么变成了实权人物
1938年初，蒋介石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个部。蒋介石任命陈诚当政治部部长，然后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意外的事：邀请周恩来当副部长。
这件事乍一看是好意。国共合作嘛，请共产党人来当官，显得团结。但蒋介石的算盘打得精着呢。
陈诚亲自登门相请，周恩来再三推辞，中共中央一开始也不同意。但陈诚和政治部另一位副部长黄琪翔都是主张抗日的，可以捐弃前嫌，有条件地合作。最后中共中央批准了。
但蒋介石的安排里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政治部下设四个厅。一厅管军中党务，二厅管民间团体，四厅管总务，三厅管宣传——这是唯一有实权的厅。蒋介石想让刚从日本回来的郭沫若当第三厅厅长。
据曾任第三厅主任秘书的阳翰笙回忆，蒋介石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有周恩来、郭沫若这样众望所归的人物挂名，又通过郭沫若延揽大批文化界著名人士，同时把三厅控制在自己手里，“让周恩来做空头副部长，郭沫若做空头厅长，既装潢了门面，又羁縻了人才”。
说白了，蒋介石就是想给周恩来一个好看的椅子，但什么实权都不给。
周恩来接下这个差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第三厅变成真正的战斗堡垒。
但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郭沫若不肯干。
郭沫若不愿意当这个厅长，理由很实在：在国民党控制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他们卖膏药，收不到推动抗战的实效。更何况，蒋介石安排复兴社骨干刘健群当第三厅副厅长，明摆着是要架空他。郭沫若以听力不好不适宜做宣传工作为由推辞，甚至想离开武汉避走长沙。
周恩来两次写信给郭沫若，跟他推心置腹地交流。他对郭沫若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后来被反复引用：“我倒宁肯做第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啦。不过他们是不肯答应的。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以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是毫无意义的。”
这话说得很实在。意思是：我接这个副部长，就是为了给你铺路。你不来，我这个副部长就是个摆设，有什么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