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雪梅,今年三十三,黑龙江人,在我们这个县城的早市卖鱼。
卖了六年了。
我每天早上三点半起床,骑电动车去批发市场进货,五点半出摊,下午两点收摊。一天站八个多钟头。冬天零下三十度,我站在冰上卖冻鱼,脚上穿两双棉袜;夏天三十八度,我站在太阳底下,面前是一盆一盆的活鱼、鲫鱼、鲤鱼、嘎鱼,冰化了得快,我得一趟一趟去拎冰。
我夏天穿裙子。
一穿就是五年,从五月穿到十月,一天不落。
这条街上的人都笑话我。
卖菜的李叔说:"雪梅啊,你这一天杀鱼剁鱼的,穿个裙子不怕溅一身血?"
我说,我有围裙。
卖肉的张姐说:"你这是要找对象啊?三十三了,是该找了。"
我说,我不找。
卖水果的小王——他二十来岁,嘴欠——有一回说:"梅姐,你这腿挺白啊,天天裙子捂着,捂的吧?"
我看了他一眼,没搭理他。
他们不知道。
我这五年穿裙子,跟好看没有一分钱关系。
我的右腿,膝盖以下,是假的。
二〇一九年八月,我二十六岁。那时候我在县里一家木材厂上班,在车间搬板子。那天传送带出了故障,我上去处理,右腿卷进去了。
送到医院是下午三点,医生跟我说了两遍我才听明白:膝盖以下保不住了。
我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的时候,手抖得握不住笔。最后是我自己签的——我爸妈从乡下赶来还没到,我前夫王海涛站在走廊里抽烟,医生问他,他说"她自己签吧"。
那一年我二十六,结婚一年零四个月。
手术后住了四十天院。出院以后是康复,装假肢。第一副假肢是三万二,国产的。我爸妈把家里的地包出去了,凑了两万,剩下一万二是我婆婆给的——她给的时候说了一句:"雪梅,这钱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别嫌少。"
我装了假肢,学着走路。
你们不知道学走路有多难。一个二十六岁的人,要重新学怎么站、怎么迈步、怎么上下台阶。我摔过无数回。有一回在卫生间摔了,我坐在地上起不来,坐了半个钟头,最后是自己爬到门口开的门。
我前夫照顾了我一年半。
头半年他还行,给我做饭、扶我上厕所、陪我去康复中心。后半段就不行了。他妈从乡下来,住了三个月,天天在家里哭,哭完了说:"海涛啊,你才二十八,你不能就这么一辈子。"
他那时候开始晚归。
二〇二一年三月,他走了。
他走那天,把三万块钱放在桌上,还有一封信。信上写了半页纸,我只记得最后一句:
"雪梅,我对不住你。我不是嫌你,我是怕。我怕我自己撑不下来,到时候连你也照顾不了。你要好好的。"
我没怪他。
我到现在也没怪他。他一个二十八岁的男人,他妈天天在家哭,他自己一个月挣四千二,我那时候一个月康复费就要两千多。他撑了一年半,他撑不动了。他要是硬撑,最后我们两个人都得废。
那年我二十八,离婚,右腿膝盖以下没了,我爸妈六十多了在乡下种地。
我女儿一诺那年三岁。
二〇二一年五月,我开始卖鱼。
为什么卖鱼?因为我需要一份能"坐着"也能"站着"的活儿——其实卖鱼得站着,可我可以靠在案板上。更重要的是,卖鱼来钱快,一天能挣两三百,一个月六七千,够我和一诺活。
也是从那一年夏天开始,我穿裙子。
我今天就说说为什么。
第一个原因:透气。
我的假肢是这么个结构——残肢(就是我剩下那一截腿)先套一个硅胶套,然后塞进一个硬壳的接受腔里,腔下面连着一根管子和一只假脚。
硅胶套是不透气的。
东北的夏天,三十七八度,太阳底下一站八个钟头。我的残肢就在那个硅胶套里头捂着,出汗、泡着、沤着。汗出不来,皮肤就起疹子,疹子破了就烂。烂了以后再套上去,走一步磨一下。
我头一年夏天穿的是裤子。牛仔裤,裤腿把假肢整个儿包住,一点风不进。那年夏天我烂了三次,最厉害的一次,残肢前端磨出一个洞,一个月没合上,我拄着拐出的摊。
第二年五月,我买了第一条裙子。长裙,过膝,松紧带的腰。
穿上第一天我就知道:对了。
裙子底下是空的,风从底下进去,从腰那儿出来,整个腿是通的。那一天我八个小时没烂。
第二个原因:方便。
我的残肢一天得看三回。早上出门前看一次,中午看一次,下午收摊看一次。看什么?看皮肤有没有红、有没有磨破、有没有起疹子。要是红了,就得抹药、晾一会儿;要是破了,就得贴敷料,或者干脆不套了,拄拐。
穿裤子的时候,我要看一眼,得先脱鞋、再脱裤子、再卸假肢。一套下来十分钟。在早市那种地方,我上哪儿脱裤子去?我只能憋到回家,到家一看,早烂了。
穿裙子不一样。裙子一撩,把硅胶套往下一褪,我坐着就能看。两分钟的事。
我现在的规矩是:上午十点看一次,下午一点看一次。就在摊后面那个小马扎上,撩起裙子,看一眼,抹点药,放下裙子,接着卖鱼。
第三个原因,是我最不想说的。
一诺今年八岁,上二年级。
我不想让她的同学知道她妈是个瘸子。
这事说起来丢人,可它就是我最真实的心思。有一回一诺学校开家长会,我去了。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穿的是长裙。散会的时候一群孩子在门口跑,我站起来往外走,步子慢,我走得挺稳,可我看见有两个孩子盯着我腿看。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
从那以后,我夏天一天不落地穿裙子,冬天穿那种宽松的运动裤——裤腿要肥,看不出那条腿是直的。
我遮了五年。
我觉得我遮得挺好。这条街上没人知道,一诺的同学也没人知道。我就是一个卖鱼的、爱臭美的、三十三岁的女人。
一直到今年七月十九号。
那天是今年最热的一天,三十八度。早上十点多,我在摊后面杀鱼,蹲不下去——我这条腿蹲不了——我站着弯腰杀,弯了半个钟头。
我站起来的时候,觉得残肢那儿一阵刺痛。我知道坏了。
我没停,接着卖。到了十一点半,我低头一看,我的袜子——我右脚那只袜子,脚踝那儿,红的。
血顺着腿流下来了,流进袜子里。
我站着不动。我不敢动。我怕我一动,血流得更多。
卖菜的李叔在我隔壁摊,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脸一下就变了。
他说:"雪梅,你腿怎么了?"
我说,没事。
他说:"你腿流血了!"
我那时候站在那儿,站了几秒钟,做出了一个我这五年从来没做过的动作。
我把裙子撩起来了。
我把裙子撩到大腿根,把硅胶套往下褪了一截。
那条腿就那么露在外面——膝盖下面一截,全是疤,红的、紫的、白的,疹子和旧伤摞在一块儿,前端还有一个刚磨破的口子,渗着血。假肢从膝盖那儿往下,是那种肉色的塑料壳子。
李叔站在那儿,一句话说不出来。
我也没说话。
那条街上那个点儿人不多,可也有人。卖肉的张姐过来了,卖水果的小王也过来了。
张姐"哎哟"了一声,转身就跑了。我以为她嫌恶心躲了。
三分钟以后,她跑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瓶药膏、一包纱布、还有一瓶碘伏。
她说:"我孙子用的,那个护臀的,抹这个不起疹子。你先擦擦。"
我坐在马扎上,她蹲在我旁边,给我擦。她擦的时候手是抖的。
她说:"你这五年……你这五年夏天都这样?"
我说,嗯。
她说:"那你穿裙子——"
我说,透风。
她愣了一下,然后"哇"地一声哭了。她四十多岁的女人,蹲在地上哭,一边哭一边说:"我他妈还笑话你臭美,我这嘴啊……"
那天下午,李叔帮我收的摊。他把我的鱼盆一趟一趟搬到车上,搬完站在那儿,抽了半根烟。
他说了一句:"雪梅,我老伴坐了十一年轮椅。"
我抬头看他。
他说:"她最怕人家可怜她。她坐轮椅出门,从来不让人推,自己摇。有一回在超市门口,一个小孩问她'阿姨你的腿怎么了',她说'阿姨这个叫椅子,阿姨坐着舒服'。"
他说:"我懂你。"
第二天,李叔给我摊上铺了一块木板。他说水泥地返潮,你那条腿站一天受不了。
第三天,张姐把她孙子的一双护膝给了我,说"你套在那个腔外面,能软和点"。
第四天,卖水果的小王——就是那个说我"捂腿"的小子——给我搬来一把椅子,带靠背的那种。他什么都不说,把椅子往我摊后头一放,转身就走了。他脸红到脖子根。
我一言没发,全收下了。
我现在摊后面有椅子,有木板,我中午能坐一会儿了。
我说说一诺。
那天晚上我回家,一诺在写作业。我进门的时候把裙子换下来了,换了条长裤。
一诺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妈,你今天是不是又磨破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
她说:"我看见你走路的样子了。"
我说,哦。
她放下笔,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
是她的一篇作文,题目叫《我的妈妈》。
我一个字一个字看下去。看到第三段的时候,我的眼睛不行了。
那一段是这么写的:
**"我妈妈夏天穿裙子,别人都说她臭美。我知道她为什么穿。她的腿是假的,穿裙子是让它透风。我妈妈每天早上三点半起床,晚上八点回家。她的腿会流血,她从来不哭。我长大要给她买一条最长的裙子,一直拖到地上,这样谁也看不见。"**
最后一行是老师用红笔写的评语:"写得好,真情实感。"
老师说要在班上念。
我问一诺:"你愿意老师念吗?"
她说:"愿意。"
我说:"同学会知道你妈是瘸子。"
她说:"知道就知道呗。"
她说:"妈,你是我妈,你瘸不瘸的,你都是我妈。"
我那天晚上坐在炕上,把一诺抱在怀里,哭了半宿。
我这五年,遮得那么辛苦。我遮邻居、遮同行、遮一诺的同学、遮所有人。
到最后是八岁的闺女告诉我:不用遮。
我说说我最后想说的话。
你们在街上看见一个女人,大热天穿裙子,你们心里想的是什么?
好看?臭美?三十多了还浪?
我跟你们说:你不知道她那条裙子底下盖着什么。
我这五年遇见过太多这样的女人了。医院里排队的时候,我见过一个穿长裙的姑娘,她胳膊上全是针眼——化疗的。公交车上,我见过一个穿长裙的媳妇,她撩裙子的时候,我看见她腰上挂着一个造口袋。早市上那个天天穿碎花长裙卖菜的老太太,我后来才知道她腿上有严重的静脉曲张,一碰就破。
这世上穿长裙的女人,有一半是为了好看,还有一半——是为了活得体面。
我属于后一种。
我这辈子,很多东西是别人替我决定的。
我这条腿,是医生签字截的;我的婚,是他提的离;我的假肢,是厂里赔的钱买的,多少钱买什么样的,我说了不算;我每天站八个钟头卖鱼,是日子逼的。
只有这条裙子,是我自己挑的。
我去批发市场,三十块钱一条,我一年买五条,换着穿。我挑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这条料子薄""这条腰松""这条长,能盖到脚踝"。
我挑的时候,我是个正常的女人。
这就是我穿裙子的第四个原因,也是我最想说的一个:
**穿着它,我跟别人一样。**
不是假装一样,是真的——在别人眼里,我就是一个爱穿裙子的卖鱼女人。没有人盯着我的腿看,没有人问我"你腿怎么了",没有人伸手要扶我。
你们不知道"没人扶你"这件事有多金贵。
我这条腿让我学会的最难的一件事,不是走路,是接受别人的眼神。那种眼神不坏,是善意的,可它就是让你知道:你跟别人不一样。
我这五年一直在躲那个眼神。
今年七月十九号那天我把它撩起来了。撩完我发现——天没塌。
李叔没说什么,张姐哭了,小王红着脸搬来一把椅子。第二天我照常出摊,照常卖鱼,照常跟人讨价还价。太阳照旧晒,鱼照旧腥。
什么都没变。
变的只有我自己——我不用再蹲在马扎上,撩着裙子,偷偷地看那条腿了。
我现在还是夏天穿裙子,一天不落。
可我今年换了个穿法:我不再穿那种拖到脚踝的了。我买了两条到膝盖下面的——就是那种"七分裙",走起路来,假肢的脚脖子露出来一截。
有人看,我也不躲。
我三十三岁,右腿膝盖以下没有,我一天站八个钟头卖鱼,我闺女八岁,说长大要给我买一条拖到地上的裙子。
我这辈子活得挺好。
所以,你们要是哪天在街上看见一个女人大夏天穿裙子——你别急着在心里给她编故事。你不知道她那条裙子底下,藏着一条什么样的腿,或者藏着一段什么样的日子。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就够了:
她穿那条裙子,是她自己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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