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子为何“娶”夫？男人外嫁、父子共妻、弟弟娶嫂，这套婚俗到底有多颠覆认知

提起上古时代的婚姻，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三从四德”“父母之命”，可如果穿越到母系氏族社会，你会发现整套规则几乎是反着来的。那时候不存在“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恰恰相反，留在本氏族的是女子，需要打包“外嫁”的竟是男子。一个氏族里同辈分的成年男女，必须到另一个氏族去寻找配偶，而女子稳坐家中，男子天黑走婚、天亮回本族劳动，生下的孩子只认母亲，根本不知道父亲是谁。这种今天听起来不可思议的图景，正是母系氏族公社的真实日常。

当时的氏族，是以一位始祖母为核心、由她所生的若干代最亲近亲属组成的血缘群体。大家世代住在一起，血肉相连，生死相依。在一位母系族长的组织带领下，成员们生前共同劳动、共同消费，人人平等，互相帮衬；死后也不分地位高低，统统葬入氏族公共墓地，彼此永不分离。这样一套“生同劳、死同穴”的秩序，构成了母系社会最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

婚姻制度上，母系社会末期普遍实行族外婚，也就是本氏族的男女必须和别的氏族通婚；而从一个部落的角度看，又大多是族内婚，即同一族姓部落内部各氏族之间互相婚配。当然，这并非什么铁律，部落中心地带的氏族既可以和本部落多个氏族通婚，也可以和邻近部落的氏族结亲。按照对偶婚的传统，同辈成年男女要到另一氏族的同级男女中找伴侣；而在母权制下，女子不出嫁，需要“外嫁”的是男子。《尔雅·释亲》里那套称谓就透露了玄机：男子称姊妹之子为“出”，女子称兄弟之子为“侄”，“出”之子叫“离孙”，“侄”之子叫“归孙”。姊妹和对方氏族男子所生之子必须“出嫁”到对方氏族去，所以叫“出”；这孩子不生于本氏族，按辈分排是孙辈，所以叫“离孙”。反过来，兄弟“出嫁”到对方氏族后所生之子，通常还要“嫁”回本氏族，所以叫“侄”，“侄”就是“至”的意思；这孩子又生在本文氏族，所以叫“归孙”，又叫“来孙”。在那样一个时代，通婚氏族的男子之间没有亲疏远近之分，原则上都平等相待。

对偶婚在早期其实就是“走婚”：男子晚上到对方氏族和女子同居，白天回本氏族干活。夫妻关系极为松散，走婚对象对男女双方都不固定，生下的孩子自然知母不知父。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妇女开始主动要求比较长久地和一名男子结合，男子也因为财产等因素愿意与一个女子或几个姐妹长期生活，于是逐渐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对偶家庭。到这时，男子真正意义上的外嫁才普遍起来，个别女子的外嫁也开始冒头，完整的母系氏族制度自此出现缺口，父系氏族制度的萌芽随之产生。

这套原始婚俗的遗风，到西周春秋时代还大量保留着，并且和当时盛行的宗法制度搅在一起，形成了原始宗法性的婚嫁形态。它和唐宋以后那套封建宗法婚俗截然不同，是人类家庭婚姻形态发展的必经阶段，在时人眼里再正常不过，绝不能用汉代以后乃至今天的眼光，动辄扣上“非礼”“淫风”“乱伦”的帽子。当时社会上主要存在三种原始形态的婚嫁习俗和家庭形态，其中第一种就是烝、报式的家庭形态。

这是父系家长制大家庭的产物。在父系家庭中，家长掌管全家财产，实行一夫多妻，占有许多妻妾。他死后，财产和妻妾由嫡长子继承——因为在原始宗法制度下，妻妾也是家长的财产，是为家长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并满足性爱需要的特殊财产。于是婚姻上就出现了“烝”和“报”：所谓烝，就是继承父亲地位的儿子，可以和除生母以外的父亲其他妻妾发生婚姻关系；所谓报，就是儿子可以和叔母、伯母发生婚姻关系，把她们收为自己的妻妾。这种婚嫁形态在春秋及以前被认为是合法正常的。《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晋献公娶于贾，无子，烝于齐姜，生秦穆公夫人及太子申生。齐姜本是晋献公父亲晋武公的妾，不是献公生母，献公按当时习俗把她娶过来，齐姜为他生了一男一女，女儿后来嫁给秦穆公，儿子申生被立为太子。后来献公又娶骊姬，骊姬为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害死了申生。

《左传·闵公二年》还载，当初卫惠公即位时年纪尚小，齐人让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烝于宣姜，昭伯不肯，齐人强逼，结果生下齐子、戴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昭伯烝的是自己的非生母、惠公的生母宣姜，贵为国君夫人的宣姜也不能违抗这种婚俗，其宗法性显而易见。再往前追，卫宣公当年和父亲卫庄公的姬妾夷姜私通，生下公子伋，托给右公子抚养。卫宣公宠爱夷姜，立公子伋为太子，让右公子教导他。后来右公子替太子伋迎娶齐国女子宣姜，还没成婚，卫宣公听说宣姜极美，就在河边搭起亭台楼阁，等齐女经过时先行拦截娶了过来，再替太子伋另娶他人。《左传·宣公三年》又载，郑文公报郑子之妃曰陈伪。杜预注：“郑子，文公叔父子仪也。汉律，淫季父之妻曰报。”郑文公也是堂而皇之地把叔父的妻妾占为己有。除了烝、报，还有相似形态的“下淫”。《史记·鲁世家》载，鲁惠公的适夫人无子，贱妾声子生了息（隐公）。息长大后，惠公为他娶宋国女子，宋女到了鲁国，惠公见她年轻漂亮，竟夺过来做了自己的妻子，生下允（桓公），还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贵族把家族内除亲生女儿以外的下辈女子占为己有，这就是下淫。与烝、报、下淫性质类似的还有叔接嫂，即弟弟纳哥哥的妻子为妻。《左传·闵公二年》载：“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共仲就是公子庆父，哀姜是其兄庄公之妻。庆父一再作乱，为害鲁国，当时他与哀姜私通成了夫妻，哀姜便想让庆父当国君，做他的内应。可在当时贵族娶兄长之妻是习惯，并不违法。这种叔接嫂在后来的少数民族中常见，如清代皇太极之妻、顺治帝之母孝庄就曾下嫁给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所以顺治称多尔衮由“皇叔父摄政王”改为“皇父摄政王”。

第二种是媵和姪娣从嫁的家庭形态和婚嫁习俗。这属于原始群婚制的残余，后来成了贵族男子霸占大批女子、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工具。《春秋经·成公八年》载：“卫人来媵。”杜预注：“古者诸侯娶嫡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国，国三人，凡九女，所以广继嗣也。鲁将嫁伯姬于宋，故卫人来媵之。”按媵或姪娣从嫁制度，诸侯娶一名嫡夫人，就有嫡夫人的姪、娣，两个同姓国的左媵和右媵，以及左媵和右媵的姪、娣一起出嫁，一国三人，一娶九女。比如出嫁国是鲁国，迎娶国是宋国国君，那么媵女国晋国三女为晋女姪、晋女媵、晋女娣，嫁女国鲁国三女为鲁女姪、鲁女伯姬（正夫人）、鲁女娣，媵女国卫国三女为卫女姪、卫女媵、卫女娣。陪嫁的除了女子，还有陪嫁之臣，百里奚就是典型。百里奚少时家境贫寒，颠沛流离，出游诸国，到齐国不被任用，又至周仍不被任用，后被虞公任为大夫，晋灭虞后被虏，作为陪嫁之臣送往秦国。因秦穆公以媵臣待之，他出走至宛，被楚人抓住。后来秦穆公听说他贤能，用五张黑牡羊皮把他赎回，授以国政，称为五羖大夫。他在秦任大夫七年后，与蹇叔等人共同辅佐穆公建立了霸业。

第三种是对偶性质的婚姻形态。所谓对偶婚，是介于群婚和一夫一妻制之间的婚姻形态，说白了就是不牢固的一夫一妻制，在庶民家庭比较流行。女子可以离家出奔，《国语·周语上》载：“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反映当时一夫一妻制不稳定，女子可以随意弃家出奔。《左传·昭公十一年》载：“泉丘人有女，梦以其帷幕孟氏之庙，遂奔（孟）僖子，其僚从之。”女子可以随意离弃家室，投靠梦中人，与他人为妻。当时女子出奔不违法，还受到鼓励。《周礼》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家者会之。”目的在于多生育、添人口、增强氏族实力。后来才产生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规制，男女婚配开始受到约束，失去自由。直到秦始皇时代，婚嫁习俗才被统一。《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严令禁止原始婚俗，国家保护一夫一妻制婚姻，对违背一夫一妻制的淫佚、寄豭、逃嫁等要严刑处理。秦代成为后世封建礼教婚姻习俗的开端，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父系氏族公社里，私有制已经产生，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族长对氏族成员的剥削由此产生。所以恩格斯说，母权制的颠覆、父权制的产生，是妇女遭到的一次最大失败。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婚姻形态由群婚和对偶婚下的从妻居改为从父居，由男方的集体出嫁转变为女方嫁到男方氏族中，不稳定的对偶婚逐渐向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过渡，妇女从在生产中占主要地位逐步下降为从事家务劳动，变成为男方生儿育女的工具。总体看，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虽然生产资料公有制还占主导地位，原始平等关系基本得到保留，但是私有制已产生，阶级对抗已形成，妇女沦为附属品，原始宗法制度已经开始萌芽。

说完婚嫁，再来看母系氏族社会的丧葬习俗，多人二次葬是它最显著的标签。这种葬俗较早盛行于仰韶文化地区，陕西华县元君庙、华阴横阵、渭南史家、临潼姜寨，以及山西芮城东庄村、湖北郧县大寺、河南淅川下王岗、安阳后岗遗址均有发现。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解释说，在华县元君庙和华阴横阵村发现了几十座迁徙合葬墓，每座人数多少不一。元君庙墓葬中最多的是二十三个，横阵村达四十四个，其中男女老少都有。这种埋葬情况反映出他们在同一氏族中有着更为亲近的血缘关系，作为母系大家庭的成员，其中还包括出嫁死后必须归葬于本氏族的男子。迁徙合葬的过程比较复杂：人死后，大概先把尸体暴露在一定地点，让皮肉烂掉，再把尸骨收集起来，放在氏族专设的场所，并注意不相混杂；到一定时候，就把同家族的尸骨集体迁葬到氏族墓地，横排埋在一个墓坑里。也可能是先分别土葬，到一定时候举行二次葬。在遇到母系大家族中一个地位较高的妇女死亡时，就先直接把她的尸体仰卧埋在墓坑里，同时把她同家族先死者的尸骨妥善迁过来，排在一起同墓合葬。例如在元君庙的迁徙合葬墓中，有些就是以一具女性尸体为一次葬，而其他的男女骨架则是迁来和她葬在一起的。这种以妇女为中心的葬俗，也表明她们在社会上和大家族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横阵村的几座合葬墓稍有不同，它是大墓坑中依次挖了几个小坑，在各小坑中分别埋葬尸骨。例如有一个大坑长11米，宽2.4米，里面套7个小坑，每坑人骨有多至三层重叠的，共四十二具，都是迁徙合葬的。迁徙合葬的具体情况虽然不尽相同，却反映出母系大家族在当时已经出现。

王因（鲁中南）墓地所见可知，那里曾经流行多人同穴合葬、二次葬及迁出葬风俗，其中尤以二次葬墓最受人注意。与仰韶文化地区不同的是，王因二次葬墓大都为男性，且绝大多数为成年人。专家解释说，这一葬俗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在母系氏族的外婚制下，本氏族男子出嫁到相互通婚的对方氏族，死后又归葬到本氏族（如果是女子出嫁，死后也同样要归葬本氏族）；二是随着氏族的扩大、分化和近亲部落的形成，同一部落拥有一个中心墓地，后成为整个部落的中心性公共墓地。在中心公共墓地三个墓区的墓葬各有早晚之别，说明葬俗不同应是由于死者所在家族不同而形成的，或许是丧葬习俗变化所致。部落中心性公共墓地的形成，体现了古人聚族而居、聚族而葬，追宗念祖、落叶归根的思想和行为。回望这段历史，母系社会那套“女娶男嫁”的婚姻与“聚族合葬”的丧葬，看似离奇，实则是人类在特定生产力条件下摸索出的生存秩序。它提醒我们，所谓天经地义的婚嫁规矩，不过是历史长河里后起的产物。你对这种“男子外嫁、女子留家”的古老婚俗怎么看？如果换到今天，你能接受吗？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