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秋天,南京。
我在一家区级医院的外科当医生,那年三十四岁。医院不大,三层楼,外科在一楼东头,手术室就两间,平时做的最多的是阑尾炎、疝气、骨折内固定。偶尔来一个胃大部切除,就算是“大手术”了。院长姓周,五十多岁,老军医出身,说话带着胶东口音,做事干脆利落。他对我很信任,很多手术都让我主刀。
那天晚上,我值夜班。
十一点多,急诊来了一辆救护车,不是我们医院的,是市里某单位转过来的。担架上躺着一个女人,三十岁出头,脸色苍白,嘴唇没有血色,右腹部有一道伤口,用纱布缠着,纱布已经被血浸透了。送她来的是两个男人,穿着便装,但走路的样子我一眼就认出来——部队出来的。他们跟周院长在走廊里说了几句话,周院长脸色很严肃,走过来跟我说:“小陈,这个病人你主刀。急性腹膜炎,可能是肠穿孔。”
我问:“家属呢?”
周院长说:“没有家属。单位送来的。你别多问,做好手术就行。”
我没多想。那个年代,经常有“单位送来”的病人,有的是工伤,有的是保密单位的工作人员。不该问的不问,这是规矩。
病人被推进了手术室。我刷手上台,助手是值班的刘医生,护士是小张。手术室的无影灯亮起来,照在病人苍白的脸上。我这才看清她的长相。五官端正,眉毛很浓,嘴唇抿着,即使昏迷着,眉头也是皱着的。
麻醉师老孙给她上了硬膜外麻醉。药物推进去之后,老孙用针尖试了试她的腹部皮肤,她没反应。老孙说:“行了,开始吧。”
我拿起手术刀,划开皮肤,打开腹腔。腹腔里全是脓液,肠子粘连在一起。我小心地分离粘连,找到了穿孔的位置——回肠末端,一个黄豆大的穿孔,周围组织已经坏死。我切除坏死段,做了吻合,冲洗腹腔,放了引流管。整个过程很顺利,不到两个小时。
手术快结束的时候,关腹,缝皮。小张在清点器械,刘医生在写手术记录。手术室里很安静,只有心电监护仪发出规律的嘀嘀声。
然后,她开口了。
麻醉中的病人有时候会说话,这不算稀奇。有人在麻醉中唱歌,有人背古诗,有人喊妈妈。所以当她开始嘟囔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意。但那句话,我听到了。
她的声音很小,含混不清,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挤出来的。但我听清了几个字。她说了两个字,一个名字。
那个名字,是我上线联络人的名字。
我手里的持针器停了一下。针尖扎在皮上,没动。小张抬头看了我一眼,说:“陈医生,怎么了?”
我说:“没事。”然后继续缝皮,一针一针,缝得跟平时一样整齐。但我的手心全是汗。
手术结束了。病人被推回病房,两个便装男人守在门口。我换下手术衣,洗了手,回到值班室。我坐在椅子上,点了一根烟。手在抖。
那个名字,在我的脑子里反复出现。我试着说服自己听错了。麻醉中的人说话含混不清,也许她喊的是别的什么,只是发音相近。但我心里清楚,我没听错。那个名字很特别,不是常见的名字。我认识的人里,只有一个人叫这个名字。
我的上线。老郑。
老郑是我的联络人,我在三年前被他发展。我的任务很简单:在医院里待着,等待可能的“配合”。我不知道老郑的真实身份,不知道他属于哪个部门,不知道他的上级是谁。我只知道他每隔一段时间会来找我,有时候在医院附近的茶馆,有时候在公园,有时候在菜市场。他从来不打电话,不写信。他出现的方式永远出乎意料。他会跟我说“最近身体怎么样”,或者“你儿子学习好吗”。每一句话都有暗语。我的任务是,当他说出某一句话的时候,帮他做一件事。
三年了。他没有让我做过任何事。
而现在,一个陌生女人,在麻醉中,喊出了他的名字。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我坐在值班室里,抽了半包烟。我把所有可能性都想了一遍。
第一种可能:巧合。她认识另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这个名字虽然特别,但不是不可能重名。
第二种可能:她跟老郑有关系。也许是他的同事,他的下线,或者他的上级。
第三种可能:她是冲着老郑来的。她是特务,被派来接触老郑,或者已经接触上了。她在麻醉中说出了他的名字,说明这个名字对她很重要。
如果是第三种,那我必须通知老郑。
但我怎么通知他?我没有他的电话号码,没有他的地址。他每次来找我,都是突然出现。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等他下一次来。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上班。查房的时候,我去了那个女病人的病房。她已经醒了,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天花板。旁边坐着一个便装男人,在削苹果。看到我进来,她转过头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说“谢谢医生”。
我说:“感觉怎么样?”
她说:“好多了。”
我检查了她的伤口,换了药。伤口愈合得很好,没有感染。我叮嘱了几句,就出来了。整个过程,她表现得很正常。就是一个普通的术后病人,虚弱,但清醒。她看我的眼神,没有任何异常。
但我知道,她不是普通人。
一个星期后,她出院了。那两个便装男人来接她,办完手续就走了。出院之前,她在走廊里碰到我,停下来,说了一句话。
“陈医生,谢谢你。你的手很稳。”
她说这话的时候,看着我的眼睛。那眼神很平,像一潭水。但我从里面看到了某种东西,我说不清楚。可能是试探,可能是确认,可能只是客气。
我说:“不客气。回去好好休养。”
她点了点头,走了。
又过了半个月,老郑来了。
那天下午,我在医院门口的茶馆喝茶。他走进来,坐在我对面,要了一壶龙井。他穿着一件灰色夹克,戴着一顶鸭舌帽,看起来像一个退休的老工人。他给我倒了一杯茶,说:“最近医院忙不忙?”
我说:“还行。”
他说:“听说你们医院前段时间收了一个急诊病人。手术是你做的?”
我心里一紧。我说:“是。”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病人怎么样?”
“恢复得很好,出院了。”
他点了点头。“你辛苦了。”
我看着他。他的表情很平静,像在聊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我注意到,他放下茶杯的时候,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那是他的习惯。两下,表示他在等我说什么。
我压低声音:“她麻醉的时候,说了你的名字。”
他的手指停下了。
沉默了几秒。茶馆里有人在打牌,有人在聊天,有人在逗鸟。周围的嘈杂声像一堵墙,把我们隔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
老郑说:“我知道。”
“你知道?”
“她是我以前的同事。后来调走了,很多年没联系。这次她来南京执行任务,受了伤。组织上安排在你这里做手术。”
“那她为什么喊你的名字?”
老郑看着我,笑了一下。那个笑很轻,嘴角动了一下,眼睛没笑。
“因为她不知道我在这里。她喊我的名字,是因为她以为我出事了。她以为她活不了,想给我留个话。”
“什么话?”
“她说的是,‘告诉老郑,东西在……’后面的话你没听到,因为她睡着了。”
我坐在那里,茶杯在手里,茶已经凉了。我想起手术台上那个女人的脸,眉头皱着的脸,嘴唇抿着的脸。她在麻醉中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是想留一句遗言?是想给战友传一个消息?还是只是意识模糊中的本能反应?
老郑又倒了一杯茶。“你不用多想。这件事你处理得很好。你没有当场声张,没有跟任何人说,手术后也没有去找她。你做得对。”
我说:“那她……”
“她没事。任务完成了。你的手术很成功,她恢复得很好。组织上对她有安排。”
他站起来,把茶钱放在桌上。“我走了。以后有事,我会来找你。”
他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小陈,你知道我为什么选你吗?”
我摇了摇头。
“因为你稳。手稳,心也稳。今天这件事,要是换一个人,可能就慌了。你没有。你缝完皮,洗干净手,回值班室抽烟。你什么都没做。这就是最好的反应。”
他推开门,走了。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然后恢复了安静。
我坐在茶馆里,把那壶凉掉的茶喝完。外面是南京秋天的下午,阳光很好,梧桐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飘下来几片。街上有人骑车经过,车铃叮叮响。
我站起来,走出茶馆,往医院走。路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停下来等红灯。旁边站着一个抱小孩的妇女,一个背书包的学生,一个拎菜篮子的老太太。他们都在等红灯。绿灯亮了,他们往前走。我也往前走。
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没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昨天晚上我在手术台上经历了什么。
我是陈明远,三十四岁,外科医生。每天早上查房,上午做手术,下午看门诊,晚上值班。我有老婆,有儿子,有房子,有自行车。我跟所有普通人一样,过着普通的日子。
这就是我的任务。做一个普通人。
直到有一天,老郑来找我,说一句话,让我做一件事。
在那之前,我继续做我的外科医生。手要稳,心也要稳。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女病人。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但有时候我做手术的时候,偶尔会想起那个晚上。想起无影灯下那张苍白的脸,想起心电监护仪的嘀嘀声,想起她含混不清的那句话。
然后我低头,继续缝皮。一针,一针,缝得整整齐齐。
手术室里很安静。只有监护仪在响。嘀。嘀。嘀。
像时间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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