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待了十年,我感悟到:除非生理需求,不要碰朝鲜女友
我叫张海峰,今年四十岁,老家在辽宁丹东。十年前,我跟着一个做边贸的亲戚去了朝鲜,在罗先市那边帮他管仓库。罗先是朝鲜的经济特区,外国人相对多一些,中国人也不少,大部分都是做生意的。我刚去的时候一句朝鲜话不会说,比划着跟人交流,闹了不少笑话。后来慢慢学会了,日子也就好过了。
我在罗先待了十年,从三十岁到四十岁,人生最好的十年都扔在了那儿。这十年里,我挣了些钱,攒了些经历,也伤过一个人的心。今天我想说的,就是那个被我伤了心的朝鲜姑娘。她叫金惠珍,是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
惠珍是我在罗先第三年认识的。那时候我在仓库管出货,她在一家国营商店当售货员,离我们仓库不远。有一回我去买牙膏,她站在柜台后面,穿着深蓝色的制服,胸前别着一枚像章,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脸圆圆的,眼睛不大,可笑起来弯弯的,像月牙。我用生硬的朝鲜话问牙膏多少钱,她说了个数,我没听清,又问了一遍,她放慢语速又说了一遍。我掏钱的时候手忙脚乱,硬币掉了一地,她蹲下来帮我捡,一边捡一边笑,说你是中国人吧。我说是。她说中国人说话口音重,我听得出来。
那是我们第一次说话。后来我经常去她那家商店买东西,有时候买牙膏,有时候买毛巾,有时候什么都不买,就站在柜台前面跟她聊几句。她问我中国是什么样,我说中国很大,有高楼,有高铁,有手机支付,出门不用带钱包。她听着,眼睛亮亮的,说真想去看看。我说以后有机会我带你去。她笑了笑,没说话。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说是“在一起”,其实跟中国人理解的谈恋爱不一样。在朝鲜,男女之间公开谈恋爱是很少见的,最多就是一起散散步,或者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说说话。牵手都算大胆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一个月能见两三次面,都是在傍晚,她下了班,我去商店门口等她,然后两个人沿着罗先那条主干道慢慢走,走到海边,坐在堤坝上,看着日本海的方向,吹着海风,说些有的没的。她靠在我肩膀上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她的心跳,快快的,紧紧的。那时候我觉得,我可能真的喜欢上她了。
可问题很快就来了。
第一,她的家庭。惠珍的父亲是退伍军人,母亲在纺织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在朝鲜,家庭成分很重要,她父亲知道她跟一个中国人来往以后,把她关在家里骂了一顿,说中国人靠不住,说外国人都是来占便宜的。惠珍哭着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站在她家楼下,隔着窗户看见她父亲坐在屋里,板着脸,手里夹着烟,一句话不说。那种压迫感,我至今记得。
第二,我的身份。我是中国人,在朝鲜是外国人。外国人跟本地人交往,在很多事情上是不被允许的。虽然罗先是特区,管得松一些,可一旦涉及到长期关系,麻烦就来了。我得定期去派出所登记,得说明我跟惠珍的关系,得证明我不是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有一次我被叫去问话,一个穿制服的人坐在我对面,问我跟金惠珍是什么关系。我说朋友。他说什么朋友。我说就是普通朋友。他说普通朋友为什么总在一起。我说就是聊聊天。他看了我半天,说你是外国人,注意影响。
第三,也是最要命的一点,是惠珍自己。她太认真了。在朝鲜,男女一旦确定了关系,就是奔着结婚去的,不是闹着玩的。她开始问我什么时候娶她,问我愿不愿意留在朝鲜,问我能不能把她带到中国去。我说惠珍,咱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吗。她说好什么好,你迟早要回中国,你走了我怎么办。我那时候才三十出头,根本没想那么远。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开心就行了,结不结婚,以后再说。可她等不了。她的家庭等不了。那个社会也等不了。
我承认,我那时候自私。我喜欢惠珍,喜欢她的笑,喜欢她靠在我肩膀上的感觉,喜欢她给我煮的泡菜汤。可我不想负责任。我不想在朝鲜结婚,不想留在这个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的地方,不想放弃中国国籍。我想要惠珍,可我不想娶她。我想要她的温柔,可我不想给她未来。
我们在一起两年多,吵了无数次架。每次都是同样的内容:你什么时候娶我,你什么时候带我走,你是不是从来没想过跟我结婚。我开始躲她,找各种借口不去见她,说出差,说仓库忙,说身体不舒服。她给我打电话,我说在开会,回头给你打。回头就忘了。她来仓库找我,我让门卫说我出去了。她在门口站了半个钟头,走了。门卫老朴跟我说,张,那个姑娘哭了。我说知道了。我什么也没做。
后来她不再找我了。商店我也不去了,牙膏用完了就在仓库旁边的小卖部买。有一次路过她那家商店,我隔着马路看了一眼,柜台后面站着一个陌生的姑娘,不是她。我问旁边的人,说金惠珍调走了。我问调哪去了,那人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可一个月后,我收到一封信,是惠珍托人转给我的。信上只有几行字,写得很用力,笔尖把纸都戳破了。她说:张海峰,我恨你。你是我这辈子第一个喜欢的人,也是最后一个。你毁了我对所有人的信任。我以后再也不会相信男人了,尤其是中国男人。
我攥着那封信,站在仓库门口,太阳晒得我头晕。我想去找她,可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我想给她回信,可我不知道往哪寄。我想跟人打听,可谁都不愿意跟我多说。我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封信,忽然觉得罗先的天特别灰,海风特别冷。
那封信以后,我变了。我不再跟朝鲜女人来往了,至少不再动真感情了。有人给我介绍,我推了。有人主动找我,我躲了。我把自己关在仓库里,白天干活,晚上喝酒,喝多了就睡觉,睡醒了接着干活。日子过得没滋没味的,可至少不会伤人。
后来我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在朝鲜那样的地方,一个朝鲜姑娘跟你在一起,她赌上的是一辈子。她的家庭,她的名声,她的未来,全都押在你身上。你如果担不起这个责任,就不要碰她。你以为你只是谈个恋爱,在她那儿,那是全部。你以为你只是图个开心,在她那儿,那是命。
我见过太多跟我一样的外国人,在朝鲜找朝鲜姑娘,有的真心,有的假意,可不管真假,最后受伤的都是姑娘。因为规则不在她们手里。她们没得选。你走了,她们还在那儿,在那个所有人都认识所有人的地方,在那些嚼舌根的眼睛底下,继续过日子。你拍拍屁股走了,她们的日子还得过。怎么过,你不知道,你也不想知道。
我在罗先十年,前三年在玩儿,中间三年在躲,后四年在干活。惠珍走了以后,我拼命工作,把仓库扩建了一倍,又帮亲戚开了两个新点。我挣了不少钱,可我不敢再碰感情。有时候晚上一个人坐在海边,看着黑乎乎的海水,我会想起她。想起她蹲在地上帮我捡硬币的样子,想起她靠在我肩膀上时头发蹭着我脖子的痒,想起她煮的泡菜汤,酸酸的,辣辣的,喝一口浑身冒汗。我想着想着,就骂自己。骂完了,又喝一口酒。
去年我回来了。亲戚的生意不做了,朝鲜那边越来越紧,外国人不好待了。我收拾东西的时候,在箱子底下翻出了那封信。信纸已经发黄了,字迹也模糊了,可我一眼就认出了她的笔迹。我坐在箱子旁边,把那封信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我把它叠好,放进口袋里,带回了中国。
回来以后,我在丹东开了个小饭馆,卖朝鲜冷面和泡菜。生意不好不坏,够吃够喝。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去见了两个,都没成。不是人家不好,是我心里有个疙瘩,解不开。有时候我坐在饭馆里,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客人,会忽然想起罗先,想起那个海边的小城,想起惠珍。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嫁人,有没有孩子。我希望她过得好。我希望她把我忘了。
今天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不是想博谁同情。我就是想跟那些想去朝鲜的、已经在朝鲜的、正在跟朝鲜姑娘谈恋爱的中国男人们说一句:你如果只是图个新鲜,只是满足一下生理需求,那就离人家远点。你碰了她,你就得负责。你负不起这个责,你就别碰。朝鲜姑娘跟我们那儿的姑娘不一样。她们没那么多选择,没那么多退路。你是她唯一的出口,你要是把这个出口堵死了,她就真的出不去了。
我堵死过一个人的出口。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封信上的字,记得她把纸戳破的那个力度。她恨我,应该的。我不怪她。我只希望她现在过得比我好。我希望她嫁了一个老实人,生了一堆孩子,每天忙着做饭洗衣,没空想起我。我希望她把我忘了,把那段日子忘了,就当没发生过。
可我没忘。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惠珍,对不起。
饭馆打烊了,我把最后一盏灯关了,坐在黑乎乎的店里,点了根烟。窗外的丹东夜景亮堂堂的,对面就是朝鲜,黑乎乎的一片,只有几点灯火,模模糊糊的。我看着那片黑,抽了口烟,慢慢吐出来。烟飘上去,散了。我掐了烟,站起来,把门锁好,往家走。路上风挺大的,吹得我眼睛有点酸。我裹紧了外套,低着头,一步一步往前走。前面是家,家里有张床,床上有个枕头,枕头底下压着一封旧信。信上的字我早就背下来了,可我还是留着。留着它,提醒我自己,这辈子别再犯同样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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