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0年代，湘鄂赣苏区的一处山坳里，刘玉堂和弟弟刘兰启跟着部队摸黑转移。四周枪声骤起，火力从两侧压来，队伍被迫分散。哥哥冲出了包围圈，弟弟却在混乱中误入敌人控制的区域，从此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刘兰启的童年很苦。他幼年失去双亲，靠放牛、采野果勉强度日。红军来到兴国一带后，打土豪、分田地，还兴办学校。这个原本没有机会读书的孩子，进了学堂，也参加了儿童团，站岗、送信、宣传，手里握着的是木制红缨枪。
哥哥刘玉堂比他年长，较早参加革命工作。红军扩充队伍时，刘兰启也跟着哥哥参军，先做勤务兵，后来当通讯员，随部队转战湘鄂赣地区。那时的红军队伍处境艰难，缺粮、缺药、缺弹药是常事，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行军全靠双脚。
有一年除夕，部队转移到山里。战士们找了一间废弃草棚，铺块布当饭桌，端上来的年饭只有红薯丝和野菜。十多岁的刘兰启饿得发慌，忍不住嘟囔：“过年也吃不上像样的饭。”
刘玉堂当即板起脸：“战场上不能乱说，别扰乱军心。”
这句话，刘兰启记了一辈子。哥哥并没有因为亲兄弟关系而迁就他，反而把他调到兵工厂，学习修理枪支。没有枪可修时，他们就制作退壳钩。步枪连续射击后，弹壳常常卡住，战士们只能用铁钩将其取出。这种简陋工具，却是当时战斗中不可缺少的物件。
兵工厂没有固定厂房。敌人逼近，就拆机器、藏设备，部队转移后再重新安装。工人既要干活，也要跟着队伍行军，有时刚修好一批枪械，下一刻便要背起工具撤离。所谓后方，在那个年代往往只是一处山沟、一个草棚，甚至是一块临时腾出的空地。
敌军围攻加剧后，湘鄂赣红军决定向幕阜山一带转移，麦市突围由此展开。夜色浓重，行军命令很简单：不说话，不掉队，不点火。可队伍刚接近封锁线，敌军便察觉动静，机枪和步枪交叉射击，山路顿时被火光和喊声撕开。
刘玉堂带着一部分人员向外冲击。突围并不是整齐撤退，而是在弹雨中寻找缝隙。有人倒下，有人失散，有人冲出几里后才发现身边已经换了面孔。刘玉堂最终率部脱离险境，刘兰启却被冲散了。
刘兰启随兵工人员进入一处山坳，敌军从两边封锁。他和几名战友分头奔跑，前后不断有人中弹倒地。冲出山口后，他们以为脱离了包围，抬头才发现误入敌军驻地，只能钻进沟渠，贴着泥地一点点爬行。
天黑后，搜山人员还是发现了他们。由于几个人都说自己只是兵工厂的普通工人，身上也没有显示身份的物件，敌人把他们押去做苦工，后来又遣返回原籍。刘兰启回到兴国老家，重新拿起锄头。此后多年，家乡处于严密控制之下，兄弟二人再无音讯。
刘玉堂脱险后，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参与湘鄂赣地区的谈判与部队改编，后来进入新四军系统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参加辽沈战役等作战，担任过部队和后勤方面的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武汉军区后勤系统任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获得相应勋章。
弟弟却始终是农民。没有战功记录，也没有军政职务，只有一段被俘、返乡、种田的经历。身份的变化，并没有抹去他曾经参加红军的事实，只是战争把兄弟二人推向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刘兰启得知哥哥已在武汉任职，便赶去寻找。兄弟重逢时，刘玉堂十分惊讶：“你还活着？我一直以为你牺牲了。”
刘兰启说起自己的遭遇，又提出想到哥哥身边工作。刘玉堂没有把弟弟留在机关，而是劝他回乡参加土地改革，安心种田：“我们当年参加革命，不就是为了让乡亲们有地可种吗？回家把生产搞好，也是在建设国家。”
刘兰启听从了哥哥的安排，回到兴国农村，一直务农到晚年。他熟悉的仍是田地、农具和山路，闲下来时会唱起红军时期的歌。哥哥去世后，他还曾到县城的将军广场，在那尊雕像前站上许久。兄弟二人的名字，最终以不同方式留在了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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