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外面一直下着暴雨,西南边境小城临江的长途客运站里,弥漫着一股泡面汤、湿泥土和廉价烟草混合的馊味。
我坐在候车大厅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鸭舌帽压得很低,风衣内侧贴着肋骨的地方,藏着一枚用避孕套紧紧包裹的U盘。那里面是“佛爷”集团这十年间所有的地下钱庄账目、运毒路线,以及三省十四个分销窝点的名单。
外面吹来的冷风,让我打了一个冷颤,我看了一下手上的表,五点四十分。
我的单线联络人,也是我警校同寝室住了四年的兄弟程建国,那天会在五点四十五分带队出现在出站口的检票处。按约定,他会穿一件蓝色的雨衣,左手拿一份卷起来的《法制晚报》。
只要我把那个U盘交给他,我就能坐上那辆直通省厅的保密押运车,换回我尘封了十年的警号,甚至能赶上下个月我妈的十周年忌日,去她坟前磕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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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盯着候车大厅上方那口挂钟,秒针每走一格,都像在我的太阳穴上重重敲一下。
就在秒针指向四十二分的时候,一阵刺耳的塑料拖把摩擦地面的声音停在了我的脚边。
脏水溅到了我的裤脚上,黑乎乎的,带着一股公厕消毒水发酵的恶臭。
我眉头都没皱一下,身体却本能地绷紧,右手不自觉地滑向后腰藏着的那把无柄尖刀。在泥潭里活了十年,任何接近我两米以内的陌生人,都是潜在的索命鬼。
“小伙子,脚抬抬。”
我看一眼是个清洁工,佝偻着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边缘全是油污的橘黄色反光背心。他头上戴着一顶看不出原本颜色的破草帽,帽檐压得比我还低,脸上全是纵横交错的褶子,像干裂的黄土地。
我没有动,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嗓音干涩沙哑:“滚开。”
这是地痞说话的方式,阴狠,不留余地。
老头没有被吓退,他把那个油腻的铁桶往地上一墩,发出“哐当”一声闷响。借着弯腰拧拖把的动作,他浑浊的眼睛飞快地从帽檐下抬起来,扫了我一眼。
接着,他用极低、极平缓,却几乎把我全身血液冻僵的声音说了一句话:
“别等了,程建国二十分钟前把你的底子卖给佛爷了,这趟车你上不去,省厅你也回不去。”
我的心脏猛地抽搐了一下,浑身的汗毛在零点一秒内全部炸开。
十年的潜伏生涯,让我哪怕在枪顶在脑门上时都能维持面部肌肉的静止。我死死盯着他,手已经握住了刀柄,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发白。
“你是谁?”我的声音压在喉咙底,像两块砂纸在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