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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木史记 编辑:水木史记
——《前言》——
康熙二十八年九月七日(1689年),清朝代表索额图与俄方代表戈洛文在尼布楚城外的帐篷里签下了一份条约。
谈判桌旁,清朝带来的是一支随时可以开战的军队;俄国人带来的是翻译和书记官。
划定边界,俄国人签字,撤出了他们已在额尔古纳河以东站了数年的据点。那一年,西伯利亚早已是俄国的版图。
但中国历朝历代,从没有主动去要它。这件事,要从一道长城说起。
——《壹》——
长城建在那里,不是偶然的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命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军队北击匈奴,将其驱逐至阴山以北,并沿阴山和黄河一带修筑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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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次大规模北方军事行动。
结果是:匈奴被打退了,长城修起来了。打退了,为什么不追?不是打不赢。是追了没用。
阴山以北是戈壁和草原,再往北是寒冷的北方森林地带。匈奴可以在那里生活,靠的是迁徙放牧。秦汉的士兵靠的是粮食,而粮食种不到草原上去。
一支深入草原的军队,补给线越长,战斗力下降越快。
赶跑了匈奴、占领了草原,然后呢?没有农民能在那里定居,没有土地能上缴赋税,这块地占了等于白占。
这个判断,不是某一个皇帝的个人想法,而是中国历代军事决策反复得出的同一个结论。
汉武帝在位期间,前127年,大将卫青收复河套地区(今内蒙古西部),在那里设郡、移民、耕种。河套有水,能种地,所以汉朝要它。
前119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骑兵出塞两千余里,深入大漠,追击匈奴至狼居胥山。
这是汉朝骑兵能到的最远处。然后他们回来了。
没有留下守军,没有设郡,没有移民屯田。匈奴被打散了,但那片草原依然是草原。汉朝的行动告诉所有读史者:打得赢,不等于守得住;守得住,不等于值得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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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对外扩张最为强劲的朝代之一。
贞观年间,唐朝先后击灭东突厥(630年)、西突厥,向西将势力延伸至中亚地区,在今新疆设立安西都护府。 这是中国历史上疆域向西延伸最远的时期。
向西,而不是向北。
西方有丝绸之路,有城郭定居的绿洲文明,有可以收税的商队和市集。向西扩张有切实的商业回报,向北深入西伯利亚没有。
唐朝知道西伯利亚那片地方的存在,那里的一些部落也曾向唐朝入贡,但入贡是一回事,把那片地纳入直接管辖是另一回事。
长城所在的那条线,不是中国人能力的边界,而是农耕文明经济上的边界。 越过那条线向北,成本开始超过收益。
——《贰》——
古代王朝如何给一块土地定价
中国古代王朝对土地的基本算法是:这里能住多少人,能种多少粮食,能收多少赋税。按这个标准,西伯利亚的得分近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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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处于永久冻土带,年平均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无霜期极短。
传统的粟米、小麦、水稻无法在那里生长,即便最耐寒的农作物,也需要足够的积温才能完成生长周期。
中国历代王朝的拓殖方向,与气温和农业条件高度相关。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朝平南越,将今天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纳入版图。
那里有密林、有瘴气、有强悍的本地部族,拓殖代价不小,但汉朝依然选择推进——因为那里的土地可以种稻,可以供养人口。
对比之下,北方的草原和森林从未进入这套拓殖运算。
古代中国王朝的财政基础是人头税和土地税,两者都依赖定居农业人口。游牧部落和猎人不纳入这套税制,他们缴纳的是贡品,而非常规赋税。
把草原纳入版图,驻军成本是实打实的,收回来的是不稳定的贡物,这笔账算下来亏损。
明朝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体现在一个具体的政策上。
洪武年间,朱元璋在收复北方之后,按照农耕可行的区域重新划定边界,并大规模修缮延伸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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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试图将蒙古高原纳入直接管辖,而是通过长城将农耕世界和草原世界再次切开。把精力放在能种地的土地上,不向北无限追击。
这是一个清醒的战略取舍,而不是力不从心。
传统中国政治体系里有一套叫"羁縻"的边疆制度。
"羁縻"的本意,是用缰绳和笼头松散牵制,对远方边疆部落,不求直接管理,只求名义臣服和定期朝贡。
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布里亚特等部落,在17世纪俄国人到来之前,部分曾向清朝或更早的明朝缴纳毛皮贡品。
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存在,但没有一个中原王朝在那里设立过正式行政机构,派驻过常驻官员。
不是因为他们忘了。而是因为那套行政体系在那里落不了地,没有定居人口,没有农业税基,所谓治理无从展开。
——《叁》——
俄国人用七十年走到了黑龙江边
1582年,哥萨克首领叶尔马克率约840人越过乌拉尔山脉向东进入西伯利亚,击败西伯利亚汗国(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系政权)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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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俄国人进入西伯利亚的起点。他们推进的速度,今天看来仍然惊人。
沿途的西伯利亚本地部族人口稀少,武装薄弱。俄国人每推进一段距离,就修建一座木制据点,用来征收当地部族的毛皮贡税,同时作为继续向东推进的补给站。
毛皮,是西伯利亚对俄国人的核心价值所在。
西伯利亚盛产黑貂、紫貂,这两种毛皮在欧洲市场价格极高。俄国人向东推进的成本,在相当程度上由毛皮贸易的收益来支撑。
西伯利亚的寒冷,对皮草商人是财富,对试图在那里种地的农耕文明是屏障,两种文明站在同一片冻土上,看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1632年,雅库茨克城堡建立,这座城市今天仍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城市之一,位于西伯利亚中部的勒拿河沿岸。俄国人以它为跳板,继续向东和向南推进。
1639年,俄国探险队首次到达鄂霍次克海(太平洋西岸),从乌拉尔山到太平洋,前后只用了五十七年。然后他们向南转。
1643年,俄国探险者波雅尔科夫率队进入黑龙江流域,沿河向东一路走到入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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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过之处,看到的是与此前西伯利亚截然不同的景象,这里有村庄,有耕地,有成片的定居人口。这些人在缴纳贡品,但不是向俄国人,而是向清朝。
1649年至1651年,哈巴罗夫率军再度进入黑龙江沿岸地区,劫掠村庄,驱逐居民,在沿岸修建据点。这里的达斡尔族、鄂伦春族居民,多向清朝缴纳貂皮贡赋,是清朝在东北边疆的实际人口基础。
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开始正视这个来自北方森林的新威胁。
1652年,清军在黑龙江中游乌扎拉村与哈巴罗夫的部队发生正面交战,将其击退。
此后清朝在黑龙江沿岸与俄国侵略者多次交战,双方均未取得决定性优势,对峙局面延续了三十余年。
在这整个过程里,有一件事值得注意:西伯利亚的绝大部分领土,俄国人进来之前,从未有中原王朝认真主张过主权。
不是因为那里被别人占了,而是因为那里从来就不在农耕文明的扩张议程上。
让清朝警觉的,不是西伯利亚本身,而是俄国人已经逼近了清朝在黑龙江流域的实际统治区域。
叶尔马克1582年过乌拉尔山,到1649年哈巴罗夫进入黑龙江,俄国人扩张到中国实际管辖边界,用了不到七十年。
——《肆》——
尼布楚谈判桌上的两套算法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朝派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为首席代表,赴尼布楚与俄方展开边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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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带去的不只是外交人员。
谈判期间,一支数万人规模的清军驻扎在谈判地点附近,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谈判破裂,战争随时可以重启。彼时在黑龙江流域,清军的战斗力远强于俄国在当地的驻扎力量。
谈判进行了十数天。
俄方代表戈洛文需要的是一条稳定的边界线,让俄国可以安心开发西伯利亚,并打通对华贸易渠道。俄国此时正处于大改革前夜,彼得大帝尚未即位,国力不足以在远东进行大规模军事冒险。
谈判以满语、俄语、拉丁语三种语言进行,双方均有耶稣会传教士充当中间翻译。
康熙二十八年九月七日(1689年9月7日),双方签署《中俄尼布楚条约》。
条约以额尔古纳河和格尔必齐河为西段界线,以外兴安岭(今斯坦诺夫山脉)为东段界线,划定两国在黑龙江流域的边界。
条约规定,俄方须撤出已修建的雅克萨城(今俄罗斯阿尔巴津诺),外兴安岭以南至黑龙江以北地区归清朝所有。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对等外交条约,双方用各自语言刻碑存档,文本内容对等,没有任何一方以强迫姿态压制另一方。
条约划定的边界线,说明了一件事:清朝在1689年有能力要求并守住这条线。
它没有试图去要西伯利亚的核心地带,而是将谈判目标精确锁定在自身有能力实际管辖的区域,黑龙江流域和外兴安岭以南。
这个取舍,与千年来农耕文明的取舍标准一脉相承:要能种地的、能住人的、能产赋税的地方,不要冻土,不要空旷的针叶林地带。
《中俄尼布楚条约》此后约一百七十年间保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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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清朝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被迫于1858年签署《瑷珲条约》、1860年签署《北京条约》,这两份条约在中国历史上被定性为不平等条约,使清朝丧失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共约一百五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是另一个时代的另一套历史,与古代中国为何不向西伯利亚扩张的议题,是两件性质不同的事。
为什么古代中国强盛千年,没有去要西伯利亚?
因为历代王朝衡量土地价值的标准,是能不能种地、能不能养人、能不能收税。 西伯利亚在这三项上的得分,几乎为零。
俄国人进入西伯利亚,依靠的是一套截然不同的经济计算:紫貂和黑貂的市场价格,支撑了他们在极寒中一路向东推进的成本。
他们七十年走完了中国历代王朝一千年都没有走的那段路,不是因为他们更强大,而是因为他们在那片冻土上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
两个文明面对同一片土地,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这个差别,来自各自的经济结构,来自各自度量土地价值的刻度,也来自各自能够延伸的行政极限。
1689年那张谈判桌上,索额图和戈洛文各自带来了自己文明的算盘,各自要到了自己认为有价值的那部分,各自签了字,各自回家了。
权威信源: 《清圣祖实录》,清内阁大库原藏档,康熙朝起居注及外交事务史料,尼布楚谈判相关记录来源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史记·匈奴列传》,西汉司马迁撰,约前91年成书,汉代北方军事行动史料来源 《清史稿·邦交志》,民国三年(1914年)至十六年(1927年)修撰,尼布楚条约至19世纪中叶相关外交史实记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期刊,中俄东段边界历史演变研究主流学术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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