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城枪声：1980年太原连环枪杀案侦破始末

1980年10月22日晚8点20分，太原新南一条巷内，交通二中队民警胡钱怀骑着自行车经过。他当时27岁，刚参加工作没几年。枪声骤响，胡钱怀当场倒在血泊中，子弹击中要害，没有任何反应时间。

就在同一条巷子里，市供销社装卸工赵建庆也中了弹。他可能是下班路过，可能是出门办事，没有人知道那一瞬间他看见了什么。两声枪响，两条人命。

这是太原两个月内第二名被枪杀的民警。

44天前的9月8日晚9点45分，南城分局民警李翠波骑自行车行至柳巷南口，被人从背后开枪暗杀。李翠波那年38岁，是南城公安分局的老民警。

两名民警，同一座城市，前后不到两个月。凶手是谁？枪从哪来？下一个目标又是谁？

三个月内，三起盗枪案

案件的源头要从1980年7月说起。

7月3日晚，太原化肥厂武装部和保卫科被撬开。罪犯盗走小口径步枪两支、自制手枪一支、子弹三百九十五发。这一夜，偷走的子弹足够打一场小规模战斗。

但化肥厂只是开始。

10月3日晚，太原灯泡厂武装部再遭洗劫。五一式手枪一支、子弹二十发，不翼而飞。

10月31日晚，山西毛纺织厂保卫科被罪犯破窗入室，盗走三号驳壳枪一支、子弹七十三发、手铐一副，甚至连民警领章帽徽都一并带走。

不到四个月，三起盗枪案。

灯泡厂和毛纺织厂相距不到一公里，都在太原北营地区。作案手段如出一辙：进入现场后，先把电话机受话器拆除——这是老手的手法，切断通讯，拖延报案时间。作案工具相同，撬压痕迹一致。

公安在现场提取了鞋印、指纹和撬压痕迹。

弹壳上的指纹，谁的枪？

10月22日胡钱怀被杀现场，公安提取了762手枪弹壳三枚、弹头两个。在李翠波头部，提取小口径弹头一个。

技术人员把灯泡厂和毛纺织厂手枪被盗前击发过的子弹壳收集回来，和现场弹壳逐一比对。公安部一二六所的专家反复检验后，在显微镜下发现了关键证据：弹壳底部的针击孔痕迹特征，有相似之点。

枪是有“指纹”的。每一支枪的撞针在弹壳底部留下的痕迹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人的指纹一样不可复制。技术人员的判断，最终在12月6日形成了正式的鉴定结论。

但在此之前，案件已经跨出了太原。

10月10日下午2点50分，大同市发生持枪抢劫银行储蓄所案。罪犯抢走现金三千五百余元，捅死一人，致伤二人。11月15日下午2点40分，河南省郑州市关虎屯银行储蓄所再发大案——两名罪犯持枪闯入，枪杀两人、伤一人，抢走现金九百余元。

郑州现场，技术人员提取弹壳七枚、弹头五枚。通过对现场18名目击群众的详细调查，犯罪分子的体貌特征被拼凑出来：两名罪犯，一高一矮，年龄均在二十五岁左右。高个身高一米七五左右，留一边倒发型，长脸，较瘦，黄黑皮肤，着黑呢上衣、蓝裤子、黑皮鞋，戴黑色墨镜，背黑色人造革提包；矮个身高一米七左右，留平头，浓眉大眼，较胖，穿褪色工作服，脚穿布鞋，背黄色帆布挎包。

有目击者回忆了一个细节：营业员华永建问两个人“你们干啥？”回答是“存钱”。

其中一个人还自言自语地说：“一月存上5元，一年就是60元。”在场的人都以为这两人脑子有问题。

下一秒，枪响了。营业员华永建被打死在北套间，宋喜娣被打死在南套间门口。一名去存款的女工张巧枝刚走出储蓄所不远，被出门的罪犯随手一枪擦伤了腹部。由于营业员的搏斗，罪犯仓惶中只抢走了924元现金。

但罪犯在逃跑时留下了东西。

他们在郑州火车站厕所里丢下了一个黑色人造革提包，包里有黑毛呢制服一件、山西出的塑料壳保温杯一个、湿毛巾一条。还有目击者在火车站广场见过他们——两个人混进站内通道之后，连车票都没买就跑了。站里的门禁和盘查并不复杂，问题在于他们走得太急了，急到把自己穿过的东西留在了便池旁边。

12月6日，公安部一二六所作出鉴定结论：太原民警胡钱怀被杀案和大同抢劫杀人案，用的是太原灯泡厂被盗的五一式手枪；郑州抢劫杀人案，用的是山西毛纺织厂被盗的驳壳枪。

三座城市，五起案件，两支枪，一条线。

并案：一高一矮，一胖一瘦

12月8日至10日，公安部派人主持，在太原召开二省三市并案侦察会议。

会议综合分析后勾勒出完整的作案轨迹：罪犯先在太原盗枪，然后窜至大同作案，得手后返回太原。

10月22日晚枪杀胡钱怀，目的是抢枪——但抢枪未逞。

10月31日又窜至毛纺织厂盗得驳壳枪。随后二犯各带手枪一支，南下郑州抢劫银行。

现场足迹比对结果高度吻合：大同、郑州和山西毛纺织厂三个现场，一罪犯穿胶底皮鞋，鞋底前掌花纹呈树叶状，鞋印长29公分；另一罪犯穿塑料底布鞋，鞋底前掌花纹呈长六边形，后跟呈细横条状。

枪杀胡钱怀和李翠波的凶手，也是高个。年龄特征与大同、郑州目击者描述的“高个”相似。

综合判断，两犯很可能家居太原，或长期以太原为落脚点。太原、大同、郑州，三地作案，两把枪，两个人。

一件没有商标的黑呢子制服

12月1日，河南省公安厅和郑州市公安局十多名刑侦人员携带罪犯遗弃在郑州的毛呢制服、保温杯等物来到太原。

物证分析结果：保温杯是太原玻璃瓶厂产的，两个月前刚投入市场。毛巾是上海产的出口产品，太原市商业部门从来没有经销过。

最关键的线索在那件黑呢子制服上。这件衣服没有商标，没有挂环，不是正规厂店缝制的。

侦察人员带着衣服向太原毛织厂技术人员请教，证实衣料是纯毛海军呢，穿着时间约两年，该厂1978年曾生产过这种呢子。

又到服装研究所，请来红星、跃进、华泰厚、前进等缝纫厂的裁缝师傅分析。结论是：衣服规格适合一米七五左右的瘦高个子穿；剪制方法反面有明线，留有领把，角线长四寸，是南方造型，属南方人剪裁；衣服经过修改，修改后下摆比南方服式宽，适合北方人穿。

这件衣服是南方人制做，为身高一米七五左右的瘦高个子北方人所穿。

在全市范围内寻找做这件衣服的南方裁缝，成了关键一环。

侦察员四出奔波，走访了两个公社、几家裁缝店，找到了几个南方裁缝，但他们做的衣服造型早已北方化了。又奔波一天，在五龙口找到了几个南方来的裁缝，制做工艺也符合特征，但他们刚到太原不久，时间对不上。

12月7日，侦察员到了山西毛纺织厂知青加工厂，得知该厂有个南方裁缝叫严××，在上海学过裁缝，人称“小上海”。次日一早，侦察员到了严的住处，拿出衣服交他辨认。

严拿起衣服里里外外仔细看过，肯定地说：这件衣服是他做的，时间大约在1978年12月份。他指着两个特征——把上肩袖口剪开，后摆向上提了半寸，这是他的独特技术；上里子时用的是从上海带来的丝线。

拆开一看，果然不错。

衣主找到了，但他不是凶手

严师傅回忆，这是本院李勇胜领来的一个人叫做的，据说叫朱永昌，住在人民市场附近。此人搞的一个对象，是公安楼上张××的妹妹。

公安连夜到鼓楼派出所翻查户口底簿，找出年龄相当的七个姓朱的，经核对一一排除。通过张××的妹妹所在的晋安化工厂一位女青年了解到朱在一个瓷厂工作。侦察人员跑遍太原四个瓷厂，最后在太原搪瓷厂查到了朱永昌。

朱永昌，23岁，身高一米七五以上。1979年8月参加工作后，有人见他穿过黑呢子小大衣和黑色尖头皮鞋，并有偷盗、赌博行为。所在单位距太原灯泡厂和山西毛纺织厂很近，熟悉发案地区情况。

做衣介绍人李勇胜，24岁，身高一米六六，1979年以前和朱一起插队，关系密切。两人都准备结婚，备了不少东西。

这些条件与目击者提供的特征很相似。但查证结果令人失望：二人不具备到大同、郑州作案的时间条件；指纹对不上；家中没有犯罪物品；朱永昌未穿过呢子制服；皮鞋底花纹与现场足迹不符。

侦破工作又陷僵局。

有人反映，1980年4月听说朱永昌因呢子制服不合心意，想转让出去。但究竟转让了没有，不得而知。

一个名字浮出水面

时间不等人。如果再继续拖下去，有可能惊动罪犯。

公安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直接接触朱永昌。12月15日晚，党委召开会议，研究可能出现的情况。朱永昌的呢服如果不在手，去向可能有四：卖掉、送人、借出或丢了。公安确定既要主动进攻，又要作两手准备，干警队伍分为两支：一支参加破案，一支集中待命应急。

12月16日上午，专案组确定三个步骤：第一，传唤李勇胜，证实是否给朱永昌找裁缝做过呢子衣服；第二，询问朱永昌，搞清呢子制服下落；第三，根据供述迅速采取查证行动。

当天下午二时，先找李勇胜谈话，证实了公安所要证实的问题。接着传讯朱永昌。

他很快承认做过黑呢子上衣，因不合心意，卖给了本厂工人范兆年。

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案卷里。那件黑呢子制服从郑州火车站厕所被拣出来时，没有人知道它经过谁的手。南方裁缝严师傅拆开里子看见自己从上海带来的丝线时，也没有想到这根线会牵出一个名字。

公安追了整整一个月，从太原追到大同，从大同追到郑州，又从郑州追回太原。翻遍户口簿，找遍南方裁缝，最后在一件不合身的衣服里找到了这个名字。

范兆年，与刘延升合谋作案。从1980年4月至12月16日，两人持枪流窜山西、河南、江苏、山东四省，连续抢劫杀人作案19起，打死9人、重伤6人，抢劫现金5800余元、手表7块。审讯中，范兆年一开始不肯供出同党，连续三天审讯后才供出了刘延升。

1981年5月7日，刘延升、范兆年在太原被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