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孩子也有“玩具自由”：明定陵两件百子衣，绣出蝈蝈、风筝、陀螺与竹马的热闹童年

很多人以为，古代孩子没有玩具，童年只能在田间地头发呆。可明定陵出土的两件“百子衣”，偏偏把这个想法推翻了：蝈蝈、蟾蜍、风筝、陀螺、毽子、拨浪鼓、竹马，明朝孩子玩的东西，一样不少。

更有意思的是，其中不少玩具根本不用花钱，几根竹篾、两枚铜钱、一个枣核，就能玩出半天乐趣。今天咱们就顺着百子衣上的针线，看看五百年前的孩子，究竟怎样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明定陵，是明神宗朱翊钧，也就是万历皇帝及其两位皇后的合葬陵墓，位于今天北京市昌平区天寿山南麓。陵墓从1956年开始发掘，至1958年基本完成，是中国考古史上影响极大的明代帝陵发掘项目。

定陵出土文物种类繁多，金冠、凤冠、织金锦、玉器、瓷器以及大量服饰，为研究明代宫廷制度、纺织工艺和社会生活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证据。

其中，孝靖皇后王氏随葬品中的两件百子衣，格外引人注意。

所谓“百子”，并不是说衣服上一定恰好绣了一百个孩子，而是传统文化中“百子千孙”“多子多福”的吉祥意象。衣服上的儿童形象姿态各异，有的追逐嬉戏，有的手持玩具，有的放风筝，有的骑竹马，还有的围在一起捕捉小动物。

这些孩子没有统一的动作，也没有整齐排列，仿佛一群真正的儿童被定格在庭院、空地和春日郊外。有人奔跑，有人弯腰，有人伸手，有人回头招呼同伴。针线没有声音，却把明代儿童的喧闹和顽皮留了下来。

百子衣最珍贵的地方，恰恰不只是工艺精美，而是它记录了正史很少记录的内容：普通孩子怎么消磨时间，孩子之间玩什么，哪些东西能让他们高兴半天。

先说最有生活气息的一类：零成本玩具。

古代普通家庭不可能像今天一样，随时买到塑料汽车、毛绒玩偶和电子游戏机。孩子们的玩具，往往来自身边的草木、昆虫、废旧物件，甚至是一枚果核。

百子衣上最生动的场景之一，就是儿童捕捉蝈蝈。

画面中，孩子们拿着简易工具，靠近草丛寻找蝈蝈。一人负责按住或扣住，另一人伸手捕捉，旁边的同伴则紧紧盯着，生怕这只会鸣叫的小虫突然蹦走。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情，和今天孩子蹲在墙角观察蚂蚁、追着蜻蜓跑，并没有本质区别。

抓到蝈蝈以后，事情还没结束。孩子们会用竹篾、草茎或小笼子把它养起来，听它在夜里鸣叫，比较谁的蝈蝈叫得响、叫得久。对成年人来说，这不过是一只虫子；对孩子来说，它却是自己亲手捕获、亲手照料的“宝贝”。

百子衣中还出现了儿童玩蟾蜍的场景。今天很多人见到蟾蜍会躲开，但在传统文化里，蟾蜍并不只是丑陋的野物。月宫传说中的“蟾宫折桂”，以及蟾蜍与吉祥、财富相关的民间观念，使它拥有了特殊意味。

当然，孩子玩蟾蜍，并不等于现代意义上的精细饲养。更多时候，可能是围着它观察、追逐，或者把它当成一场“斗蟾”游戏的主角。说到底，孩子的快乐并不复杂：一个会动、会跳、会发出声音的小生命，就足以成为整个下午的焦点。

除了蝈蝈和蟾蜍，捉小鸟、找昆虫，也是古代儿童常见的游戏。那时的孩子生活在更接近自然的环境里，院墙外是树，树下有草，草丛里有虫。自然本身，就是一个不收费、全天开放的游乐场。

还有一种玩法，更是绝了：推枣磨。

孩子们选取三个枣，其中一个从中间削开，让枣核露出来，再用细竹篾挑起另外两个枣，把它们架在枣核上方。做成以后，用手轻轻一拨，几个枣便会转动起来。

这不是多么复杂的机械装置，却包含了平衡、支撑和旋转的基本原理。孩子未必懂“重心”这个词，但他们会不断调整竹篾长度和枣的位置，直到这个小玩意儿转得更稳、更久。

没有说明书，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一次次失败和重新制作。话说回来，这种动手能力，正是古代孩子从游戏里练出来的。

当然，明代孩子并不只有捉虫子和玩植物。他们还拥有一批需要技巧、速度和身体协调能力的玩具。

风筝就是其中之一。

百子衣上可以看到儿童放风筝的形象：孩子手握风筝线，身体向前倾，双腿迈开，像是在追赶春风。风筝能不能飞起来，不只看材料，还要看骨架是否平衡、纸面是否平整、线的长度是否合适，以及放飞时有没有足够的风力。

早期风筝多使用竹木等材料，后来逐渐加入纸、绢等轻质材料。孩子们想让风筝升空，就得先判断风向，再控制奔跑速度。跑得太快，风筝可能左右摇摆；跑得太慢，又难以获得足够升力。

看似简单的放风筝，实际上考验的是观察力和手眼协调。谁能让风筝飞得高、飞得稳，谁就容易成为伙伴中的“高手”。

陀螺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挑战。

明代陀螺通常以木头制成，整体较为结实，底部尖锐。它不像今天某些陀螺那样带有复杂发射器，孩子们主要依靠一根小鞭子抽打陀螺，使它持续旋转。

陀螺转起来以后，孩子要不断调整抽打的位置和力度。抽得太重，陀螺会被打翻；抽得太轻，旋转很快就会减慢。几个孩子还可以比赛，看谁的陀螺坚持时间最长，或者看谁能把对方的陀螺撞出指定范围。

这里面既有力量，也有技巧，更有一点“不能服输”的较劲。一个孩子围着陀螺跑，其他孩子在旁边喊，谁的陀螺倒下，谁就暂时输了。那种热闹，不比今天的球场逊色多少。

踢毽子同样考验技巧。

传统毽子的结构并不复杂，常见做法是利用铜钱、皮条和羽毛组合而成。羽毛插入铜钱孔中，再用皮条或其他材料固定，便成了一个轻巧的踢毽子。

毽子落下时，孩子必须迅速抬腿，用脚背、脚内侧或膝盖将它重新踢起。刚开始可能只能踢一两下，熟练以后，便能连续完成数十下，甚至加入转身、交叉踢等动作。

这项游戏不需要宽阔场地，也不需要昂贵器材，却能让人在寒冷天气里很快活动开来。对明代儿童而言，踢毽子既是娱乐，也是锻炼。谁能踢得多、踢得稳，往往会获得伙伴们的佩服。

还有一类玩具，不一定要求孩子跑得快、力气大，却能带来持续的声音和视觉享受，那就是观赏性玩具。

拨浪鼓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种。

拨浪鼓的鼓面两侧通常系有小绳，绳端连接小锤。手持鼓柄摇动时，小锤反复撞击鼓面，便发出清脆的“咚咚”声。它的结构简单，却非常适合儿童操作，轻轻一转，声音就会响起来。

拨浪鼓的历史很早，最初并不单纯是儿童玩具，在不同历史时期还曾与礼仪、民俗和商业活动发生联系。后来，它逐渐进入儿童生活，也和走街串巷的货郎联系在一起。

货郎摇着拨浪鼓，孩子们听见声音，往往就知道有人来卖糖果、玩具或日用品。于是，拨浪鼓不仅能发声，还承载了孩子对甜食和热闹的期待。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鼓，竟然连接着声音、集市和童年记忆。

百子衣上还出现了竹马。

竹马未必真的是一匹完整的木马，很多时候，孩子骑着竹竿，把它夹在两腿之间，模仿骑马奔跑。他们可以扮演将军、士兵、状元，也可以在庭院里排成队伍，进行一场属于自己的“出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青梅竹马”这个词。今天人们常把它理解为男女之间从小一起长大的情感，但在更早的语境里，竹马更多指儿童时代的玩伴和友情。孩子们一起骑竹马、一起奔跑、一起扮演角色，这种共同经历，才是这个词最初的生活底色。

从百子衣的图案中，我们看到的并不只是几种玩具，而是一整套儿童游戏系统：捕捉自然中的小生命，利用植物和果实制作器物，练习放风筝、抽陀螺、踢毽子的技巧，再通过拨浪鼓和竹马完成声音游戏与角色扮演。

这些游戏没有屏幕，却有真实的风；没有电池，却有持续的奔跑；没有网络，却有一群一起长大的伙伴。

明定陵两件百子衣的价值，在于它们让古代儿童从模糊的想象中走了出来。

他们不是书本里一闪而过的“小儿”，也不是只会读书、劳作的符号。他们会为了抓住一只蝈蝈屏住呼吸，会为一只风筝飞不起来反复调整，会围着陀螺争论输赢，也会骑着竹马，把普通院落想象成战场、宫殿和科举考场。

从物质条件看，明代孩子的玩具确实远不如今天丰富；但从游戏本身看，他们同样拥有创造、竞争、合作和幻想。很多玩具甚至没有固定形态：一根竹竿可以是马，一只蝈蝈可以是宠物，三个枣可以变成会旋转的玩具。

这就是童年的厉害之处。孩子不需要等待别人把快乐包装好，几件身边的小物件，经过一双手、一点想象，就能变成自己的小天地。

如今，商场里的玩具越来越精密，电子设备越来越强大，但百子衣提醒我们的，仍然是一个朴素道理：真正让孩子记住童年的，未必是玩具的价格，而是一起玩的人，是奔跑时吹过脸颊的风，是输赢之后仍然愿意明天再来的伙伴。

五百年前的孩子已经走远了，可他们在衣料上留下的笑闹，至今没有消失。针线保存的是图案，图案保存的是生活，而生活最终保存下来的，是人类共同的童心。

参考资料：

《明定陵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文物出版社。

《定陵出土文物图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相关资料。

故宫博物院关于明代服饰、儿童游戏及织绣文物的公开介绍。

国家文物局关于明定陵考古发掘与出土文物保护的公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