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75年冬，我叫赵春燕，是湘西大山沟里一个土生土长的村妹子，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却偏偏叫村里来插队的城里男知青相中了。
那年我二十一岁，他叫林慕清，比我大三岁，架着一副细框眼镜，手掌白净，说起话来轻声细气，跟我们村里那些满脸沟壑、动不动就扯开嗓子骂天骂地的汉子，压根儿不是一路人。
他头一回到我家借犁绳，站在我家院门口，被山风吹得耳朵尖都红透了，冲我憨憨地笑了好半晌，才挤出一句话来："你……你叫什么名字？"
我低着头没答他，把犁绳往他怀里一塞，转身就往灶屋里头躲。
可我的心，那一刻就像被灶膛里的火星子烫了一下，再也凉不下去了。
后头的事，快得像湘西山里的一场山雨。他托了老支书上我家说亲，我爹在堂屋里坐着抽了半天旱烟，才憋出一句："城里来的娃，靠得住不？"林慕清在院坝里挺直了腰板，声音不颤不抖："叔，我林慕清这辈子，就认定春燕一个人。"
我躲在灶屋门缝后头偷听，鼻子酸得险些抽泣出声。
1975年腊月，我们在村里摆了两桌土席，算是把这门亲事办了。
婚后的日子，穷是穷，可那土坯房里头，处处都是暖乎气儿。他待我好得没话说，四年里我先后给他生了三个娃——老大是个闺女，老二老三是对双胞胎儿子，三个娃挤在一张木板床上，闹腾声能把土屋的茅草顶子掀翻。
村里的婆娘们背地里戳我脊梁骨，说我一个山里丫头，攀上城里人，迟早有一天要被甩掉。我不信，他也当着我的面一遍遍发誓，说谁都别想拆散咱们这一家五口。
我信了他整整四年。
直到1979年腊月那个大雪夜，土屋的木门被寒风推开，床板上只剩一封信、一叠钱票，和三个还没睡醒的娃。他，走了，连句话都没留下。
村里人的冷言冷语像针一样往我身上扎，我蹲在灶膛前哭得肝肠寸断，却还得爬起来给三个娃熬米汤。整整两年，我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得能满地乱跑。1981年开春，我攥着他信封里那个省城地址，咬紧牙关带上三个娃，一路辗转挤车去找他。
可当我站在那扇漆黑的铁栅大门外，看清楚门柱上那块牌子的时候，我的腿，死活再也迈不动了。
01
要说林慕清这个人，在我们石门村，那是出了名的"另类"。
村里来过好几批知青，有的懒，有的滑，有的整天哭天抹泪闹着要回城，可林慕清不一样。他来的头一个月，手上磨出了血泡，也没吭一声，咬着牙跟着老农下地，犁田、插秧、挑粪，样样都干。村里的老支书赵大顺看他顺眼，私下里跟我爹说："这城里娃，是块实心料子。"
他住在村头的知青屋里，那是几间漏风漏雨的土坯房，冬天冻得人直跺脚。我娘有回路过，看见他一个人蜷在角落里就着油灯看书，灯光昏黄，照得他脸上的影子又长又深，娘回来跟我说："那娃，看着怪可怜的。"
我没吭声，可脚步却不自觉地往村头那条路上多绕了几趟。
他借犁绳那天，是个晴天，湘西的冬日阳光薄得像纸，晒在身上不顶用。他站在我家院门口，棉袄洗得发白，领口缝了一道歪歪扭扭的针脚，一看就是自己缝的。我爹不在家，我娘在灶屋里头忙，他就这么站着，搓了半天手，才开了口。
"你……你叫什么名字？"
我把犁绳塞给他，转身就跑，跑进灶屋，背靠着墙，捂着胸口站了好一阵子。娘斜了我一眼，没说话，只是嘴角动了动，压下去一个笑。
打那以后，他隔三差五往我家跑，借农具，问农事，有时候什么借口都没有，就搬个小凳子坐在我家院坝里，跟我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我爹是个闷葫芦，话不多，可林慕清有本事，问一句，他就能答三句，两个人就这么你来我往地聊，聊庄稼收成，聊山里的天气，聊村子里的那点陈年旧事。
我在灶屋里烧火，隔着一道墙，听着他说话的声音，心里头那团火，越烧越旺。
村里开始有人嚼舌根了。
二狗媳妇是第一个跑来跟我娘传话的，她站在我家院门口，一张嘴皮子上下翻飞："他芳嫂子，你可得看住你家春燕，那城里来的后生，可不是省油的灯，专门哄乡下姑娘玩的，玩够了就跑，到时候哭都没处哭去！"
我娘扬起手里的扫帚，笑骂道："你这张嘴，闲不住是不是？我家春燕的事，用不着你操心！"
二狗媳妇讪讪地走了，可那些话，像钉子一样钉在了我心上。我那几天刻意躲着林慕清，他来借东西，我让我娘去应付，我躲在里屋不出来。
他等了几天，终于忍不住了。
那天傍晚，我去村头的井里打水，他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接过我手里的水桶，不说话，就这么跟着我往回走。走到半路，他突然开口："春燕，你躲着我？"
我没答。
他又说："是不是村里有人说什么了？"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硬邦邦地丢给他一句话："林知青，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帮我提桶水，够了，水井就在前头，你回去吧。"
他站在那里，愣了好一阵，然后咧开嘴笑了，那笑里头有点苦，但更多的是认真："春燕，我没想着玩，我是认真的。"
我抱起水桶，头也不回地走了。
可那天晚上，我在被窝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翻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地阖上眼。
02
林慕清是个有韧性的人，被我晾了小半个月，照样隔三差五往我家跑，不来找我，就跟我爹说话，帮我家挑水劈柴，干得一声不吭。我爹是个实在人，看他做事踏实，态度又诚恳，渐渐地就上了心。
有天晚上，我爹把我叫到堂屋，屋里点着一根蜡烛，他坐在椅子上抽旱烟，抽了半晌，才开口："春燕，林知青这娃，你怎么看？"
我低着头，用脚尖蹭着地面的裂缝，没吭声。
我爹又说："我看那娃，不是坏人，干活实在，说话也实在，就是不知道，城里人，靠不靠得住。"
我还是没说话。
我爹叹了口气，把烟杆磕了磕，站起来走了。
没过几天，老支书赵大顺来我家了，进门就往堂屋的椅子上一坐，跟我爹说："他叔，我今天来，是替林知青跑这趟腿的，那娃托我来提亲，说想娶你家春燕。"
我娘在灶屋里头，手里的锅铲当的一声落在了锅沿上。
我爹沉默了很长时间，才慢慢开口："赵支书，你说实话，那城里娃，将来要回城的，到时候，我闺女怎么办？"
赵支书还没来得及说话，院门口响起了脚步声，林慕清走了进来，站在院坝里，腰板挺得笔直，冲我爹深深地鞠了一躬："叔，我林慕清这辈子，就认定春燕一个人，不管走到哪里，我都不会扔下她。"
我躲在灶屋的门缝后头，听见这句话，鼻子酸得不行。
我爹看了他好半天，才挤出一句："城里来的娃，靠得住不？"
林慕清站在院坝里，声音不颤不抖："叔，我林慕清这辈子，就认定春燕一个人。"
我爹没说话，但那根旱烟杆子，放下来了。
腊月里，村里摆了两桌土席，炒了几个素菜，烫了一壶苞谷酒，林慕清穿着他那件洗得发白的棉袄，把我从我爹手里接了过去。村里的婆娘们挤在门口看热闹，七嘴八舌的，二狗媳妇扯开嗓子喊："城里娃娶乡下媳妇，也不知道图什么！"
林慕清听见了，回过头，冲那一堆人笑了笑，什么都没说。
我坐在土炕上，用袖子角悄悄擦了擦眼角。
婚后头一年，日子过得紧巴，可林慕清会哄人。他不会做饭，进灶屋就手忙脚乱，有回把盐当成糖放进了锅里，煮出来一碗齁咸的汤，他尝了一口，脸都皱成了一团，还硬撑着说："还行，能喝。"
我夺过他手里的碗，倒掉，重新去烧，背对着他说："你以后别进灶屋了，给我添乱。"
他站在灶屋门口，傻乎乎地笑，说："那行，我在外头守着你。"
我们的大闺女出生那年，林慕清在产房外头等了整整一夜，天亮的时候，我娘抱着孩子出来，他冲上去，接过孩子，手抖得厉害，低头去看那张皱巴巴的小脸，眼眶红了。
他回过头冲我说："春燕，咱闺女，像你。"
我躺在床上，累得连话都懒得说，只是翻了个白眼。
他倒也不恼，抱着孩子在屋里来回踱步，轻声哼着什么，哼得跑调，把孩子都哼醒了，哇哇大哭，他手忙脚乱地往回送，我没好气地接过来，他站在旁边，伸出一根手指，戳了戳孩子的小脸蛋，一脸的心满意足。
那时候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穷点，累点，但一家人守在一起，就什么都够了。
03
闺女满月没多久，林慕清那时候已经不怎么下地了，村里给他安排了记工员的活，专门记录各家各户的工分，这份活他干得认真，账本上的字写得工工整整，村里但凡有个什么纠纷，也都来找他说道说道，他说话有分寸，不偏不倚，村里人都服他。
老大三岁那年，我又有了身子，这回一下子生了两个，双胞胎儿子。
接生婆把两个孩子抱出来，林慕清站在院坝里，愣了足足有半分钟，才哑着嗓子说了句："两个？"
接生婆乐呵呵地说："两个，都是带把的，你林知青，这是祖坟冒青烟了！"
村里的人闻讯跑来看热闹，院坝里挤得满满当当，林慕清进里屋来看我，坐在床边，握着我的手，说不出话来，只是一遍一遍地摩挲我的手背，摩挲得我手背都发红了，我没动，也没说话，就让他摩挲着。
三个孩子，把这个土坯房闹得天翻地覆。
可我隐隐察觉到，他开始不安分了。
有天晚上，三个孩子都睡了，他坐在灯下写东西，我去灶屋倒水，回来经过他身边，瞥见纸上密密麻麻的字，不全是记账的格式，有些像是信，又有些像是什么申请。我没吭声，把水放到他手边，他抬起头，冲我笑了笑，随手把那张纸翻了过去。
我没问。
过了没几天，他开始收到信，信封上的字写得规整，寄信的地址是省城，每回信来，他都一个人进里屋看，出来的时候脸色变幻不定，有时候眉头蹙着，有时候嘴角又微微往上扬。
我问过他一次："谁的信？"
他顿了顿，说："老同学，问我过得怎么样。"
我没再追问。
那年秋收完，他跟我说，他要去公社一趟，有点事情要办，让我在家等他，晚上就回来。
他去了三天。
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包麦芽糖，分给三个孩子，孩子们抢得嗷嗷叫，他坐在院坝里看着，神色却有些恍惚，我端了碗饭过去，他接过来，扒拉了几口，忽然开口："春燕，你说，你愿不愿意去城里住？"
我愣了一下，说："城里有什么好，我在这里住惯了。"
他低下头，又扒了几口饭，没再说话。
我把那句话压在了心底，没再提。
可从那以后，他写东西的时间越来越长，收到的信也越来越频，有时候深更半夜，我摸过去，他那边的被窝是凉的，人坐在灯下，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有回忍不住，坐起来问他："慕清，你最近怎么了？"
他回过头，冲我笑："没怎么，睡不着。"
"是不是想回城了？"我把这句话问出口，自己都觉得心口发紧。
他沉默了片刻，走过来，把我按回被窝，拉起被子盖好，低声说："胡说什么，睡觉。"
我闭上眼，可眼皮底下那点不安，怎么都压不下去。
04
腊月里，湘西的雪下得又紧又密，山路封了，村子里安静得像被棉花捂住了。
林慕清那几天格外话少，进进出出的，脚步也比平时轻，三个孩子缠着他，他哄了哄，就把孩子往我怀里一塞，说出去走走，披上棉袄就出了门。
我抱着三个孩子，坐在土炕上，听着外头的风声，心里头堵得慌。
腊月二十那天晚上，雪下得最大，我把三个孩子哄睡了，自己也迷迷糊糊地阖上了眼。
不知道睡了多久，我被冷风激醒了，土屋的木门开着一道缝，寒气往里头钻，我爬起来去关门，伸手一摸，林慕清那边的被窝，是凉的。
我点上油灯，把屋子扫了一遍，灶台边，墙角，外头的院坝，没有人。
木板床的枕头底下，压着一封信，信封旁边，整整齐齐地码着一叠钱票。
我把信封拿起来，手抖得厉害，展开来，里头是他的字，写得比平时还要工整，像是写了很多遍才定稿的：
"春燕，对不起，我有些事不得不去做，这些钱你留着用，孩子们要吃好，你也要吃好，我欠你的，我记着。"
就这几行字，没有去哪里，没有什么时候回来，什么都没有。
我站在那盏油灯前，站了很长时间，眼泪没有掉下来，只是脑子里嗡嗡的，像是有什么东西断掉了。
三个孩子还在睡，老大翻了个身，嘴里含混地叫了声"爸爸"，我把被子给她掖严实了，坐在床沿上，就这么坐到了天亮。
天亮以后，村子里的人陆陆续续知道了。
第一个来的是二狗媳妇，她站在我家院门口，一张嘴合不拢："哎哟，春燕，我就说嘛，城里人靠不住，你看，跑了吧，留下你一个人拖三个娃，这可怎么过！"
我坐在堂屋里，没抬头，没说话。
我娘赶过来，把二狗媳妇堵在门外，声音压得很低，带着哭腔："你少说两句，她现在不好受，你说这些干什么！"
二狗媳妇讪讪地走了，可她走了，别人还会来。
那几天，来我家的人没断过，有来看热闹的，有来说风凉话的，也有真心来安慰我的，可不管哪种，我都应付不来，只是低着头，一声接一声地给三个孩子喂饭，煮糊糊，烧炕，熬着一天又一天。
我爹来了，在堂屋里坐了半天，一根旱烟接着一根旱烟，最后闷声说了句："闺女，要是过不下去，就带着娃回来。"
我说："爹，我过得下去。"
我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站起来走了。
那个冬天，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一个冬天。
雪封了路，柴火快断了，我一个人背着背篓去山坡上捡柴，三个孩子锁在屋里，我走到半路，听见后头传来小儿子的哭声，那哭声被山风裹着，断断续续地往上飘，我扔下背篓跑回来，推开门，老大正抱着弟弟使劲拍，另一个儿子爬到床沿边上，再往前一点就要摔下来。
我冲过去一把捞住孩子，坐在地上，搂着三个娃，哭得撕心裂肺。
哭完了，擦把脸，爬起来，接着去捡柴。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扛过去了。
05
扛过了第一个冬天，又扛过了第二个冬天。
三个孩子慢慢地大了些，老大会帮我烧火，两个儿子也能跑能跳，不用人时时刻刻地看着了，我才算是稍微喘过一口气来。
可林慕清的事，像一根刺扎在心里头，不疼，但时时刻刻提醒着你它在那里。
村里的人没停过议论，背地里怎么说的都有，有人说他在城里找了新人，有人说他压根儿就没想着留在村子里，当初娶我不过是随便玩玩，说得活灵活现，好像他们亲眼见着了一样。
我堵不住别人的嘴，只低头过自己的日子。
老大开了春，缠着我问："娘，我爸爸去哪了，什么时候回来？"
我洗着衣裳，手没停，说："你爸去办事了，过阵子就回来。"
老大歪着脑袋，想了想，又问："他去办的什么事，要去这么久？"
我攥着衣裳，没答，把衣裳往盆里一摁，说："去玩去，别问了。"
老大被我吼了一嗓子，撇着嘴跑开了。
两个儿子懵懂，不怎么追问，可老大越来越大，记性越来越好，问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有回她从外头跑进来，脸涨得通红，说村口的狗蛋说她没有爸爸，是野种，我蹲下来，把她搂进怀里，拍着她的背，说："你爸爸在，他只是在很远的地方，过阵子就回来。"
老大把脸埋进我怀里，哭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把那封信翻出来，反复看了好几遍，信上就那几十个字，每个字都认识，可拼在一起，我读不出一个他去了哪里的答案。
信封里只有那个地址，是省城的一条街道，门牌号写得清清楚楚。
我把信叠好，重新压回枕头底下，心里头憋着一股气，越憋越硬，越硬越沉。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了村里识字最多的赵支书，把那个地址指给他看，说："支书，你认不认得这个地方？"
赵支书眯着眼看了半天，捋了捋胡子，说："省城的地方，我没去过，认不得，春燕，你要去找他？"
我说："我得去。"
赵支书抬起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沉默了片刻，站起来从屋里翻出几块钱，塞到我手里，说："春燕，这些年你一个人撑着，不容易，这点钱你拿着，路上买点吃的，有什么难处，回来找支书。"
我没推，低下头，眼眶酸了一下，把钱攥紧了，说："支书，谢谢你。"
开春以后，我把三个孩子收拾利索，大的背着，小的抱着，带上那封信和身上仅有的一点钱，搭了隔壁村的牛车去公社，再从公社挤上了去省城的火车。
那是我头一回坐火车。
车厢里挤得人贴着人，两个儿子哭了一路，老大扒着车窗往外看，外头的山一座接着一座，往后退去，越来越远，越来越陌生。
我抱着小儿子，靠着车厢壁，攥着那封信，一路上翻来覆去地捏，把信封的边角都捏软了。
到了省城，我拦住一个路人，把那张纸递过去，说："同志，这个地方怎么走？"
那人看了一眼，说了一串地名，我没全记住，走走问问，问了好几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在省城的街道上转了将近两个钟头，才找到了那条路。
路走到尽头，是一扇漆黑的铁栅大门，大门两侧各站着一个哨兵，挺直了腰杆，一动不动。
我抱紧了怀里的小儿子，停在那扇门外，深吸了一口气，走上前去。
"同志，我找林慕清，这是他两年前留的地址，您行行好，帮我通报一声！"我从棉衣襟里掏出那封信，双手抖着往前递。
哨兵连眼皮都没抬，抬手就往外挡："这里没有姓林的，你认错地方了，赶紧带着孩子走！"
我梗着脖子就是不肯挪步，就在这时，大院里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一群穿呢子大衣的人簇拥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首长走了出来，当中还跟着个穿藏蓝色中山装的高挑男人，正低着头翻看手里的文件夹，一边走一边压低嗓子说着什么。
是他。是林慕清。
他也看见了我，脚步猛地顿住，手里的文件夹"啪"地掉在了地上，纸页散了一地。旁边的人弯腰去捡，捡起来递还给他，他接过去，却有一张薄薄的纸页没人注意到，被风卷到了铁栅门缝里，飘到了我脚边。
我低头捡起来，只扫了一眼，浑身的血就像凝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