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年我捡到一张招工表,去面试时,才发现是国安局的秘密招聘
我叫周砚。
一九九二年,我二十四岁,大学毕业快半年了,还没找到工作。
我学的是俄语。
这个专业在学校里听着挺像回事,可真到了社会上,能用得上的地方并不多。翻译单位嫌我没经验,外贸公司嫌我不会喝酒,工厂更直接,问我会不会看图纸、会不会修机器。
我什么都不会。
我爸因此没少叹气。他在机修厂干了二十多年,最看不上的就是我这种读了几年书,却连一颗螺丝往哪边拧都弄不明白的人。
“你学俄语干什么?”他有次把报纸拍在桌上,“现在人家那边都变天了,你那点俄语还能换几斤米?”
我没吭声。
其实我也不知道。
那年秋天,家里的气氛一直很闷。我每天早上装作出门找工作,实际就在街上乱逛,傍晚再拎着一张没投出去的简历回家。时间久了,连邻居见到我都替我尴尬。
事情发生在十月的一天。
那天下过雨,路面还湿着。我从旧货市场出来,正低着头躲一辆横冲直撞的自行车,脚边忽然贴过来一张纸。
纸被水打湿了一半,沾着几片碎叶。
我本来没打算捡,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
最上面几个黑字很清楚:
招工登记表。
我蹲下把纸捡起来,用袖口擦了擦。
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都是普通项目。可填到政治面貌时,后面却用钢笔补了一句:
群众优先,党员勿填。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
现在找工作,哪有嫌弃党员的?再往下看,家庭关系一栏也很奇怪,不光要填父母、兄弟姐妹,连配偶的工作单位、常住地址、是否出国都要写。
最下面印着一行地址:槐影巷十七号。
面试时间:十月二十一日上午八点。
当天是十月二十日。
我又看了一眼那行小字:
此表不得转交他人,非本人拾得者无效。
这句话让我心里发毛。
如果是普通招工,怎么会写得像接头暗号?可如果是恶作剧,谁会费劲印一张这么完整的表格,还故意丢在旧货市场门口?
我把表折好,塞进了口袋。
晚上回家,我没把这事告诉父母,只说第二天有个单位让我去看看。
我爸马上来了精神,问是什么单位。
“还不知道。”
“连单位名字都不知道你就去?”
“先看看再说。”
他哼了一声,说我总算像个活人了。
第二天早上,我穿上那件唯一没有补丁的白衬衫,坐了四站公交车,在槐影巷下了车。
那地方比我想象中还旧。
巷子很窄,两边都是低矮的砖房。十七号是一间废弃的印刷铺,门上挂着半截褪色的牌子,玻璃窗后堆满了纸箱。
我对了三遍门牌,确定没有走错。
推门进去后,里面没人。
柜台上放着一只搪瓷缸,缸底压着一张纸条。
上面只有一句话:
把招工表放进左边第二个抽屉。
我心里一紧,走过去拉开抽屉。里面没有别人,只有一盏坏掉的台灯。我把表放进去,刚准备离开,身后的卷帘门突然落了下来。
轰的一声,震得我耳朵发麻。
我赶紧冲过去用力拍门。
“有人吗?”
没人回答。
过了半分钟,铺子后面传来脚步声。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男人从纸箱后面走出来,四十岁上下,手里拿着一把黑色雨伞。
“周砚?”
我下意识点头。
“跟我走。”
“去哪儿?”
他没回答,只把卷帘门重新拉起一条缝,示意我钻出去。
门外不是巷子,而是一条我从来没见过的窄道。两旁全是高墙,雨水顺着墙角往下淌。我们走了大约五十米,进了一幢没有招牌的灰楼。
楼里很安静。
他带我上到三楼,推开一扇铁门。里面是一间普通办公室,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个旧文件柜。
桌后坐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
她没有穿制服,只穿一件深蓝色毛衣,面前放着我的那张招工表。
“坐。”她说。
我坐下后,忍不住问:“这里是什么单位?”
她没有回答,先问我:“你为什么填俄语?”
“学校分的专业。”
“我问的是,你为什么没有转专业?”
这个问题我没想到。
我沉默片刻,说:“因为学了三年,已经不想半途而废。”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你在大学里有没有接触过外国留学生?”
“有。”
“有没有替他们翻译过私人信件?”
“翻译过作业和几封家信。”
“信件内容记得吗?”
“不记得。”
她把一张照片推到我面前。
照片上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浅色夹克,站在一座火车站外。照片很模糊,只能看出他戴着眼镜,右手夹着一支烟。
“认识吗?”
我摇头。
“再看。”
我低头盯了半天,忽然注意到男人鞋边有一块深色水渍。他站的位置并不是站台出口,而是售票厅侧面的台阶。照片右上角还露出半块广告牌,上面有三个俄文单词。
我把那三个词念了出来。
女人的手指轻轻敲了一下桌面。
“为什么看那里?”
“因为他的鞋湿了,但裤脚没湿。说明他不是刚从外面进来,可能在屋檐下站了很久。还有,他没有看车站,反而看着左边的巷口。”
屋里突然安静下来。
我说完才意识到,自己可能答得太多了。
女人把照片收回去,问:“你觉得这是什么工作?”
“翻译?”
“不是。”
她站起身,从文件柜里取出一份新的材料。
“你通过了初试。”
我愣了愣。
“等等,初试?”
“你以为这里真的在招工?”
她把那张招工表翻过来,指着纸张背面。
原本空白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显出了几行浅灰色的字。我凑近一看,上面竟然是我的姓名、住址和家庭关系。
“这张表不是用来报名的。”她说,“是用来确认谁会被它吸引。”
我脑子有些发懵。
“那你们到底是什么单位?”
她看着我,声音压得很低。
“国家安全局。”
四个字落下来,我半天没说话。
我以为她是在试探我,甚至怀疑这是一种新式骗局。可她把我的毕业登记表、家庭情况表和一张我在学校参加外语比赛时的照片一一摆在桌上,每样东西都是真的。
“为什么找我?”我问。
“因为你在车站帮一个外国旅客找回过文件。”
我一怔。
那是几个月前的事。一个说俄语的中年人把皮包落在候车室,我听出他着急,就帮他跟工作人员沟通。包找回来后,他给过我一张名片,我没当回事,后来随手扔了。
“那个人有问题?”
“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女人说,“但他曾经接触过一个人。”
她没有继续解释,只把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
“如果你愿意接受培训,明天到这里报到。”
我没拿。
“我能拒绝吗?”
“可以。”
她回答得太快,反而让我更不安。
“拒绝之后呢?”
“你今天看到的、听到的,都不能对外说。”
“那我还能回去找普通工作吗?”
“当然可以。”
她说得平静,像在谈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我低头看着那份文件,手心慢慢出了汗。家里还有我爸的冷脸,我妈藏在抽屉里的药费单,还有一张已经投了三次却没有回音的机械厂招工通知。
我原本以为自己只是想找一份工作。
可真正的选择摆到面前时,我忽然害怕了。
“工资呢?”我问。
女人终于露出一点笑意。
“试用期每月一百六十元,转正二百二十元。另有出差补贴。”
一百六十元。
我爸一个月也就一百八十多。
我咽了口唾沫,问:“有危险吗?”
“有些工作,比你想的危险。有些时候,危险不是来自枪,而是来自你以为可以相信的人。”
我还是没签字。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那张表。
我爸见我回来,问面试怎么样。
我说:“还没定。”
他把筷子重重放下。
“又没定?你到底想找什么工作?”
我没有顶嘴。
那天晚上,我把那份文件压在枕头下面,整整一夜没睡好。凌晨三点,我起身喝水,发现母亲正站在门口。
她看见桌上的文件,问:“是什么?”
“一个单位。”
“远不远?”
“可能要出差。”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问:“安全吗?”
我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母亲没有追问,只把那张招工表拿起来看。她文化不高,看不懂那些复杂项目,却注意到了背面的灰字。
“这不是普通工作吧?”
我点了点头。
她把表放回桌上,轻声说:“你爸总说,能吃饱饭就行。可人活着,也不能只看能不能吃饱。”
这是她第一次没有劝我求稳。
第二天早上,我重新去了槐影巷。
那个穿灰中山装的男人已经在门口等我。他看见我,只问了一句:“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接受培训以后,不能随便退出。”
“我知道。”
“也不能把工作告诉家里。”
“我知道。”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把一支钢笔递给我。
“把名字写在这里。”
我接过笔,刚要落字,忽然停住。
“我还有一个问题。”
“问。”
“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去找那个和外国人接触的人,反而要找我这种什么都不会的人?”
男人没有立即回答。
过了一会儿,他说:“因为很多人只注意大事。真正有用的线索,常常藏在别人觉得不值得记住的小地方。”
我想起照片上那双湿鞋,想起自己在车站说过的那几个词,忽然明白了。
他们要的或许不是一个会开枪的人,而是一个愿意多看一眼的人。
我在文件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一刻,外面正好有辆公交车驶过,车轮压过积水,溅起一片灰白色的水花。
我以为等待我的会是惊天动地的任务。
可真正的培训从最琐碎的事情开始:记住一条街上有几盏路灯,分辨不同人的脚步声,复述一段谈话里的停顿,判断一张照片有没有被重新冲洗过。
我第一次知道,秘密工作并不像电影里那样有枪声和追捕。更多时候,它只是让你在一群人中坐着,听别人说话,再把那些不起眼的细节记在心里。
三个月后,我第一次出差。
临走前,母亲把一只旧皮包塞给我。那是我父亲年轻时用过的,皮子已经磨得发亮。
“别弄丢了。”她说。
我接过皮包,点了点头。
父亲站在门边,没说祝我顺利,只冷着脸问:“这回是正经工作?”
我说:“是。”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把脸转开。
“那就好好干。”
我提着皮包走出家门,口袋里还放着那张已经泛黄的招工表。
后来我才知道,那张表一共印了三十份,只有两个人真的按地址去面试。
另一个人在门口看了一眼就走了。
只有我把表交进了抽屉,又在第二天主动回来,把名字写了上去。
很多年以后,我仍然记得那个潮湿的上午。
我原本只是一个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捡到了一张来路不明的招工表。去面试时,我才发现那根本不是普通招聘,而是国家安全局一次秘密筛选。
那张表没有改变我的命运。
真正改变我的,是我在看不懂前路的时候,仍然选择往前走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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