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在井冈山脚下彻底罢了工。
黄志强把手机举到车窗外晃了晃,屏幕上那个蓝色箭头卡在原地,像一只被钉住的蜻蜓。信号格全灰了,只剩下一个“SOS”的图标孤零零地亮着。
“又没信号?”副驾驶上的妻子陈嘉欣皱着眉,把半个身子探出窗外。十月的江西山区,空气里都是桂花香。路两侧是层层叠叠的梯田,稻子已经收割了,田里留着整齐的稻茬,远处有炊烟升起来,细细的,在暮色里拉成一条线。
“爹地,我肚子饿了。”后座传来小女儿黄芷琳的声音。她今年七岁,圆脸,扎着两条小辫子,用一双短腿踢着前排座椅的靠背。
“家姐,莫踢啦。”旁边十二岁的黄浩宇不耐烦地别过脸去。他戴着耳机,手机里放着歌,但屏幕上也早就没了信号。
黄志强是香港屯门人,在运输署做文职,做了二十年。每天朝九晚五,穿衬衫打领带,挤西铁线,吃茶餐厅,活得像一颗按在轨道上的螺丝钉。这次国庆假期,他咬着牙请了五天年假,租了辆车,带着老婆孩子从深圳开过来,本想去井冈山看看红色景点,让两个孩子“认识下国家历史”。结果从深圳到河源再到赣州,一路走一路堵,原计划六个小时的路开了十一个钟头,到了井冈山脚下,导航疯了。
“看看路牌。”陈嘉欣说。
黄志强把车停在路边。路牌是有的,蓝底白字,写着“拿山镇”,左转箭头。但左转的那条路窄得很,只容一辆车过,路面还坑坑洼洼的,看着不像是正经路。
“走不走?”他问。
“导航都没了,有得选吗?”陈嘉欣说。
车子拐进那条窄路,颠得后排两个孩子同时叫起来。路两边是成片的竹林,竹子高得遮住了天,暮色里看着黑黢黢的。开了大概十分钟,前面忽然亮起来了。
一大片灯火。暖融融的,从竹林后面透出来。还有声音,热热闹闹的,夹杂着鞭炮声和唢呐声,还有人在唱歌。
“有人在办喜事。”陈嘉欣说。
黄志强把车再往前开了一点。竹林到头了,眼前豁然开朗——一个村子的晒谷场,上面搭了个红色的大棚,棚下摆了十几桌,桌上铺着红塑料布,碗筷码得整整齐齐。棚子前面贴着一个大大的“寿”字,金色的,在灯下闪闪发亮。旁边架着几口大灶,灶火烧得旺旺的,锅里的菜在火上翻飞。几个妇女端着盘子跑来跑去,小孩在桌底下钻来钻去。
“好热闹。”黄芷琳趴在车窗上,眼睛亮亮的。
黄志强把车停在了一棵老樟树下面。他本来想找个人问路,但车还没熄火,就有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过来。男人大约五十出头,穿着藏青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油亮,胸前别着一朵小红花,脸上红扑扑的,一看就是喝了酒。
“你们……”男人弯下腰,透过车窗看他们,“走错路了吧?”
黄志强连忙摇下车窗:“不好意思,我们从香港来的,自驾游,导航坏了,想问问井冈山怎么走……”
“香港来的?”男人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他直起身子,朝棚子那边喊了一嗓子:“老舅!来了香港客人!”
这一嗓子像往油锅里泼了一瓢水。棚子里的喧闹忽然静了一瞬,然后嗡的一声炸开了。好几个脑袋同时转过来,几双眼睛同时盯着这辆车。
黄志强觉得自己像一只被车灯照住的兔子。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在众人的簇拥下走了过来。老人穿着暗红色的唐装,胸前别着一朵大红花,脸上皱纹很深,但精神很好,一双眼睛黑亮亮的。他走到车前,弯下腰,笑眯眯地看着车里的人。
“香港来的?好啊好啊!”老人的口音很重,黄志强听不太懂,但“好啊好啊”四个字听明白了。老人伸出手,隔着车窗握住了黄志强的手。那只手又暖又厚,指节粗大,掌心有茧,握着他的手晃了好几下。
“下来下来,吃饭吃饭!”老人不由分说地拉开车门。
“老伯,我们就是问个路……”黄志强说。
“问什么路!来了就是客!今天是我七十大寿,你们赶上啦,有福气!”老人一挥手,“老三,加四个位!”
黄志强一家四口被连拉带拽地请进了棚子。陈嘉欣和林芷琳被几个妇女围住了,一个穿紫红毛衣的大姐拉着陈嘉欣的手,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陈嘉欣一句都听不懂,只能笑着点头。黄芷琳被一个年轻媳妇抱了起来,塞了一颗糖在手里。黄浩宇本来一脸不情愿地戴着耳机,结果被一个同龄的男孩拉到一边,指着他的手机问:“这是什么?苹果几代?”
黄志强被按在了老人身边的位置上。面前立刻摆上了碗筷,碗里倒上了酒——是米酒,浑浊的乳白色,浮着一层细沫。老人端起自己的碗,跟他碰了一下。
“贵姓?”
“免贵姓黄。”
“黄先生!来,干!”
黄志强抿了一口。那酒甜中带辣,滑进喉咙里烧起一条线。他咳了两声,老人哈哈大笑,拍了拍他的肩膀。
“吃菜吃菜!”
筷子从四面八方伸过来。红烧肉夹到他碗里,肥肉透明,瘦肉暗红,油亮亮地堆在饭上。粉蒸肉裹着米粉,软软糯糯的,底下垫着红薯,甜香扑鼻。还有一碗汤,里面炖着整只鸡,汤色金黄,浮着几颗红枣和枸杞。
“吃啊,别客气!”老人的儿媳妇端着一碗汤走过来,放在陈嘉欣面前。她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又指了指汤里的鸡腿,“这个,给妹妹吃。”她指指黄芷琳。
黄芷琳捧起碗,喝了一口汤,烫得直吸溜。老人的儿媳妇笑了,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像摸自己家小孩。
“这……”陈嘉欣开口,发现自己的声音哑了。她低头看着碗里的汤,鸡腿浸在黄澄澄的油花里,红枣胀得圆鼓鼓的。她想起自己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给两个孩子做早餐,送他们上学,然后赶去铜锣湾那间贸易公司上班。她想起每个月的房贷、车贷、补习班的账单,想起她和黄志强为了钱吵过的架。她想起有一次黄芷琳发烧,她请不了假,只能让邻居帮忙接孩子,下班回来的时候,女儿已经烧到了四十度。
她想这些的时候,眼泪就掉下来了。
“哎哟,怎么了怎么了?”旁边的紫红毛衣大姐慌了,以为她烫着了,连忙拿纸巾。
“没事没事……”陈嘉欣摆手,用袖子擦了一把眼睛,笑了,“辣的,这菜太辣了。”
紫红毛衣大姐信了,又给她夹了一筷子辣椒炒肉:“这个辣,好吃!”
黄志强在那边跟老人聊上了。老人姓刘,叫刘德厚,是拿山镇上退休的小学校长,教了四十年的书。今天是他七十大寿,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回来了,摆了十五桌,请了半个村子的人。
“香港好哇,”刘德厚喝了几口酒,脸红了,嗓门也大了,“我去过,九七年之前去的。那时候还没回归呢,我在中环走了一圈,买了一对金镯子给我老婆。她戴到现在。”
“九七年之前?”黄志强算了一下,“那您那时候五十多了?”
“四十八。学校组织的,优秀教师去香港考察。”刘德厚又给他倒酒,“我记得那时候香港人走路好快,每个人都绷着脸,像谁欠了他们钱。我跟我同事说,等回归了,他们就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了。”
黄志强愣了一下。
“现在呢?”他问。
“现在?”刘德厚端起碗,想了想,“现在不知道了。电视上天天吵。但我觉得嘛,老百姓过日子,谁管那么多。你来我家吃饭,我高兴。你看我过寿,你也高兴。这不就行了?”
黄志强看着他的脸。那张脸被酒醺得发红,眼角全是笑纹,鬓角全白了,但精神很好。他想起自己的父亲。父亲也是老师,在屯门一间小学教了三十年的数学,退休后身体不好,去年走了。走的时候,他在医院守了一夜,父亲最后说的一句话是:“志强,做人要踏实。”
他那时候没哭。葬礼上也没哭。现在,坐在一个江西山区的晒谷场上,面对着一个素不相识的老人,他的鼻子忽然酸了。
“刘老伯,”他端起碗,把米酒一口喝干了,“祝您健康长寿。”
寿宴进行到一半,刘德厚的孙子孙女们开始表演节目。大孙子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跑调跑得厉害,底下的人笑得前仰后合。二孙女跳了一段拉丁舞,穿着红裙子,在窄窄的空地上转圈,转得裙摆飞起来,像一朵盛开的花。最小的孙子,大约四五岁,被大人怂恿着背了一首唐诗,背到一半忘了词,急得抓耳挠腮,最后哇地一声哭了,被妈妈抱走了。
黄芷琳看得津津有味,一边看一边拍手。黄浩宇不知道什么时候摘了耳机,跟那个同龄的男孩凑在一起看手机,两个人头碰着头,不知道在笑什么。
“你儿子跟小虎玩得挺好。”陈嘉欣小声说。
黄志强看过去。那个叫小虎的男孩比黄浩宇矮半个头,穿着蓝色的校服,脸上晒得黑黑的。他正指着手机屏幕跟黄浩宇说着什么,黄浩宇竟然在点头。
“小虎他爸说,小虎明天要去县里参加数学竞赛。”旁边一个妇女听见他们说话,插了进来,“他数学好,全校第一。你们香港的数学难不难?”
“还好。”陈嘉欣说。
“那你们家儿子成绩好不好?”
陈嘉欣犹豫了一下:“他……还行。”
黄浩宇的成绩在班里排中游。不算差,但也不算好。她和他爸每个星期都为了他的作业吵架,报了三个补习班,成绩还是上不去。她有时候想,是不是自己逼得太紧了。但看看周围的家长,哪个不是这样?不逼怎么办?难道让他将来去做保安?
“别逼太紧了,”那个妇女好像看穿了她的心思,笑着说,“小孩子嘛,开心最重要。你看我儿子,数学好,但他不会读书,读课文像念经。我也没逼他,他喜欢数学就让他搞数学,喜欢打球就让他打球。考不上大学就去打工嘛,有什么关系。”
陈嘉欣愣住了。
“打工……不是不好?”她问。
“有什么不好?他爸就是打工的,在福建工地,一个月挣八千。我种地,一年挣个两三万。日子照样过。”妇女剥了一颗花生,扔进嘴里,“你们香港人是不是觉得我们很穷?”
“没有没有……”陈嘉欣脸红了。
“穷是穷了点,”妇女笑了,“但我们不苦。该吃吃,该喝喝,该热闹热闹。你看今天,老校长过寿,全村都来了。你们香港有这种吗?”
陈嘉欣想了想。她在铜锣湾住了十几年,邻居姓什么都不知道。过年的时候,楼里静悄悄的,连鞭炮都不准放。她公公走的那天,只有他们一家三口在医院。没有亲戚来帮忙,没有邻居来吊唁,火化了就火化了,骨灰盒拿回来放在柜子上,再没人动过。
她忽然觉得喉咙里堵了什么东西。
宴席散的时候快十点了。刘德厚非要留他们住下,“这么晚了,山路又不好走,开什么车!我家有地方住!”
黄志强推辞不过,只好答应。陈嘉欣和黄芷琳被紫红毛衣大姐带去了她家,“我家近,闺女跟我睡”。黄浩宇跟小虎走了,两个人约好了明天早上一起看日出。
黄志强住在刘德厚家二楼。房间不大,一张双人床,铺着大红的喜被。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旁边搁着一盘橘子和一包烟。
“黄先生,不嫌弃啊。”刘德厚站在门口,有些不好意思,“家里就这个条件。”
“很好了,很好了。”黄志强连忙说。
刘德厚靠在门框上,点了一根烟。烟雾在昏黄的灯光里升起来,慢慢散开。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刘老伯,”黄志强忽然开口,“您觉得……香港人是不是不太认自己是中国人?”
刘德厚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这个问题会来得这么直接。
“我讲不清,”老人弹了弹烟灰,“我教了一辈子书,只晓得教孩子们认字、算数、做人。你是哪里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什么人。你来了我家,你吃了我的饭,你敬了我的酒,你就是我的朋友。你是什么人,我心里有数。”
黄志强看着他的脸。那张脸在烟雾后面,有点模糊,但眼睛很亮。
“黄先生,”刘德厚掐灭了烟,“你明天走的时候,带两瓶米酒回去。我自家酿的,不卖。”
“好。”黄志强说。
“睡了。”刘德厚拍了拍门框,转身走了。
黄志强关了灯,躺在床上。窗外的月亮很圆,照着楼下的晒谷场。棚子已经拆了,桌子也收了,只剩几盏灯还亮着。远处的稻田在月光下泛着银灰色的光,安静得像一片海。
他掏出手机,信号恢复了。屏幕上躺着几条消息,是同事发来的,问他到哪了。他打了几个字回过去,又删了。
他打开相册,翻到今天拍的照片。有井冈山的云海,有路边的竹林,有傍晚的稻田。最后一张是陈嘉欣拍的,在寿宴上。照片里,刘德厚正举着碗跟他说什么,脸喝得红红的,嘴巴张着。旁边的小虎和黄浩宇在笑。陈嘉欣低头喝汤,黄芷琳自己比了个耶。
画面很乱,很挤,很热闹。
他看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陈嘉欣和黄芷琳被紫红毛衣大姐送过来。大姐手里拎着两个塑料袋,一袋装了红薯干,一袋装了腌菜。“带回去吃!”她大声说,陈嘉欣虽然听不太懂,但意思明白了,连忙摆手,“太多了太多了”,大姐硬塞到她怀里。
黄浩宇和小虎一起回来的。两个男孩眼睛都红红的,看样子一夜没怎么睡。小虎他妈手里拿着一个红包,塞给黄浩宇。“阿姨给你的,”她笑,“不多,买点零食。”
“不行不行……”黄浩宇推辞。
“拿着!”小虎他妈的语气不容拒绝。
黄浩宇接了红包,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张开手臂,忽然抱了一下小虎。小虎愣了一下,然后也抱住他,拍了拍他的背。
“下次再来。”小虎说。
黄浩宇点头,鼻子酸酸的。
车子启动了。黄志强从后视镜里看着刘德厚一家站在村口,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变成几个模糊的点。山路两边还是竹林,竹子高得遮住了天,阳光从竹叶缝隙里漏下来,碎金一样洒在路面上。
“爹地,”黄芷琳忽然说,“红包。”
“怎么了?”
“我看了,里面包了六百块。”
黄志强沉默了一下。
“他们一桌酒席才多少钱。”黄芷琳的声音有点闷,“给我们夹菜、倒酒、留我们住、塞红包……我们连份子钱都没出。”
陈嘉欣从副驾驶回过头:“那怎么办,要不寄回去?”
“寄回去他们肯定不要。”黄志强说。
车里安静了一会儿。导航重新亮起来,屏幕上的蓝色箭头指向井冈山方向。黄志强握着方向盘,看着前方的路。
“嘉欣,”他说,“你那个手机里,是不是有那个什么……社交软件?”
“Instagram?”
“对。你把昨天拍的照片发上去。”
“发什么?”
“就发,我们在江西吃寿宴。”
陈嘉欣看着丈夫的侧脸。晨光照在他脸上,眼角的皱纹很深,但眼睛很亮。她想起昨天晚上,她看见他在寿宴上被刘德厚拉着喝酒,被紫红毛衣大姐往手里塞瓜子,被老人的儿媳妇劝着多喝汤。他一直在笑,笑得有点笨拙,但很真。
她低下头,打开手机,挑了几张照片。有晒谷场的红棚子,有刘德厚举着碗笑,有黄芷琳喝鸡汤,有黄浩宇和小虎头碰着头看手机。最后一张是她偷拍的,黄志强和刘德厚并肩坐着,两个人都端着酒碗,碗沿碰在一起。
她打了几个字,又删了。反复了好几次,最后只写了一行。
“江西的寿宴,很辣,很暖。”
发出去之后,她把手机收起来,靠在椅背上。窗外,竹林还在往后退。远处有山,山上有云。
她闭上眼睛,嘴角弯弯的。
后座的塑料袋里,紫红毛衣大姐塞的红薯干散发着淡淡的甜香。黄芷琳抱着那袋腌菜,低头看了很久。
“妈咪,”她忽然说,“我们下次带爷爷也来。”
陈嘉欣愣了一下。
“爷爷走了。”她说。
“那带嫲嫲来。”
“嫲嫲腿不好,坐不了长途车。”
“那我们回去讲给她听。”黄芷琳认真地说,“我回去画一幅画,画那个大寿字,还有那个鸡腿。嫲嫲看了肯定开心。”
陈嘉欣的鼻子又酸了。她伸手到后座,摸了摸女儿的头。
“好,你画。”
导航在播报前方路况,声音机械而平稳。车子驶上高速,江西的风景在两侧铺开,田野、河流、村庄、炊烟。日光很好,照得人心里亮堂堂的。
黄志强打开车载音响。是邓丽君的歌,在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他跟着哼了两句,声音跑调跑得厉害。陈嘉欣笑了一声,伸手打了他一下。
“难听死了。”
“那你来唱。”
陈嘉欣没唱。她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嘴角翘着。
后座,黄芷琳已经拿出了画本和彩笔,开始画那个大寿字。黄浩宇凑过来看,嫌弃地说:“你画歪了。”
“没有歪。”
“就是歪了。”
“你管我。”
两个孩子在后面吵起来。黄志强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摇了摇头,笑了。
高速路牌上写着:井冈山,三十公里。
他踩下油门,车子向前驶去。阳光从车窗照进来,落在他的手上,暖融融的。
像昨晚那碗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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