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一、一份被标注“务必生擒”的绝密通缉令
1946年深秋，西安，胡宗南的绥靖公署。
一封密电被送到胡宗南的案头。电报是从陕南黑山镇发来的，发报人是一个保安团的团长。内容很短，只有几行字，但胡宗南看完之后，把电报在手里攥了很久。
电报上说：共军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刘亚生，化装成药材商北返延安途中，在黑山镇被捕。
胡宗南当即在电报上批了四个字：“务必生擒。”
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脑子里已经在飞快地盘算。三五九旅，王震的部队。政治部副主任，这个级别在共军里不算最高，但也不低了。一个旅的政治部副主任，放在国军这边，至少也是个少将。抓到一个少将级别的共军干部，已经算是大功一件。
但胡宗南想的不是功劳。
他想的是这个人“值不值钱”。
胡宗南在西北跟共产党打了将近十年交道，他很清楚一件事：一个普通俘虏和一个“有脑子”的俘虏，价值差着十万八千里。普通的兵，抓来审一审，问不出什么就扔进战俘营。但刘亚生这种人不一样。
刘亚生，北京大学历史系出来的，1936年入党，1938年就到了三五九旅，给王震当秘书，后来一路干到政治部副主任。这个人脑子里装着的东西，不是普通俘虏能比的。
胡宗南又看了一遍电报，对副官说了一句话。
“这个人，先别送战俘营。我要亲自见。”
二、牛棚里爬出来的北大高材生
要搞清楚胡宗南为什么这么看重刘亚生，得先知道这个人是怎么走到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这个位置上的。
1910年，刘亚生出生在河北河间县一个贫苦农家。六岁那年，父亲死了。家里就剩下寡母和弟弟，连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母子三人常年住在牛棚里。
刘亚生从小就渴望读书。家里没钱供他上学，他就每天跑到村里的学堂窗外，蹲着听里面的先生讲课。一天不落，风雨无阻。教书的先生被这个蹲在窗外听课的孩子感动了，破例收他做了学生。
从那天起，刘亚生的人生就走上了一条跟他的出身完全不相配的路。
1927年，他考上了保定第二师范学校。1932年，他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但学费太贵了，他一个卖报为生的穷学生，凑不出每年六百块大洋的学费。他只能选择去北大，拿到了一张历史系的旁听证。
在北大，刘亚生白天上课，晚上做家庭教师、给杂志社译稿、为石印房刻写钢版，靠这些零碎的收入勉强维持生活。就是在这样窘迫的条件下，他硬是写出了一部《中国革命历史》的书稿，为了换钱，廉价卖给了出版商。
这部书稿的稿费没让他富裕，却让他付出了另一个代价——他的眼睛越来越近视，后来到了不戴厚厚的眼镜就看不清东西的地步。
刘亚生在北京大学期间，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参加了左翼文化团体“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开始系统研究各种社会理论。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是积极的参与者，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后经组织营救出狱。1936年，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刘亚生没有留在北平继续做学问，而是投笔从戎，奔赴太原参加了八路军。
他被分到了一二○师三五九旅，给旅长王震当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