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集锦｜郑永年：县域发展不必“小而全”，要在区域网络中找到独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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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县域竞争的关键，是从“拥有资源”走向“组织资源”

我国有1800多个县域，其中既有经济总量突破千亿元、甚至超过部分地级市乃至省级地区的经济强县，也有产业基础薄弱、人口持续外流的县域。面对日益激烈的区域竞争，资源禀赋不同的县域，如何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近日，郑永年教授在《浙江日报》撰文指出，县域发展的关键，正在从“拥有多少资源”转向“能够组织多少资源”。县域不应局限于自身资源禀赋和行政边界，而应通过制度创新、平台建设和开放合作，主动融入更大范围的区域分工与创新网络。

原文发布于《浙江日报》9月28日要闻版。原标题为《以县域现代化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郑永年教授指出，县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单元，宏观战略的落实、技术进步的应用、制度改革的推进以及共同富裕的实践，都需要在具体县域中转化为现实成效。需要在“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三个层面实现协同发展——物质现代化重在提升产业、科技和基础设施等发展能力，制度现代化重在提高治理和资源配置效率，人的现代化则关注发展机会、公共服务和人的全面发展。三者相互促进，才能避免县域发展出现明显“偏科”。

郑永年教授认为，今天的区域竞争越来越取决于一个地方组织和连接资源的能力。多数县域缺少一流大学、国家实验室等高能级资源，仅依靠本地资源往往处于不利竞争位置。浙江德清早期通过产学研合作和“星期天工程师”引入外部技术，后来依托地理信息产业平台连接杭州、上海乃至全球专业网络，提供了一条值得借鉴的路径。他强调，县域发展的边界并不等同于行政边界，应避免“小而全”的发展冲动，通过平台建设扩大资源配置半径，在更大的区域和产业网络中形成差异化竞争力。

此外，在其看来，随着少子化、老龄化以及青年人才向高能级城市集聚，县域竞争将越来越体现为发展生态和生活品质的竞争。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和托育等公共服务“软基建”建设，既影响人才去留，也关系企业能否长期发展。他进一步提出，县域现代化需要处理好三方面关系。向内，要把产业发展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持续提升治理能力和组织能力；向外，要把地方特色与更大网络结合起来，主动连接大城市、高校、科研机构、资本市场以及全球创新资源；最终，要把经济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结合起来，让居民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更稳定的预期和更有品质的生活。

郑永年：健康中国建设要从医疗卫生走向健康治理

2016年，“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年来，从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到加强基层医疗服务、健全疾病预防控制机制，人民健康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加深、慢性病负担加重、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也对卫生健康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近日，郑永年教授在接受《健康报》专访时指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正在经历从传统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向系统性健康治理的深刻转型。健康中国建设不仅需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更要将疾病预防、医疗服务、养老保障和社会治理有机结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健全公共卫生体系，促进社会共治、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教授指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近年来最根本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以人民为中心”和“系统治理”。前者意味着卫生健康工作的重点不再局限于医院、医生、药品和技术，而是更加关注人的全生命周期健康；后者则要求超越单一医疗体系建设，将预防、治疗、康复、养老、公共卫生和社会支持体系更好地结合起来。这一变化标志着我国卫生健康事业正从医疗卫生体系向健康治理体系转型。

在郑永年教授看来，卫生健康体系建设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共同富裕不仅涉及收入分配，还取决于群众能否享有稳定、可及、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完善医疗保障，既要防止低收入群体因病陷入困难、中等收入群体因重大疾病返贫，也要减少家庭在重大民生问题上的不确定性，降低预防性储蓄需求，为扩大和稳定中等收入群体提供制度保障。他强调，医疗卫生不仅是支出，也是重要的发展条件。面对人口老龄化和慢性病等挑战，完善卫生健康服务体系有助于减轻家庭、社会和财政压力，同时创造新的产业、就业空间和发展动力。

对于如何完善卫生健康体系，郑永年教授强调，除了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还应更加重视预防和协同治理。他特别提出，控烟和营养教育应成为前移健康关口的重点方向。

从国内健康治理延伸至全球公共卫生合作，郑永年教授认为，公共卫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现实的抓手之一。中国可以分享超大规模社会的公共卫生治理经验，发挥医药生产、医疗设备和数字健康等领域的产业优势，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符合当地需要的产品、服务和能力建设支持。他将中国的发展道路概括为一种“开源”的现代化，在公共卫生领域，就是帮助更多国家建立基本健康保障能力，让现代化成果惠及更多普通人。同时，中国应继续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发挥作用，推动形成公共卫生领域的基本共识和合作规则。

郑永年：中美关系仍需经贸合作稳定

9月23日至27日，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举办，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24日上午的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郑永年教授受邀参会，并在23日举行的展览业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围绕当前全球面临的多重危机、数字贸易的发展特点、中美人工智能发展模式及中美关系走向等议题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人工智能坚持开源发展，更具普惠性，而经贸合作与元首外交对于稳定中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郑永年教授在会上作主旨演讲。图源：主办方

郑永年教授指出，当前世界正面临地缘冲突、世界经济失衡、全球文明危机和全球治理危机四大危机。在此背景下，数字贸易不同于一般商品贸易，它不仅涉及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还承载着信息、意识、宗教与价值观，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合体，因而更加敏感。

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郑永年教授认为，中美正在探索不同的发展模式。相较于美国“闭门精英”且成本高昂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中国选择了开源路线，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更具普惠性。

谈及中美关系，他强调，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中美经济约70%高度互补，仅有20%—30%的高科技领域竞争激烈。与此同时，政治信任需要通过元首外交建立。他指出，2026年中美元首互访，11月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还将在深圳举行，元首外交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带来了希望。在经贸合作和政治互信的基础上，双方可以进一步处理南海、台湾等复杂的安全问题。

郑永年：县域发展的最大约束不是资源有限，而是封闭

9月22日，第九届莫干山会议在浙江湖州德清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郑永年教授受邀参会，并以“县域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他围绕县域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指出，县域现代化不能只看经济指标，而要推动物质、制度和人的现代化协调发展；同时，应提升资源组织能力，通过平台化发展嵌入更大区域和全球网络，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形成自身不可替代的功能。

郑永年教授在会上作主旨演讲。图源：主办方

郑永年教授指出，高质量发展不能只看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和工业产值，县域现代化需要推动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协调发展。同时，县域资源有限，但“封闭才是最大约束”，应通过平台化发展连接外部资源，在更大的区域和全球网络中寻找自身的比较优势。

他表示，过去衡量地方发展水平，常看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和工业产值。这些指标当然重要，但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产业强而公共服务弱，人才就留不住；经济增长快而生态恶化，发展成本就会越来越高；基础设施好但制度效率低，企业就会面临困境；居民收入提高了，但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方面的家庭负担仍然较重，群众对未来的预期就可能出现波动。

县域资源有限，但封闭才是最大约束。德清地理信息产业从无到有，通过选择赛道、建设平台、开放场景、连接外部网络，形成了地理信息小镇，并推动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落户，体现了平台化发展的方式。平台可以集聚要素、连接制度与市场，并嵌入更大的网络。

他表示，一个县域的行政边界是固定的，但它的发展边界可以不断扩大，关键在于能否将自身嵌入更大的网络。“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的重点不在于物理空间，而在于这个平台能否在世界范围内连接世界级的知识、技术、资本、人才、规则和市场，同时又能扎根于本地产业和社会。

郑永年：AI发展不能只有技术进步，更要明确人文方向

当AI越来越多地介入人类的工作、学习乃至思考过程，如何确保人类始终掌握技术发展的主动权？在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026展览业论坛上，郑永年在接受《钱江晚报》潮新闻采访时，围绕人工智能与人类文明的关系分享了自己的思考。他指出，AI正在成为一种“技术利维坦”。关键在于未来人类能否驯服AI，而不是反过来被AI驯服。面对人工智能对脑力劳动和人类思考方式的影响，需要通过立法划定底线，重新思考人与AI的劳动分工，使技术进步与人文方向协调发展。

郑永年教授指出，AI正在成为一种“技术利维坦”，我们需要面对，不只是如何保证技术安全，还包括技术究竟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

在其看来，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关键在于人类是驯服AI，还是反过来被AI驯服。过去的技术革命主要替代体力劳动，而AI正在进入脑力劳动领域。如果人们越来越依赖AI获取内容，甚至让AI代替自己思考，其影响就不再只是生产效率的提升，而会触及人类文明本身。

郑永年教授认为，当前全球关于AI讨论最多的是“安全”，但安全只是要求技术“不要出问题”，并不能回答技术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技术发展必须有一个正确方向”，但对于这个方向，世界目前还没有形成共识。

在治理层面，他强调，AI不能只依靠家庭、社会或企业自律来约束，而需要国家通过立法首先划定底线，再由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落实。与此同时，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人也不能只是被动使用AI，而应当参与理解、判断和塑造AI。即使AI能力不断增强，也不能让它替代一切。他认为，未来需要重新思考人与AI之间的劳动分工：哪些事情可以交给AI，哪些事情仍应当留给人。AI更应该优先进入高风险、危险和艰苦的应用场景，如矿难与灾害评估、高空作业维修等，而不是在不适合替代人的领域被过度使用。他还表示，技术进步与人文方向需要“两条腿走路”，如果只追求技术进步而忽视发展方向，其风险同样值得警惕。

郑永年：亚洲需要构建“大亚洲共同市场”

9月15日，博鳌亚洲论坛亚太区域合作圆桌在海口举行。郑永年教授在会上指出，亚太长期处于世界经济中心位置，但贸易碎片化、地缘政治冲突以及人工智能鸿沟正在加剧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面对这一趋势，他提出，应突破传统亚太合作的地域边界，推动构建涵盖中亚、中东、东亚和南亚的“大亚洲共同市场”，并以更加开放、普惠的“开源式现代化”促进区域共同发展。

郑永年认为，亚太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经济的重要中心，未来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还会进一步上升。但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可能继续加剧。一方面，部分区域经贸机制正出现碎片化甚至“脱钩断链”的倾向，一些原本具有包容性的合作机制也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另一方面，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以后，技术、算力和产能进一步向少数国家集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技术变革中的话语权正在减弱。

因此，亚洲的经济合作不能继续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东北亚和东南亚，而应从更大的地理和经济空间重新思考区域一体化。亚洲经济实际上连接着中亚、中东、南亚、东亚，并通过红海、地中海延伸至更广泛的欧亚大陆。为应对贸易碎片化、外部冲击和技术鸿沟，亚洲有必要推动构建一个涵盖更广泛区域的“大亚洲共同市场”，以更加统一、开放和包容的规则促进贸易、投资、产业链和技术合作。

在这一过程中，郑永年特别强调中国“开源式现代化”的意义。与发展之后“抽掉梯子”的封闭模式不同，中国可以把自身发展形成的技术、产业能力和经验向其他国家开放，由各国根据自身文明、文化和国情进行选择、修改和应用。他以人工智能为例指出，相较于美国较为昂贵和封闭的模式，中国正在推动更加开放和普惠的技术路线。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当也有能力在“大亚洲共同市场”的构建中发挥关键作用，并通过博鳌亚洲论坛、APEC等机制推动亚洲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发展格局。

郑永年：解决台湾问题，既要有实力，也要争取更好的外部环境

郑永年教授指出，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核心中的核心”的利益，变化的不是中国的原则立场，而是解决问题的实力和条件。中国有能力解决台湾问题，但更希望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随着中美共同利益不断扩大、在敏感领域形成更多共识，两国关系的改善也将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郑永年教授指出，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的主权问题，是比核心利益还要核心的利益。几十年来，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始终没有改变。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中国自身的实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条件。在其看来，中国并非没有能力解决台湾问题，而是希望寻求一种更好的解决方式，即通过更加和平的方式，争取实现“一国两制”。这一选择并不意味着实力因素不再重要。相反，实力的变化恰恰为中国争取更有利的解决条件提供了基础。

郑永年教授认为，台湾问题仍将是中美之间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美国也不会轻易放弃“台湾牌”。因此，不能期待双方在短期内就台湾问题取得根本性突破。不过，随着中美共同利益不断扩大，双方在敏感领域逐步形成更多共识，中美关系有望为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他还强调，美国内部并非在台湾问题上只有一种声音。白宫、国会、两党以及不同社会组织和政治力量，对台湾问题都有各自的立场和考量。随着中美实力对比和双边关系的发展，美国社会整体上可能越来越倾向于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待台湾问题。因此，理解美国对台政策，既要看到其延续性，也要看到美国内部立场的多元性，以及实力变化可能带来的政策调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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