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国共密谈中，周总理称若台湾回归，蒋介石父子可到中央任职！

1956年10月7日，北京中南海，周恩来会见从香港而来的曹聚仁。此时的曹聚仁不是普通记者，他既熟悉国民党内部人物，也与大陆方面保持着长期联系。此次进京，他肩负着一项特殊任务：替蒋介石父子摸清大陆究竟愿意把话说到什么程度。

会谈没有从空泛的口号谈起，而是落到了一个极现实的问题上。曹聚仁问，台湾若回到祖国怀抱，蒋介石和蒋经国将如何安排？

周恩来的回答，后来被曹聚仁多次转述：“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总要在中央安排……经国也可以到中央。”这句话的分量很重。它表明，大陆设想的并不是简单接收台湾，更不是让蒋氏父子以失败者身份回归，而是准备为他们保留相应的政治位置。

这份安排并非临时起意。1955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在条件允许时争取和平解放台湾。1956年4月，他又公开表示，愿意同台湾方面协商和平解放的具体办法。一个清晰信号已经释放出来：两岸之间的问题，可以通过谈判解决。

那几年，国际局势出现缓和迹象，新中国也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大陆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台湾方面同样面对美国施压。美国曾推动台湾接受“划峡而治”，蒋介石却始终不愿放弃一个中国立场。双方立场并不相同，但都不愿看到台湾被永久割裂。

章士钊是较早出面试探的人。1956年，他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将关于台湾问题的意见转交给有关人士。方案的大意是，台湾外交归中央掌握，军事和行政事务可由蒋介石负责；大陆提供经济建设所需帮助，台湾内部改革不急于推进，双方也不互相进行破坏活动。

这些条件，实际上给台湾保留了很大的自主空间。章士钊把信带到香港，再由许孝炎转往台湾。蒋介石读到关于奉化溪口的文字，十分触动。故乡、祖屋和先人墓地，始终是他难以割舍的牵挂。

不过，牵挂故乡是一回事，接受政治安排又是另一回事。蒋介石担心，一旦直接回到大陆，便会被外界视为失败者。他没有明确拒绝，却也没有作出积极回应，这次接触随之停滞。

有意思的是，台湾方面并未完全关闭渠道。1957年4月，蒋介石派宋宜山前往北京。他是蒋介石的学生，弟弟宋希濂当时在北京接受管理，宋宜山便以探亲为名入境，尽量减少外界注意。

周恩来在东兴楼饭庄会见宋宜山时，没有把谈话变成审问，而是先谈宋希濂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并告知其即将获得特赦。随后，大陆方面提出，台湾可以实行高度自治，美军应撤离台湾海峡，国共两党可在新的基础上寻求合作。

宋宜山回港后写下长篇报告，详细记录了在北京的见闻，也肯定了大陆建设取得的成绩。报告送到蒋介石手中，却引起强烈不满。蒋介石认为学生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报告对大陆评价过高。一次原本可能增进了解的行动，反而加深了台湾方面的戒心。

曹聚仁的奔走，曾让谈判距离成功更近一步。1956年7月，他到北京后，先后同周恩来等人会面。周恩来用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回应他的试探：“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意思是，承诺不会只停留在纸面上，台湾的具体制度和人员安排都可以协商。

10月7日那次会面，曹聚仁继续追问蒋氏父子的出路，才有了“到中央做官”的说法。毛泽东还曾让他到奉化等地看看，确认蒋介石故居和祖坟没有遭到破坏。曹聚仁拍下照片寄往台湾，希望用这些细节消除疑虑。

遗憾的是，政治信任不是几张照片就能建立的。蒋介石既担心大陆政策变化，也担心美国态度，更担心回归之后失去实际影响力。大陆方面则希望以台湾回归为前提解决制度问题，双方在“先解决主权，还是先确认权力”上始终存在距离。

1960年代，周恩来把对台政策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是台湾回归祖国，其他问题由蒋介石决定；“四目”包括外交归中央、军队由台湾保留、改革从缓、建设经费由大陆负担。1965年李宗仁回到大陆，蒋介石一度重新评估局势，蒋经国也曾通过曹聚仁了解北京的真实想法。

据有关记载，蒋氏父子后来提出过携旧部回大陆等条件，但双方尚未完成正式谈判，国内形势便发生变化，计划再次搁置。曹聚仁于1972年去世，章士钊也在高龄中离世，许多居中传话的人，终究没能等到谈判落地。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去世。1976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逝世。几位关键人物的离开，使那场持续多年的密谈彻底成为历史档案中的一段往事。那些写在信纸上的条件、饭桌旁的试探，以及一次次没有明确答复的沉默，构成了1950年代两岸关系最复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