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的上海,一位穿着灰布中山装的男子走进了军管会大楼。
他手中捏着一份清单,神态平静。接待他的是刚刚上任的上海市长陈毅。陈毅接过清单,目光一扫,整个人愣住了。清单上写得明明白白:黄金十二万两,固定资产折合超过一千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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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人面面相觑,谁都没说话。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个男子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三块磨损的银元,轻声说了一句话:“我只取这三块,留作纪念。”
这个男子叫肖林。他手里的商业帝国,是替共产党挣的。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八年前周恩来交给他的一千美元。
军饷断了,只能自己想办法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
蒋介石翻脸了,直接停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一分钱都不再给。前线的战士等着吃饭,根据地的弹药越来越少,伤员连最基本的药品都快用不上了。延安可以搞大生产运动,自己种地自己养活自己,但重庆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就蹲在国民党眼皮底下,想种地都没地方种。
钱从哪来?
宋庆龄和海外华侨捐了一些,但杯水车薪。周恩来跟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关起门来商量了很久,最后拍板定了一件事:必须自己做生意。
用合法经营的方式,自己养活自己,同时给延安提供资金。
但找谁来做这件事?这个人必须满足几个条件:是可靠的党员,有商业头脑,还得能在国民党统治区那种复杂环境里游刃有余,既不暴露身份,也不能把本钱赔光。
有人提到了肖林。
肖林是四川江津人,1915年出生,当时才二十六岁。他曾在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干过物资管理,人脉广,懂经营。更关键的是,他1939年就入了党,有过地下工作经验,被国民党盯上过,脑子活,能应付各种麻烦。
1941年3月的一个晚上,钱之光把肖林带到了红岩村。
周恩来亲自见了他。谈话很短,但分量很重。
周恩来开门见山:党现在需要大量资金,这些钱必须通过做生意自己赚。本钱是党的,利润也是党的。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要多少,给多少,绝不能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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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特意叮嘱了一句:“做生意就是要赚钱,不要怕别人说你唯利是图。你赚的钱不是为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
肖林听完,郑重地点了点头。他问了一个问题:党需要多少钱?
周恩来的回答让他记了一辈子:“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决不能误事。”
没有账本,没有收据,全凭一个共产党员对信仰的绝对忠诚。
那天晚上从红岩村出来,重庆的雾很大,山路都看不清。肖林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不是做生意,这是拿算盘和账本当武器打仗。
一千美元的本钱,三块银元的结局
肖林从钱之光手里接过的启动资金,是一千美元。
一千美元能干什么?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在1941年,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可问题是,肖林要做的不是小买卖,他要养活的是一个政党。
1941年4月,肖林和妻子王敏卿回到了老家江津。王敏卿也是共产党员,两个人是革命伴侣,后来也成了商业搭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