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商人出门带钱，得雇一辆车：世界最早的纸币是被逼出来的

一个成都商人想出一趟远门做生意，最先要解决的不是路线，是钱怎么带走。

宋朝的四川用铁钱。铁比铜便宜，所以朝廷在四川只准流通铁钱，铜钱不许出川。问题也正在这里：铁钱值钱太少，重量又太大。当时行用的大铁钱，一枚顶十文铜钱，分量却有十几斤一缗那么沉。买一匹绢，得拿几十斤铁;买一批货，得用独轮车推。有个流传很广的算法说，一缗铁钱约二十五斤，十缗就是二百五十斤，够装一辆车。

所以四川商人之间的交易，常常不是在谈价格，而是在谈怎么把货和钱一起搬走。

铁钱逼出来的一个办法

真宗年间，成都出现了十六家比较大的富商。他们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既然钱太沉，那就别搬钱，改搬凭证。

这十六家联合起来，凡是商人之间要付一笔大钱，不必真把铁钱运过去，只在一张纸上写下金额、日期、交钱的铺户、拿钱的人，盖上各自的印记，交给对方。对方凭这张纸，到指定的铺子里就能取出真钱。用的人省了脚力，铺子赚一点手续费，同时还多了一笔可以周转的现钱。这种东西，当时被叫作「交子」。

它的做法听起来已经很接近后来的存款凭证和汇兑票据。四川的商路长，铁钱又重，交子一出现就用得很快。十几家铺子之间的信用还算撑得住场面，直到有一家或几家把收下的铁钱挪去做了别的生意。

第一批交子为什么会出事

交子的底子是全靠铺户的现钱撑着的。存进铺子多少铁钱，才该发出多少张纸。可这笔钱不动用，铺子就赚不到大利，于是有人开始把钱挪出去放贷、囤货。一旦货没脱手，或者同时来取钱的人多起来，铺子里兑不出钱，纸就成了废纸。

这就是最早的挤兑。

出了几次兑付不上的事情之后，官司打到官府。真宗后期到仁宗初年，益州地方官府出面清理，把交子的发行权从私人手里收过来。这件事的时间，史书上记得并不清楚，一般定在仁宗天圣元年(1023)前后。官办的这套凭证，后世称作「官交子」，界分按时更换，用旧换新，兑换的额度也由官府划定。私人开铺出票这种做法，从此就不合法了。

值得注意的是官交子一开始并不是纸币意义上的合法货币，而是有期限的兑换凭证：一界用满，就收旧发新。后来朝廷遇到军费、赈灾这类急用，开始加印，一界的额度被撑破，超发的钱就找不回来。到北宋末年，交子的信用基本跌到底，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它为什么又值得写进货币史

因为在此之前，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把纸当成钱来用，而且用得成规模。

欧洲要到十七世纪才有类似的银行券，比交子晚了六百年左右。交子不是一个人忽然想出来的高明点子，它是一笔被逼出来的账：四川的铁钱太重，商路太远，运送成本高到一个地步，商人就只能在纸和信用上找出路。十六家铺户拿到的好处，也不是印纸本身能生钱，而是凭着一堆集中起来的铁钱赚手续费和周转利差。

支持它成立的，是三样东西：可以被搬动的凭证、大家认得这几家铺子、以及随时能兑出现钱。前两样四川的商人很快做到了，第三样最难。这三样里，缺任何一样，交子都会散架，后来的超发就是第三样先塌了。

交子铺的柜台

再回到那间铺子。交子刚起来的那几年，柜台上摆的是印章和纸，柜台后面架着成串的铁钱。掌柜把写好的纸券递出去的时候，他心里清楚，这张纸能维持多久，只取决于架子上那几串铁钱还剩下多少。

后来私商出了事，官家接手，这套纸券的命就捏在朝廷手里。朝廷加印的时候，也没有人拦得住。

没有交子，四川的商人会被什么困住

这个问题今天其实不难想象。铁钱的重量是一个硬约束，路有多长，成本就有多高；运一次钱的脚力钱、雇工钱、路上的风险，最后都加到货价上。交子把这些成本压下去一部分，川内的长途贸易才转得开。

但交子并没有让商人变富。它省下的脚力钱，一部分转了手续费，一部分让货价低了些，还有一部分被超发的纸悄悄拿走。真正先拿到现钱的人得了便宜，最后拿着纸去兑的人吃了亏。

这也是为什么交子的故事在货币史上一直被反复提起：它同时讲清了两件事，一件是纸当钱，需要有真东西撑着；一件是只要撑的东西可以被人拿去用，纸迟早会变薄。成都那十六家铺户当年用它做的是汇兑生意，朝廷后来用它做的是财政手段，中间只隔了几十年。

参考史料

1. 《宋史·食货志下三·会子》，记四川铁钱与交子行用的缘起。

2. 《续资治通鉴长编》真宗、仁宗两朝相关条目，记益州交子铺的设立与官收。

3. 《文献通考·钱币考》，记交子界分的按期更替。

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引益州路转运使奏议。

5. 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及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关于交子性质的讨论：兑换券与纸币的界限，学界尚有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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