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是天下最公平的路，也是穷人最贵的赌局

我小时候第一次听说科举，脑子里只有两个字：公平。

不管你是谁家的孩子，不用推荐，不用血统，进了考场就凭文章说话。考得好就能当官，这在古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后来我把它的另一半也读了一遍，心里有点发凉。

为什么说科举配得上“公平”

唐代的进士科，一榜取中的常常只有二三十人，而且不糊名。

不糊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主考官看得见你的名字。所以唐代的举子考前要“行卷”，把自己写的诗文送到权门上，请人看过、说过话，再把名声带到考场里。主考官在阅卷之外，还得参考这些场外的声音。

宋代把这道口子堵上了。

宋太宗淳化年间推行“糊名考校”，卷子交上来先封掉姓名籍贯；宋真宗时推广到礼部试，大中祥符八年（1015）又专设誊录院，派书吏把原卷用朱笔誊抄一遍，考官只看抄本，连笔迹都认不出来。配套的还有锁院（考官考前入贡院，与外界隔绝）和别头试（考官的亲属另地另考）。

这套办法有多有效，有个著名的例子。嘉祐二年（1057）那科，欧阳修做主考官，看到一份《刑赏忠厚之至论》，写得极好，他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为了避嫌，把这份卷子压成了第二。拆封之后才发现，那是苏轼。

连主考官都被糊名糊住了。这在我读到的那一刻是真心服气的。

比起世袭、察举、九品中正，科举是人类政治史上第一次把“你是谁的儿子”换成“你考得怎么样”。这个功劳，怎么讲都不过分。

“公平”被掰开之后

洪武三十年（1397）二月，三年一度的会试在应天府放榜。

这一榜取了五十一人，从头到尾全是南方人，北方一个都没有。落第的北方举子炸了，几十人沿街喊冤，一直闹到礼部衙门前，说主考官刘三吾“私其乡”。

朱元璋命侍读张信等十二人复核落卷。复核组的结论是：落卷文理不佳，还有犯禁忌的，所取之人凭的是文章，没有舞弊。

这份结论把事情推向了另一个方向。五月，张信、副主考白信蹈等人被处死，八十五岁的刘三吾流放戍边。六月，朱元璋亲自主持再考一次，取中六十一人，这一回全是北方人。

一次在三月放榜，一次在六月放榜，所以叫春夏榜。

我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堵得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刘三吾收了钱或者认了人，他被治罪的理由，说到底是那份名单太难看了。

这件事最终催生了一套制度。洪熙元年（1425），杨士奇提出“科举当兼取南北士”，定南人六成、北人四成；宣德二年（1427）又细化为南、北、中三卷，分别占百分之五十五、百分之三十五、百分之十。往后几百年，名额是按地域分配的。

那么问题来了：按地域分名额，到底是对公平的保护，还是对公平的破坏？

这个问题今天还在吵，我不打算在文里替谁作答。

真正让人发凉的账

先说朝廷给多少。

清初定下这么一条规矩：举人赴京会试，路费由布政使发给，按各省到京城的路程远近算。安徽二十两，江西、湖北十七两，福建十五两，直隶、四川四两，山东一两，广东二十两，琼州府最远，三十两。

一两到三十两，差距三十倍。

然后看实际要花多少。有学者测算过，清代惠州举子赴京往返一趟，大约要一百二十两银子。

一百二十两对三十两。剩下的九十两，自己想办法。

答案是宗族。

我读到一份清代湘潭王氏的宗族规定，心里那点感慨立刻变了味。这份规定把读书这条路的每一步都标了价：入塾给钱五千文，应小试给考费二两，入泮（考上秀才）奖银五十两，应乡试给银四两，中了举人奖银一百两，应会试给路费五十两，中了进士奖银二百两，点翰林再奖三百两。

还有常熟隆志堂义庄，里头写得更细：族中子弟七岁到十六岁，每年给束脩银三两；十六岁到二十二岁还想读书，每年六两；县试给一两，府试二两，院试三两，进学加十两，乡试十两，中举加二十两，会试四十两，中了再加三十两。

这不是慈善，这是投资。

一个家族凑钱供一个孩子脱产读书，供他一年一年考下去，图的是他中榜之后带回的东西：功名、免税、免役、见官不跪的体面，还有做官之后的回报。

范仲淹在皇祐元年（1049）买了千亩义田，办义学、周济族人；他儿子范纯仁后来又加了一千亩，专门资助族里贫寒的子弟去考。到了清代，这类组织有了专门的名字，叫“宾兴会”，嘉庆道光年间在很多地方普遍兴起，钱来自捐田、捐款，田租专门给士子做路费。

所以那张考卷的背后，站着的是一整个家族几十年的账。

没有族田的人家呢？没有家族的人家呢？

再算算概率

何炳棣算过一笔总账：有清一代，生员大约五十万，举人大约四万，进士大约四千。

按一七五〇年的成年男性人口折算，生员约占百分之一，举人约千分之一，进士约万分之一。

清朝乡试每届全国录取的举人在一千二百人左右，录取率常常在百分之一上下。蒲松龄乡试考了十几次都没中，这种事在当时不算稀奇。会试那一级，每届投考的有六千到七千人，进士录取率大约在百分之三，也有资料算到百分之三点五。明代宽松一些，一千四百五十年之后每科三千到四千名举人争两百五十到三百五十个名额，中榜率百分之七点五到十；到了一六〇一年降到百分之六点四。何炳棣估算明代平均每年出八十九名进士。

八十九人。摊到当时一亿多人口上，是个什么概念，我算完沉默了很久。

还有一笔不写在账上的成本

这些年是不种地的。

一个孩子从六七岁进私塾，读到能进考场，再到中举、中进士，绝大多数人要到三十岁以后。这十几年二十年，家里少一个壮劳力，多一张吃饭的嘴，还要有人替他凑束脩、买书、交卷资、出路费。

四川合川有个叫丁治棠的举人，用日记记下了自己赴京会试的全程，往返一共八个月。八个月，不事生产，路上还要花钱。明清两代从南京沿运河到北京要三个月，从南京到广州也差不多三个月。这些日子里，地里的活是别人替他干的。

是公平还是赌局

两边我都认。

科举是进步。它让一个农家子弟至少在名义上有了往上走的可能，把出身这个标准换成了答卷，还为了守住这条道发明了糊名、誊录、锁院。这几样东西我在读的时候是真的敬佩。

可它的门槛从来不在考场里，在考场之外那十几二十年。朝廷给的路费从一两到三十两，实际要花一百二十两；宗族按“入泮五十两、中举一百两、中进士二百两”的价目表下注，图的是回报；录取率百分之一，进士万分之一。

公平的是那张卷子，不公平的是走到那张卷子面前的路。

六百年前那些在考场外凑钱的人，大概也是这么想的：总得有人去考，总得赌一把。押中了，全家翻身；押不中，十几年白费。

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想起南北榜案里被流放的那个八十五岁的老人。他守住了考场里的规矩，却没算到考场外的东西。

你觉得今天的考试，和当年的科举，哪个更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