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光帝继位中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关于道光帝继位中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任燕

哈尔滨师范大学

摘要： 本文针对道光帝继位中几个问题进行了再探讨，认为道光帝继位有其诏书，盛放诏书的小金匣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二十六日卯时后、午时前在热河找到。为通信而派出的两位使者，第一位和世泰于二十五日戌时至二十六日午时前离开，在离开之时尚未找到诏书；第二位使者吉伦泰于二十七日离开，其离开时诏书已经找到，并将此消息带回京城。皇三子、皇五子于二十九日抵达热河，道光帝与其当面验看该诏书，完毕后于当日将继位诏书的原件发去北京令众王大臣验看。而嘉庆帝随身携带小金匣遵循了雍正帝、乾隆帝的传统，避免诏书因经常出行而丢失或遭遇紫禁城的火灾、水灾，既符合家法、惯例又符合现实情况。

关键词： 嘉庆帝 道光帝 秘密建储 皇太子

目录

一、道光帝继位是否有诏书

二、继位诏书找到的时间

三、围绕着继位诏书的三个疑问

目前，学术界对于道光帝继位之诏书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是坚信有其诏书，但对其来源则莫衷一是；另一种则对诏书持怀疑态度。以往多围绕《清宣宗实录》《清仁宗实录》《清史稿·禧恩传》《大庾戴均元公神道碑》展开讨论，现增加一些被忽视的史料，如《清宫热河档案》、《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帝起居注》以及《清史稿·托津传》、《清史稿·戴均元传》来加以论证。

一、道光帝继位是否有诏书

清代包世臣为戴均元所撰《大庾戴均元公神道碑》，记载了当事人戴均元和托津之行为，即待“近侍于身间出小金盒”，“拧金锁发盒得宝书”。清人李恒在其《国朝耆献类征》几乎全文引用。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亦全引用《大庾戴均元公神道碑》的记载。而《清史稿·禧恩传》亦持同样观点。左步青主编的《清代皇帝传略》支持《清史稿·禧恩传》中道光帝有继位诏书的记载，并认为既然有诏书，那么嘉庆皇帝驾崩后开启以及从内侍身上找到诏书这两件事就只是程序上略有瑕疵而已，无伤大雅，且道光帝的继位平稳且顺利。余新忠《道光事典》亦认为，虽然未能在嘉庆帝驾崩时开启继位诏书，有些遗憾，但是这对于道光继位的合法性并无大碍，这些只不过是程序上的小毛病而已，是无关宏旨的小插曲。白杰、张萍《嘉庆猝死与道光继位之真相》，将《清史稿·禧恩传》与《清宣宗实录》中的懿旨以及《大庾戴均元公神道碑》三者相结合，认为道光帝继位有其诏书为正常继位，并认为清人李恒、陈康祺的全盘引用，是该事件广为人知、为时人所接受以及作为信史被保留、引用的证明。喻松青、张小林主编《清代全史》亦直接使用陈康祺的《郎潜纪闻二笔》，并结合上述三者，得出旻宁继位十分顺利的结论。林铁钧编写的《清史编年（第7卷）·嘉庆朝》也是结合了这三者，得出了小金匣尺寸当比匣更小、更便于携带的结论。李荣鑫《托津与嘉道两朝政治》将此三者相互比对，认为当事人托、戴一切以诏书为准沉默以抗，但他们的反对并不是旻宁继位而是违反祖制的行为。单楷在《略论清朝中期秘密建储制度》中指出，道光帝继位诏书存在争议，原因主要在于嘉庆帝过于保密。郎俊山主编的《避暑山庄大辞典》则专门指出了盛放诏书的制度变迁，即雍正帝创立诏书制度后，乾隆帝将诏书采取一式两份的处置方式，嘉庆帝即遵循此种方式；同时也特别指出“正大光明”匾于嘉庆初年焚毁之事同嘉庆帝随身携带诏书之间的联系。略微遗憾的是该书未能指出雍正帝创立该制之时即确定随身携带之规定，以及乾隆帝后期随身携带诏书和宣布禅让时只宣示了其中一份的情形。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修订版）在此三书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旻宁嫡长子的身份，以及其在皇子时的功绩对其继位的种种强力支持。此说与《清代全史》所认为的嫡长子更为王公大臣青睐、地位优越观点相同。潘洪钢《嘉庆猝死与道光继位之谜》虽未注明出处，然考其叙述，当是《清史稿·禧恩传》的现代文翻译。以上皆认可《清史稿·禧恩传》，只是未能提到同样重要的《清史稿·托津传》及《清史稿·戴均元传》。

赵轶峰对道光帝继位诏书则持怀疑态度，他在《清皇太子制度拾遗》一文中以未有该诏书的实物为由，否认以上学者观点，认为上述学者观点推测性多、证据薄弱。他认为驾崩后“数日间”难以确认继承人从而引出诏书的找到时间问题。

以上学者多用《大庾戴均元公神道碑》与《清史稿·禧恩传》、《清宣宗实录》三者相互对照，尤其重视《清史稿·禧恩传》，而同在此书中的《托津传》《戴均元传》则被忽略了。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讲义》中认为道光帝为储君，是“天定无可改移之事”。白杰、张萍虽然承认道光继位有诏书，但他们点出孟森所持的《大庾戴均元公神道碑》一处记载，是孤证。“无征不信，孤证不立”，虽然孟森先生考辨了皇次子旻宁有守卫紫禁城的政绩、嫡长子所具有的优势等，然而对其“孤证”的指责也不无道理。最近因赵轶峰《清皇太子制度拾遗》质疑道光即位之诏书，因此，要厘清道光继位之诏书一事，则须例出更多举证。

笔者将根据《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清宫热河档案》《嘉庆帝起居注》《清史稿·托津传》《清史稿·戴均元传》之记载，进一步分析，以证明道光帝继位确实合法。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因病驾崩于热河避暑山庄。清朝秘密建储制度经雍正、乾隆两朝的发展，如朱诚如等所指出的“已是不可动摇的家法”，即传位诏书“是唯一的凭证”。因此，据《清史稿·禧恩传》透露的信息可知，当时围绕继位问题爆发了争论，禧恩曾以旻宁有癸酉定乱、守卫紫禁城的功勋，认为应当继承皇位；而“枢臣托津、戴均元等犹豫，禧恩抗论，众不能夺”。于是，众人决定寻找凭证。稍后找到了嘉庆帝的密旨，“乃偕诸臣奉宣宗即位”；禧恩也因此功勋在道光帝登基典礼的当天便被赐予紫禁城骑马，一生“遍膺禁近要职，兼摄诸部，凌轹同列，人皆侧目”。禧恩深得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皇帝的青睐。

对于嘉庆传位诏书，《清史稿·托津传》有记：“仁宗崩于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猝，托津偕大学士戴均元手启盒，奉宣宗即位。”《清史稿·戴均元传》中也记载：“均元与大学士托津督内侍检御箧，得小金盒，启，宣示御书立宣宗为皇太子，奉嗣尊位，然后发丧。”

由《清史稿·禧恩传》《清史稿·托津传》《清史稿·戴均元传》可以得出的信息是：

其一，托津、戴均元沉默对抗尚未找到继位诏书便定储君的行为；其二，找到继位诏书后，禧恩等人，包括托津、戴均元，都承认了旻宁储君的身份，并且表示支持，奉其为主。

《大庾戴均元公神道碑》透露的信息有：其一，托津、戴均元没有立即侍奉旻宁登基，而是努力寻找继位诏书；其二：托津、戴均元在找到继位诏书后率领文武大臣支持旻宁登基；其三，诏书找到、旻宁登基、发丧完成后托津、戴均元同瑞亲王绵忻一起表示臣服。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午刻”记载，由卢荫溥、托津、戴均元、文孚联合署名的公文正式发布，并称呼旻宁为“皇上”，全文如下：

敬启者：本日大行皇帝初丧日，皇上已经成服，皇子以下及王公百官之在热河者亦俱成服。京城内得信之日，应传知王公百官俱即成服。内务府大臣并传知总管太监，宫内亦于得信。

此文我们可以看出：其一，截至二十六日午刻，托津、戴均元已明确表示对旻宁皇上身份的认可，并以公文的形式昭告天下；

其二，嗣皇帝已经剪发成服，所有官员包括旻宁的竞争者、当时在侧的瑞亲王绵忻也已成服。

此记载是一个托、戴二人态度转变的证据，且与《清史稿》中托、戴二人传记以及《大庾戴均元公神道碑》所透露的信息相吻合。

其一，托、戴、卢、文四人发公文称旻宁为“皇上”，明确表示支持其继承大统。托、戴停止寻找诏书的行为，一改前沉默抗争、积极寻找证据的做法，说明此时已经找到了压倒性的证据。该文署名中并未有禧恩，此举表明此公文是隔开了明确支持旻宁的禧恩后的四人之表态。二十七日的常规政务“公信”中则增加了禧恩的署名，为5人共启在京王大臣。

其二，目睹了全过程的瑞亲王绵忻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随后奔赴热河的绵恺、绵愉到达后亦无任何异议。这说明这3位有继承资格的候选人已经明了继承人是旻宁。很难相信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这3位皇子便放弃了对皇位的争夺。

其三，嗣皇帝已经成服。参照乾隆帝登基、咸丰帝登基的情况来看，雍正皇帝突

然驾崩于圆明园，在确定了嗣皇帝身份后才成服、发丧。咸丰帝继位时，成服亦在宣示御书之后。所以，在绵恺、绵愉两位亦有继承资格的人尚未到达、绵忻就在热河行在的情况下，能够确定由旻宁成服、发丧，那么在成服之前已经找到了诏书，确定了皇位继承人。

而《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清宣宗实录》乃至后世所修的《清史稿·宣宗本纪》皆记载，七月二十九日，旻宁将嘉庆帝的遗诏邮京交留京诸王、大臣以及皇太后传看，众多的王公贵族皆亲眼见证诏书。杨珍认为此举是道光帝自证清白，“以证密旨并无伪造、自己继位乃名正言顺”。

除了《大庾戴均元公神道碑》可证明小金匣之存在在当时是广为人知的外，另有三件事情也可以证明。

其一，《清稗类钞》等野史对小金匣之存在也有所记载，虽然野史不足信，但可以反映小金匣一事传播的广泛性。

其二，道光十年（1830）刻录的《御制诗初集》卷1亦述嘉庆二十五年“当经顾命大臣等公启密缄敬承遗训”等语，此集出版表明道光帝对此事并无忌讳，并不畏惧时人议论。这从侧面也反映小金匣之存在当为时人所共知。

其三，咸丰朝人李恒《国朝耆献类征》全文收录包氏所撰碑文，足见在李恒眼中包氏之文乃权威之作、经得起考证，遂加以引用，视作信史。此亦说明小金匣之存在在当时为时人所接受。

雍正帝被政敌谣传“弑父”继位，其多次申辩，甚至不惜亲撰《大义觉迷录》与之辩论，次数甚多，言辞甚激。与之相比，道光帝只是提关键证据，而不多做其他解释，也无频繁申诉之言，而且传世至今的野史里并无指责道光帝继位不正之言，可见小金匣之存在流传之广。

以上官书和石刻史料可以作为道光帝继位有诏书的证据。正如李荣鑫所认为的那样，嘉庆帝逝世后的短暂混乱与不安，在匣的开启指定旻宁为嘉庆皇帝的继承人后，一切重归平静。

下面从已有史料的内在逻辑角度进一步做深入的分析。托津、戴均元在继位诏书尚未找到之时，沉默对抗禧恩的提议。此后，此二人在撰写昭告天下的诏书时，不再有任何异议。是何原因让托、戴二人态度转向，且坚定地支持旻宁继位呢？

在清朝秘密立储制度实行以来，待选皇子并无储权，并不像历代的皇太子一样被人呼“小王”，其本人也“以小天子自居”。而历代王朝设立储君之后，在东宫设官，围绕皇太子形成一个行政班子，皇太子也拥有一系列法定的权利。从乾隆帝、嘉庆帝以及咸丰帝为皇子时可见，此几代的朝臣并未称呼此三人为“小天子”；就连嘉庆帝未亲政前，朝臣对太上皇之认可都要大于皇帝，嘉庆帝完全处于架空状态。而为皇子时的道光帝亦是如此。托津、戴均元为军机枢臣，在没见到诏书前，哪怕智亲王旻宁已为尽人皆知的皇帝备选人，他们也并不予以支持。可见当他们明确表示支持旻宁之时，是已看到了确凿无疑的证据，令其心服口服，从而改变态度。

如果没有继位诏书，而托、戴二人一改态度支持旻宁，那么此二人便是与旻宁做了什么交易，其形式与清初汗位继承方式别无二致。但后续的事实是，托、戴二人皆被道光帝赶出了军机处，且在道光一朝整30年期间均被边缘化，远离了权力中心。从禧恩的平步青云、皇太后余生被孝养来看，道光帝对此二人有无诏书均鼎力支持，是竭力报答的。此二人，即道光帝彰显酬恩的模范。倘若托、戴二人在无诏书的情况下支持道光帝继位，又怎么会落得训斥、降级、颜面扫地的下场？

道光帝二十九日回信皇太后之时，已同时将附带小金匣的继位诏书谕令留京王大臣传看，以证明自己并无伪造。道光登基旬月之后曾欲改革官场，被全体大臣反对，只得以罢黜提议的英和为自己找补场面而结束。道光初年，道光帝计划另选陵寝，迁徙原配入新陵，但遭宗室大臣以不合祖制的百般阻挠。对此，道光帝也无能为力。直到该陵寝漏水“事大极矣”方才称心地将陵寝换了新址。可见，即使登基之初，道光帝在面对群臣时，也是无十足的驾驭能力的。可见，若无诏书，全无储权的他面对群臣时就根本无有实际的控制力。若无诏书，其他3位皇子绵忻、绵恺、绵愉就不会放弃近在咫尺的皇位而全然不争取。

由上述可知，道光帝是在有确凿的诏书情况下才登上帝位的，白杰等将此诏书称为“足以作为法律依据的传位密诏”。而道光帝谕令传看继位诏书的行为表明，其能够让皇帝的权威置于众人的评判与审视之下，这从侧面证明其嗣位一事是合理合法、清清白白的。

二、继位诏书找到的时间

对于继位诏书的找到时间，学术界存在着不同意见。

《清史编年（第7卷）·嘉庆朝》《避暑山庄大辞典》《道光事典》《道光继位之谜》均认为找到时间为二十六日，尤其是《避暑山庄大辞典》专门点明是在“二十六日上午”。

从上文提到的托津、戴均元等署名的公文，可以得出如下信息。其一，托津、戴均元明确表示对旻宁皇上身份的认可时间是二十六日午刻。其二，当此公文发布之时，嗣皇帝已经剪发、成服。而上文已论证，按例，嗣皇帝剪发、成服应当在宣示诏书之后，即最迟在此公文发布的午时前，应已确定嗣皇帝人选，故诏书当于二十六日午时前已经找到。

值得注意的是，在《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的所有公文里，唯有这一片明确写明了“午刻”二字，其余皆曰于“某日”截止。与之相对的是，二十七日托津、戴均元、禧恩、卢荫溥、文孚5人再次共同署名调在京档案送交热河的“公信”，就没有注明时刻，而只有“二十七日”。二十六日的“午刻”可以看作一个明显的提示。

由此可知，继位诏书找到的时间下限是七月二十六日午刻之前。同时，《嘉庆帝起居注》则详细记载了新皇帝行祭奠礼的时间在二十六日：

七月二十六日庚辰，上剪发成服。午时恭诣几筵前行午奠礼。未时夕奠。酉时上香。

这看上去无懈可击，然而，后续三日的记录表明，二十六日其实缺失了一个朝奠礼。且后续的每日早间行礼都清晰记录是“卯时”，唯独二十六日仅仅写了该日的日期“庚辰”，而无时刻。

七月二十七日辛巳卯时，是日，上自倚庐笘次恭诣几筵前上香，行朝奠礼。日中午奠。未时夕奠。酉时上香。

七月二十八日壬午卯时，上自倚庐笘次恭诣几筵前上香，行朝奠礼。日中午奠。未时夕奠。酉时上香。

七月二十九日癸未卯时，上自倚庐笘次恭诣几筵前上香，行朝奠礼。日中午奠。未时夕奠。酉时上香。

因此可知新君二十六日没有晨祭，继位诏书的上限应在卯时之后。此处不妨对比一下嘉庆帝为乾隆帝治丧、咸丰帝为道光帝治丧的奠礼情况。乾隆皇帝于正月初三日辰时驾崩。嘉庆帝则在第二天即正月初四日才为其举办奠礼，朝奠礼、午奠礼、夕奠礼一应俱全。朝奠礼距离乾隆帝驾崩有一天多的时间，有充足的时间为朝奠礼做准备，可见在嘉庆帝眼中朝奠礼很重要。

道光帝驾崩于正月十四日午刻，由圆明园移送紫禁城时，已是十四日戌刻。而嗣君咸丰皇帝依旧在第二日为其举办朝奠礼。可见在咸丰帝眼中，朝奠礼也是很重要的。

戌刻亦为嘉庆帝的驾崩时间。而同样是戌刻，咸丰皇帝安排了朝奠礼，而暂时不需要远途移送嘉庆帝遗体的道光帝，却缺朝奠礼。是什么重大事件耽误了卯时的朝奠礼呢？结合其境况，这个重大事件便是传位诏书还未找到，无法确定嗣君，从而无法主持朝奠礼。而嗣君宁可在第二天从午奠开始祭奠，似乎可以从侧面证明新君急着向世人证明自己身份的合法性，急着昭告天下继承人已经确定。

此例亦可看出，即午时之前新君已定，传位诏书已经找到。《清宫热河档案》记载嵩年为大行皇帝供祭品的奏报：自二十六日晚起，每日卯初二刻供早膳，午时供果桌，未初供晚膳。

由此可知二十六日前，即二十五日晚间，还没有正式上供，那时尚无新君安排龙驭上宾的嘉庆帝之丧。而二十六日已有确切安排，亦可验证二十六日已步入祭奠程序，最迟二十六日，嘉庆帝之装诏书的小金匣已经找到。

光绪朝太监信修明等所著的《太监谈往录》，虽不乏夸大、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之词，然而对内侍的工作制度、时间记载应当是正确的，因为没有造假的必要。

信氏等在此书中写道：“侍候皇上（光绪帝）的御前太监有一两班人。大带班的带一班御前小太监值昼夜。完毕，换二带班的所管一班御前小太监。两班昼夜轮流更换，夜里坐更的地点在养心殿明间丹陛下。”

嘉庆帝驾崩于戌刻，夜禁起更后，携带小金匣的近侍太监出现了没有及时交接的情况。加之上述新君缺卯时朝奠，由此可以推测该近侍在嘉庆帝驾崩当晚恰好轮岗休息。而宵禁政策使得近侍太监无故不得四处夜行，出于封锁消息的需要，众人不知继位诏书在该近侍太监身上，以至于不能点对点地询问、交接，而是只能在嘉庆帝遗物中四处搜寻穷举。而卯时后，该近侍太监开始工作，前来交班，听闻变故，便呈上（或被搜出）嘉庆帝生前的托付之物，托、戴二人得小金匣后没有钥匙，只得拧开锁头，需要一点时间。在确认诏书后，便立刻通知旻宁、绵忻亦需要时间。此时已过卯时，所以新君没有朝奠，只有午奠、夕奠。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记载，七月二十六日午刻，托津、戴均元会同卢荫溥、文孚发布公文，公开表示“皇上已经成服”，即已经有了新皇上来主持丧事。他们明确称旻宁为“皇上”，显然人选已定。

由此可知，小金匣找到的时间当为：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卯时后、午时前。

三、围绕着继位诏书的三个疑问

虽然确定了诏书找到的大体时间，但在寻找继位诏书的过程中，依旧存在着三个疑问：一是旻宁派出传话的两个使者是什么时间动身的，目的是什么？二是道光帝为何直到二十九日才将继位诏书发去北京？三是嘉庆帝随身携带该诏书合乎家法吗？

（一）两使者赴京的时间与目的

嘉庆帝驾崩后，和世泰在热河与北京的联络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他的赴京时间对确定诏书找到的时间有混淆作用。

在确定和世泰赴京的时间上，有“二十五日说”和“二十六日说”两种。《避暑山庄大辞典》中“匣”词条认为，和世泰是二十五日事发当晚便回京的。《清史编年（第7卷）·嘉庆朝》认为在嘉庆帝驾崩当日，即二十五日夜，即派遣和世泰由热河回京，赴圆明园告知嘉庆帝的遗孀，并寻找诏书。

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修订版）亦支持和世泰此行即此两个目的，然而其认为时间当在二十六日。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帝起居注》和《清宣宗实录》均将此事件归入二十六日。

白杰《道光继位之谜》认为，和世泰于二十六日赴京，其赴京后避暑山庄方找到继位诏书，道光帝于二十六日当日登基为帝。

然而值得注意的有如下两点。其一，明发档案中写在前面的条，并不一定就比其后条早。例如，《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二十六日中“派肃亲王等恭理丧仪”片，在“命礼部、工部”片之前；而在《嘉庆帝起居注》中，顺序则反过来，“命礼部、工部”片在前，“派肃亲王等恭理丧仪”片在后。《清宣宗实录》、《清宫热河档案》与《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同顺序。

而另《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七月二十七日的发片“仪亲王、成亲王，皆朕之伯”，位于该日之首，在《清宣宗实录》却在该日的第十六条。

由此可见，写在前面的不一定就早发。此种情况可以为“二十五日说”提供依据。所以在《嘉庆帝起居注》中，二十六日“上剪发成服”条，未必比“着派和世泰、带领首领太监人等驰驿前赴圆明园”早。也就是说，并不能排除派和世泰回京之旨在卯时前，至少是在午时前发出的可能性。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修订版）亦认为，在和世泰奉命回京之时，诏书还没有找到，他是带着寻找诏书的任务回京的，因此才有“但恐仓猝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的回复。此观点与白杰同。

其二，嘉庆帝驾崩于戌时，时间下限是亥时，已经临近第二天二十六日子时，在现有史料上难以分辨，也不能排除和世泰奉命回京的指令下达在二十六日卯时前乃至嘉庆帝驾崩的戌时、亥时而归档在二十六日的可能性。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和世泰由热河回京的时间上限是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戌时后，下限是二十六日午时前。在和世泰赴京前诏书尚未找到，这是可以确定的，然而不能以走时诏书没有找到，就界定二十六日一整天都未找到来推测这一日道光帝的身份不合法，或者推测找了几日都未找到诏书的结论，这是不合理的。

二十七日，道光帝谕令吉伦泰驰驿回京至圆明园。因上面已论证此时的旻宁已是道光帝，继位诏书已然找到，那么此时令吉伦泰去圆明园的任务就只有两个：一是告诉皇太后继位诏书已经找到、众臣已遵旻宁为帝这一系列和世泰走后的情况；二是告诉这位前朝的皇后，新君已封其为本朝圣母皇太后。

假设此时继位诏书没有找到，那么第一条就应为继续寻找诏书，在皇太后发出的由和世泰带回热河的懿旨后，旻宁应从热河发出回复该懿旨的指令，吉伦泰则抵达圆明园后再次与皇太后寻找诏书并带回再次寻找结果的懿旨。然而后续并没有这样的往复。所以吉伦泰去圆明园时，继位诏书已经找到。

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修订版）亦认为，前番和世泰之行以曲笔、隐晦之“命”来编写，此番吉伦泰之行则“不惜笔墨，记述详尽”，是因为此时已经是顺利继位的道光帝在“发派任务、接收整个帝国了”。

为什么是二十七日下令派吉伦泰去圆明园而不是二十六日找到继位诏书便立刻去呢？除去全力找到诏书、安排办丧事宜以及合并通知节省一次人力物力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想让绵恺、绵愉亲眼验看继位诏书。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中的二十六日首片、《清宣宗实录》旻宁成服发丧后的第一片，便是命绵恺、绵愉赴热河。名为奔丧，实际上是让二人亲眼查看继位诏书，以证明旻宁继位的合法性。除此之外之所有的交接、安排都要为这一点让路。

综上，以吉伦泰赴京为线索界定诏书找到时间可见，最迟至二十七日，道光帝已经合法地登上帝位。满朝文武皆表示认可，必定有其诏书。

（二）道光帝直到二十九日才将继位诏书发去北京的原因

朱诚如等在《清代皇嗣制度》中认为诏书找了好几天，其界定依据很可能是二十九日道光帝明确将诏书寄回北京。

二十九日，道光帝回复了和世泰带来的那封懿旨，亲自复述了继位诏书的内容，并将诏书原件寄给皇太后及在京王爷、臣工们阅看。那么，为何不在派遣吉伦泰赴圆明园时便带走此继位诏书而要等到二十九日才寄回呢？

《清宫热河档案》记载，七月二十七日，英和奏已将棺椁备好。到二十九日，道光帝收到的折片，是英和于二十七日上奏的由王大臣代拟的皇太后懿旨，说收到首领太监常永贵带来皇太后交办的任务，日期为七月二十七日。

可知，和世泰于二十七日到达圆明园皇太后处，皇太后当日即传懿旨，并于当日发出。而收到懿旨的时间则毫无疑问是二十九日。《清宣宗实录》与《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都将此事收录在了二十九日条下，同日还有道光帝的记载，“本日朕奉到皇太后懿旨”。

道光帝于二十九日回信，且有附带小金匣的继位诏书，让皇太后及留京王大臣传看，“以证明自己并无伪造”。

二十六日道光帝已下旨让绵恺、绵愉速来热河奔丧；二十七日已派遣吉伦泰赴圆明园告知小金匣已找到；二十七日，英和上奏，已将棺椁准备就绪，绵恺、绵愉亦准备出发；二十九日，懿旨送到，绵恺、绵愉亦到热河。以上见下表。

二位皇子到热河的时间，除《清宫热河档案》有记载外，其他文献均不见记载，是极其珍贵且重要的史料，长久为史学研究者忽视。

表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北京与热河君臣活动对照表

时间 热河 北京

二十六日

令和世泰赴圆明园寻找继位诏书；小金匣已找到，旻宁成服、发丧；托津、戴均元公告天下皇帝已成服；令北京送来棺椁；令绵恺、绵愉速来热河奔丧；封亲王与皇太后

和世泰到圆明园；在京王大臣听闻嘉庆帝驾崩的消息，拟懿旨；发懿旨去热河

二十七日

令吉伦泰去圆明园告知小金匣已找到并告知；情形

将棺椁发往热河；绵恺、绵愉出发去热河

二十八日 卢荫溥、托津、戴均元、文孚公启英和送黄纸

来热河；绵恺、绵愉到热河；懿旨到热河

二十九日

旻宁回复，并寄继位诏书回京

吉伦泰应至圆明园

资料来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25册，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第307 ～ 309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宫热河档案》第14册，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第138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帝起居注》第22册，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第287～290页；陈金林、齐德生等编《清代碑传全集（全二册）》（上），第803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365《禧恩传》，第2436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341《托津传》，第2102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365《戴均元传》，第2100页。

从热河到北京，六百里加急需要一日，速度很快。《清宫热河档案》中有道光帝命臣工们“限一昼夜即到热河”的谕旨。因此，在二十七日吉伦泰要动身往圆明园时，给绵恺、绵愉的谕旨不是已经送到便是快要送到。这时如若让吉伦泰带继位诏书赴京，那么绵恺、绵愉于二十九日到达的时候，便看不到继位诏书，势必引发风波。

那么为何不在二十六日找到诏书当天便发出给二位皇子查看？因为实际情况是，嘉庆帝遗体有待在京的两位皇子来吊唁与大殓，三人当面验看遗诏才是头等大事。

传达召皇子赴异地的普通文书用“六百里加紧”，要比寄回北京公开传看继位诏书的“五百里谕令”快得多，更加节省时间。且遗诏是至关重要的证物，当面验看更为安全。所以，道光帝二十六日找到诏书后并不于当日发去让在京的二位皇子查看，而是用更为快速的公文通知其赶来热河，因而等到了二十九日才寄回诏书。以诏书二十九日寄回京而判定为二十九日方才找到，是不合理的。

（三）嘉庆帝随身携带诏书的原因

单楷在《略论清朝中期秘密建储制度》中说：“一些学者认为，‘匣随嘉庆帝带往避暑山庄的记载，实难证信’”，实际上是“过于秘密导致”。杨珍亦认为，雍正帝、嘉庆帝二人皆突然驾崩，生前均未言及储君人选，然这二人早已隐秘确立储位，可以完成平稳的继位。因此，嘉庆帝随身携带诏书是否合乎家法仍有讨论的必要。

雍正帝首创秘密立储的制度，秘密写好立储诏书，一封藏于“正大光明”匾后，另一封则随身携带。乾隆皇帝曾将此制度公示于天下，当为不虚。喻松青、张小林认为该诏书除随身携带外还另外备份，与白杰等的观点相同。张帆亦认为雍正帝又另写一封，随身携带，以防万一。可见，立储的制度在创立之时，便是可以随身携带诏书，嘉庆帝随身携带诏书完全合乎礼法。

乾隆帝第一次立储时，按雍正皇帝之例，置于“正大光明”匾额后。第二次立储时，则改为“复书所立皇子之名，藏于匣内，常以自随”，表明乾隆帝第二次秘密立储时，已改变雍正帝的既放置一份于匾后，又备一份随身携带的做法，仅仅将它“藏于匣内，常以自随”。杨珍认为，嘉庆帝也没有再放置在“正大光明”匾后，而是随身携带，交付给内侍保管，完全是仿效乾隆帝的做法，并没有什么逾越规矩。白杰等亦认为，嘉庆帝从未放置在匾后而是随身携带了20余年。

据倪玉平、杨珍的引用文献可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藏有道光帝立皇四子奕詝为储君的《道光帝秘密立储朱笔手谕》，上面书写着“红漆匣上钥匙一把，道光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奉旨交内殿总管沈魁敬谨收贮”。可见交付给内侍看管是一个常规做法，并不奇怪。

至于嘉庆帝随身携带的原因，除了循例以外，还有出于现实安全考虑。一是防止诏书丢失。嘉庆帝身体丰腴，畏暑，经常移居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或出巡盛京及举行木兰秋狝等活动，且时间较长，于是嘉庆帝便学习其皇考随身携带诏书的做法以免诏书丢失。二是防止诏书遭遇火灾、水灾。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交泰殿失火，乾隆帝藏书被付之一炬，失火的交泰殿距离雍正帝规定的放置传位密旨的乾清宫只有数米之遥。《避暑山庄大辞典》则认为，乾清宫失火“正大光明”匾化为灰烬，从此之后嘉庆帝不再将诏书放于匾后，而是随身携带。嘉庆十八年（1813）林清事变，皇宫守卫松懈，起义军攻入紫禁城在宫内到处放火，箭矢射上隆宗门。该门距离乾清宫不过两分钟路程，距军机处、养心殿则是只有几步之遥。嘉庆六年（1801），永定河发洪水，紫禁城水深五六尺，军机值房内不能驻足。

由以上可见，嘉庆帝随身携带继位诏书，既符合家法、惯例又符合实际情况。

本文原载《清史论丛》（二〇二五年第一辑 总第四十九辑）

注释从略

明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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