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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裁员名单上有我名字的时候,是下午4点21分。
那封邮件我本来不该看见,是隔壁工位的小周去打印材料,打印机吐错了纸,他拿起来看了一眼,脸色就不对了,又赶紧扣在桌上。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可他那双眼睛骗不了人,一直往我这边瞟。
我趁他去接水的空当,把那几张纸翻了过来。
表格抬头写得清清楚楚,是集团人力资源部下发的二季度优化名单。我的名字在第三页第六行,后面跟着工号、入职年份、部门,还有一栏写着“建议沟通时间”。我盯着那一行看了七八秒,纸边上还带着打印机滚烫的热气,热得我指尖发麻。
我没吭声。
我把纸放回原处,坐回自己位子上,打开电脑,点开一个空白文档。手在键盘上放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打字。打了不到三百字,看了一遍,改了两个错别字,又看了一遍。然后我点了打印,去打印机那儿等着,纸出来的时候还是热的,跟刚才那张名单一个温度。
我拿着辞职信,直接上了顶楼。
从我发现名字,到我站在董事长办公室门口,前后不到五分钟。
董事长办公室的门半开着,我敲了两下,里面有人说进来。我推门进去的时候,董事长不在,只有他妻子坐在沙发上,面前摆着一套茶具,正在往杯子里倒水。她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说你怎么来了,老陈去下面开会了。
我说我不找董事长,我找您也行。
她放下茶壶,往沙发靠背上靠了靠,两只手搭在膝盖上。她保养得好,五十出头的人看着像四十多,指甲上涂着一层透明指甲油,亮亮的,一点颜色都没有。她问我什么事。
我把辞职信递过去。
她接过去,先没看,先看我。她问,怎么了这是。
我说,公司不是要裁我吗,我自己走,省得大家麻烦。
她脸上的笑还挂着,但嘴角往回收了一点。她低头把那张纸展开,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抬起头来,眉头已经皱起来了。她说,你听谁说的?
我说,名单都打印出来了,第三页第六行,我工号尾数都能背出来。
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她把辞职信放在茶几上,用杯子压住一角,声音放软了些。她说,小宋啊,这个事不是你想的那样。名单是拟的,还没定,高层集体讨论过几轮了,涉及的人比较多,不是针对你一个。
我说,那为什么上面就我一个人的名字后面写了“建议沟通时间”?
她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
她说,这是流程,每个人后面都有。再说,就算是真的,这也是高层集体的决定,我一个人也不能违背原则。她说完这句,看着我,眼神里有种长辈看晚辈的耐心,好像在等我点头,等我说一句“那我理解”。
我没点头。
我笑了一声。那声笑很轻,连我自己都没预料到会从喉咙里冒出来。我说,您不能违背原则,那我也不能违背原则。我的原则就是,不等人赶。
她脸色变了。
那种变不是一下子翻脸,是像水烧到快开的时候,表面还平,底下已经咕嘟咕嘟了。她嘴角那条线收紧了,眼皮微微跳了一下,手指也不敲了,就那么按在膝盖上。她说,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说,没什么意思。辞职信放这儿了,该走的流程你们走,我明天就不来了。
我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在后面喊了一声,小宋。我停下来,没回头。她说,你在这干了快九年了吧,你考虑清楚。
我说,考虑清楚了。
我拉开门出去,门在身后合上的时候,我听见茶杯磕在茶几上的声音,很脆。
我在那家公司干了八年零七个月。
进来的时候我三十一岁,刚离婚,孩子跟着前妻,我一个人租在城东那片的老小区里,房租一千二,一室一厅,厨房的灯要拍两下才亮。那时候工资四千三,扣完社保到手三千八,我每个月给前妻转一千五,剩下的刚够吃饭坐车。
我没什么本事,就是肯熬。
刚来的头两年,部门里六个人走了四个,就剩我和一个快退休的老大姐。那些没人愿意接的活,我都接。周末别人不来,我来。晚上别人走了,我还在。有一年冬天赶一个项目,我在公司连住了九天,睡在会议室的长沙发上,那条沙发太短,我脚脖子悬在外面,冻得发木,后来落下一个毛病,一到阴雨天脚踝就酸。
第三年,部门经理换人,新来的那个姓周,四十出头,从别的公司跳过来的,一来就带了两个人。那两个人什么都不会,就会在周经理跟前转。我做的方案,他们拿去汇报,汇报完了说是他们做的。我去找周经理,周经理拍着我的肩说,小宋啊,你能力我知道,但你要学会团队合作。
什么叫团队合作?
就是他们拿奖金,我拿底薪。
第五年,我涨了一次工资,从四千三涨到五千一。是董事长老陈亲自批的。那时候老陈还没退,每天还来公司,走路带风,说话嗓门大,在走廊里打电话整层楼都能听见。有一回他在电梯里碰到我,问我哪个部门的,我说了,他说哦,那个谁,周经理手下的是吧。我说是。他说,好好干。
就这三个字,我记了好几年。
后来老陈不怎么来了,公司的事慢慢交给他妻子管。他妻子姓方,以前在别的单位做行政,退休后过来帮忙,大家叫她方总。方总做事细致,什么都管,连食堂的菜谱她都要看。她记性也好,公司两百多号人,她几乎都能叫上名字。
我记得有一年中秋,她亲自在楼下发月饼,一人一盒。发到我这儿的时候,她说,小宋,你是湖南人吧?我说是。她说,我特意让人多订了几盒辣的,你拿这个。她递给我一盒包装不一样的。
那一刻我是感激的。
所以后来她做的一些事,我就当没看见。比如她侄子进了采购部,半年升了主管。比如财务那个小姑娘,因为跟方总吵了一架,第二个月就被调去看仓库。这些事大家都看在眼里,可谁都不说。
我也没说。
我这个人,嘴笨,不爱凑热闹,不会来事,就知道把手上的活干好。干了快九年,工位从靠窗的位置挪到靠厕所的位置,又从靠厕所的位置挪到过道边,最后又挪回靠窗,但窗户外面立了一块新广告牌,把光挡得严严实实。
我以为我能一直这么干下去,干到退休。
直到那张名单出现。
我辞职的第三天,周经理给我打电话。
那时候是晚上9点47分,我刚洗完澡,头发还没擦干,手机在床头柜上震。我拿起来看,屏幕上显示周经理的名字。我接了,没说话。
他在那头先笑了一声,说,小宋,你这事办得有点冲动了吧。
我说,不冲动。
他说,名单的事,我可以跟你透个底。本来定的是你们组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小何。小何你知道的,刚来两年,干活不行,但他是方总那边的关系。我们讨论的时候,我说要不把小何拿掉,保你。但方总说,小何年轻,还有培养空间,你经验足,出去也好找工作。
他说完,停了一下,等我接话。
我说,那我谢谢方总替我考虑。
周经理叹了口气,说,你这人就是太犟。我跟你说实话,名单上你的名字,是我最后定的。我也没办法,上面压指标,每个部门必须出人。你今年多大了?三十九了是吧,你这个年纪,出去确实不好找,但你在公司待着,工资也涨不上去,还不如拿一笔补偿走。
我问,多少钱。
他说,按你八年多工龄,大概能拿四万多。
我说,不要了。
他那边安静了好几秒。然后他说,你不要?四万多块钱你说不要就不要?
我说,我自己辞的,没有补偿。
他又叹了口气,说,小宋,你听我一句劝,你明天来公司,把辞职信拿回去,我跟方总再说说,你拿补偿走,体体面面的,不好吗。
我说,不用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头发上的水往下滴,滴到脖子里,凉凉的。我看着对面那堵墙,墙上有块水渍,形状像一片叶子,那是我搬进来第一年就有的,到现在也没干透。
我为什么不要那笔钱?
我后来自己也想过。
四万多,够我交三年多房租,够我吃两年的饭,够我给我妈看病抓一年的药。我妈在老家,七十二了,肺不好,一到冬天就喘,每年都要去镇上的卫生院住几天。我每个月给她寄一千,她总说够了够了,你别寄了,你自己留着。
可我就是不想要。
我要是拿了那个钱,就等于承认了。承认我干了八年多,到头来就值这么四万来块钱。承认那张名单上写我名字是对的。承认方总说的那句“高层集体的决定”是真的。
我不想承认。
辞职之后,我在家待了十一天。
头三天还好,我把家里彻底打扫了一遍。厨房灶台后面的油垢,我用小铲子一点一点刮,刮了整整一个下午,刮到腰都直不起来。冰箱里有两棵蔫了的白菜,三根发芽的葱,我全扔了,把冰箱擦干净,插上电,里面空荡荡的,嗡嗡响。
第四天,我开始投简历。
打开那个招聘软件,填了基本信息,上传了简历。简历是我花了一晚上写的,把八年多做过的事都列上,列了满满两页。写完看了一遍,觉得自己好像还挺厉害。可投出去之后,大部分都石沉大海。偶尔有一两个回的,点开一看,是卖保险的,是招外卖骑手的,是让我去听什么财富讲座的。
有一个回了,问我,您今年三十九是吧。
我说是。
那边说,我们这个岗位要求年龄不超过三十五。
我说,我经验丰富。
那边说,不好意思,公司规定。
第五天,我出门去楼下小超市买烟。走到收银台,收银的小姑娘正低着头刷手机,我站了一会儿她才抬头,看见我,笑了一下说,好久没见你了,没上班啊?
我说,休息几天。
她说,真好,我也想休息。
我笑了笑,拿了烟走了。出门的时候,风挺大,我把外套拉链往上拉了拉,拉链头卡在半道上,拉不动,我使劲拽了一下,拉链头崩掉了,掉在地上,弹了两下,滚到路边排水沟里去了。
我蹲下去看了一眼,沟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
我站起来,把外套两边拢了拢,就那么走回去了。
第七天,我去社区医院给我妈拿药。
我妈吃的那个药,在老家买不到,每次都是我在这边社区医院开了寄回去。药不贵,一盒七十三块五,我一次开四盒,够吃两个月。挂号的时候,窗口的护士问我,你妈的医保卡呢。我说没带,自费。
她说,自费贵啊。
我说,没事。
拿了药出来,我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旁边有个老头在抽烟,抽得很凶,一根接一根,烟灰掉在裤子上也不拍。他看了我一眼,说,小伙子,你脸色不好。
我说,没睡好。
他说,我看你不是没睡好,你是心里有事。
我没接话。他又说,我这个岁数了,看人准。你这种脸色,要么是丢了工作,要么是离了婚。
我站起来,说了声谢谢,走了。
走出一段路,我忽然想起来,我离婚已经六年了。
第九天,我妈给我打电话。
她耳朵背,打电话声音总是很大,隔着手机都能听见她那边电视开着,在放什么戏曲。她说,你上回寄的药收到了,吃了管用,你甭再寄了,省着点钱。
我说,没多少钱。
她说,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吃好点,别总凑合。
我说,知道了。
她停了一下,又问,你工作还好吧。
我说,好着呢。
她哦了一声,说,那就好。然后又说了几句村里的闲事,谁家的儿子娶媳妇了,谁家的老太太走了,谁家的鸡被偷了。我听着,嗯嗯应着,眼睛盯着窗外。窗外那棵梧桐树叶子快掉光了,只剩顶上几片,风一吹,哗哗响。
挂了电话,我坐了很久。
第十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接起来,那边是个女的,声音听着有点年纪,说话很客气。她说她是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姓吴,问我明天有没有时间,方总想跟我见一面。
我说,有什么事电话里说吧。
她说,方总说当面聊比较好。
我说,那就在电话里聊,我没什么不能听的。
她犹豫了一下,说,那您等一下,我把电话给方总。
过了几秒钟,电话那头换了人,是方总的声音。她先叫了一声小宋,语气比那天在办公室软了很多,甚至带了一点笑意。她说,小宋,这几天休息好了吧。
我说,休息好了。
她说,你那个辞职的事,我跟老陈商量了一下。老陈说,你这个人他记得,当年是他批的涨薪。他说你干活踏实,就这么走了可惜了。
我没说话。
她接着说,我跟你说实话吧,名单的事,是周经理那边报上来的,我没仔细看,就签了字。后来我才知道,你们组本来是要保你的,是小何那边的关系硬,把你顶了。这个事我也有责任,我跟你道个歉。
我说,方总,您不用道歉。
她说,那你回来吧,我给你换个部门,不归周经理管,工资给你涨到六千五,你看行不行。
我说,不用了。
她那边安静了一会儿。然后她说,小宋,你是不是在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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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不怪您。
她说,那你为什么不肯回来。
我说,方总,那天我在您办公室,您说那是高层集体的决定,您也不能违背原则。您说得对,您有您的原则。我也有我的。我的原则是,人家不要我了,我就不赖着不走。
她那边呼吸重了一点。她说,小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我都跟你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
我说,我没想怎么样。
她说,那你到底要什么。
我想了想,说,我什么都不要。
她把电话挂了。
我拿着手机,听着里面的忙音,响了好几声才放下。放下之后,我走到阳台上,阳台栏杆上落了一层灰,我用手擦了一下,手指印留在上面,清清楚楚的。
我辞职的事,我是最后一个告诉家里的。
我爸走得早,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她这辈子就盼着我稳定。我离婚的时候她哭了好几天,说好好的家怎么就散了。后来我每个月寄钱,隔两周打个电话,她就觉得我过得还行,也就放心了。
我没敢跟她说实话。
但我表姐知道了。表姐在县城开理发店,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说我从公司走了。她给我打电话,开口就问,你是不是跟领导闹翻了。
我说,没有,我自己辞的。
她说,你傻啊,干了这么多年,说走就走,你后面怎么办。
我说,再找呗。
她说,你都快四十了,你以为外面好找?我店里招个洗头的,都只要二十五以下的。
我笑了一声,没说话。
表姐叹了口气,说,你从小就这样,犟,认死理。你妈为这个没少操心。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一回你妈给你买了双新鞋,你嫌颜色不好看,死活不穿,光着脚去上学,路上石子硌得脚底板都是血印子,你回来也不吭声,自己拿针挑。
我说,记得。
她说,你跟你妈一个脾气,犟驴。
挂了电话,我想起那双鞋。是一双绿色的解放鞋,我妈赶集的时候买的,便宜,结实。我嫌它丑,全班同学都穿白球鞋,就我穿绿的,我觉得丢人。我妈那天早上把鞋放我床边,我看见了,没穿,光着脚就跑了。晚上回来,脚底板果然全是血印子,我妈看见了,什么都没说,拿针在煤油灯上烧了烧,给我挑刺。
挑完,她把那双绿鞋收起来了,后来再没拿出来过。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把那双鞋扔了还是留着。
第十三天的时候,小周给我发了个消息。
他说,宋哥,你走了之后,名单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好几个人私底下说你是条汉子。
我说,没什么汉子不汉子的。
他说,方总这几天心情特别不好,昨天开会还发了火,把周经理骂了一顿,说名单的事没办好。
我说,跟我没关系了。
他说,宋哥,你那个位置现在是小何坐着,他天天迟到,活全堆着,周经理也不敢说他。
我说,嗯。
他说,你找到新工作了吗。
我说,在找。
他说,那你加油,你肯定行。
我说,谢谢。
放下手机,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那盒药。药是给我妈买的,还没寄出去,盒子上贴着标签,写着用法用量,一天两次,一次一片。我拿起盒子看了一会儿,又放下了。
第十五天,我去了一趟人才市场。
人才市场在城西,坐公交要四十多分钟。我早上七点十九分出门,到那儿的时候刚开门,门口已经排了二三十个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拿着文件袋,低头看手机。我排在后面,前面那个小伙子回头看了我一眼,又转回去了。
进去之后,我转了一圈。招人的单位不少,但大部分都写着年龄三十五以下,有的写三十以下。有几个不写年龄的,我过去问,人家一看我,就说这个岗位要经常出差,要熬夜,你身体吃得消吗。
我说吃得消。
人家说,那留个简历吧。
我留了三份。
有一家是做建材的,招销售,底薪两千八,剩下靠提成。面试我的是个三十出头的男的,看了我的简历,说,你以前做行政的,没做过销售吧。
我说没做过,但我能学。
他说,你这个年纪,学起来慢。
我说,我不慢。
他笑了一下,说,这样吧,你回去等通知。
我知道等通知是什么意思。
从人才市场出来,快中午那阵,太阳很大,晒得柏油路面发软,踩上去黏黏的。我在路边摊买了一瓶水,两块钱,喝了半瓶。摊主是个老太太,问我,找工作啊。
我说是。
她说,现在工作不好找,我儿子也在找,找了三个月了。
我说,会找到的。
她说,但愿吧。
我拿着那半瓶水,站在路边等公交。车来了,我上去,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开起来,窗外的树和房子往后退,退得很慢。我把头靠在玻璃上,玻璃被太阳晒得发烫,烫得我眼皮跳了一下。
我闭上眼,就那么坐到了终点站。
第二十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之前面试的那家建材公司,说让我去上班,试用期三个月,工资两千八,转正之后三千五,加提成。我说好,什么时候去。那边说下周一。
我说行。
挂了电话,我没觉得高兴,也没觉得不高兴。就是心里那块悬着的东西,往下落了一点,落到了底,虽然底不高,但好歹踩着了。
那天晚上,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她接了,第一句话就问,吃饭了没有。
我说吃了。
她说,吃的什么。
我说,面条。
她说,光吃面条不行,你得炒个菜。
我说,炒了,西红柿炒鸡蛋。
她说,那就好。你爸以前就爱吃西红柿炒鸡蛋,一顿能吃三碗饭。
我说,嗯。
她停了一下,说,你声音怎么有点不对。
我说,没不对,刚睡醒。
她说,哦,那你去吃饭吧,别凉了。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坐在桌边,桌上什么也没有,那碗面其实是我编的,我还没做饭。我看着对面那把空椅子,椅子上搭着一件外套,是那天拉链崩掉的那件,我后来拿针把拉链头缝上了,缝得歪歪扭扭,但能用。
我站起来,去厨房煮了碗面,打了两个鸡蛋,还放了几片白菜叶子。面煮好了,我端到桌上,吃了一口,有点咸,又加了点水。吃着吃着,我想起来一件事。
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我妈给我做了一双棉鞋,鞋底是她自己纳的,一层布一层浆糊,纳了整整七天。鞋做好了,我穿上,脚趾头挤得疼,我跟她说挤脚,她说穿穿就松了。我穿了一个冬天,脚趾头挤出了两个鸡眼,走路一瘸一拐。后来鞋是松了,可那两个鸡眼一直跟着我,到现在还在。
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穿着拖鞋,脚趾头上那两块硬硬的皮还在,不疼不痒,就是一直没消。
第二十三天,小周又给我发消息。
他说,宋哥,你猜怎么着,小何被开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他来了之后什么都不会,有个单子给客户报价,他把成本价报出去了,公司亏了七万多。方总气得不行,当天就让他走了。
我说,哦。
他说,周经理也被降了,现在不管我们部门了。
我说,嗯。
他说,宋哥,你要是在就好了。
我没回这条。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看着窗外。窗外那棵梧桐树彻底光了,一根叶子都没了,就剩黑乎乎的枝丫,伸在灰白色的天里。楼下有人在收废品,喇叭里循环播着“收破烂嘞,旧书旧报旧家电”,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我坐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手机,把那个招聘软件又打开了。看了看,有几个新的岗位,我把简历更新了一下,把“求职意向”那一栏改成了“销售”。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改。
可能就是因为那家建材公司肯要我。
可能就是因为我想试试。
可能什么都不因为。
第二十七天,我去了一趟老公司。
我是去拿社保转移单的,人力资源部那个姓吴的姑娘给我打的电话,说东西办好了,让我去取。我本来想让她寄过来,她说最好本人来,有些字要签。
那天是下午四点多,我到了楼下,抬头看了一眼那栋楼。楼不高,就九层,外墙是灰白色的,有些地方的涂料脱落了,露出底下的水泥。我在那儿干了快九年,从来没认真看过这栋楼长什么样。
我进去,坐电梯上六楼。电梯里贴了一张新的通知,说要搞什么团建活动,让大家报名。我看了两眼,电梯到了。
出了电梯,往人力资源部走,路过我以前那个部门。门开着,我下意识往里看了一眼。我的工位上坐着一个人,背对着我,头发很短,穿着一件黑外套,正在打电话,声音很大,说的是什么客户什么合同。
我没停,继续走。
拿了单子,签了字,吴姑娘跟我说,宋哥,方总在办公室,你要不要去打个招呼。
我说,不了。
她说,方总特意交代的,说你来了跟她说一声。
我想了想,说,那麻烦你跟她说一声,就说我来过了,东西拿了,谢谢她。
吴姑娘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我转身往外走,走到电梯口,电梯还没来。我站在那儿等,旁边是一面落地窗,能看到外面的街。街上车不多,行人也不多,对面那家药店门口摆着一个充气拱门,红颜色的,上面写着什么促销活动。
电梯来了,我进去,按了一楼。
门快关上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喊了一声“小宋”。是个女声,从走廊那头传过来。我没抬头,也没按开门。电梯门合上了,往下走,楼层数字从六跳到五,跳到四,跳到三,跳到二,跳到一。
门开了,我走出去。
外面风很大,我拢了拢外套,拉链头是我自己缝的,歪歪扭扭,但拉得严实。
我走到公交站,等了不到三分钟,车就来了。
我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开起来,我看着窗外,那栋楼慢慢往后退,越来越小,最后被别的楼挡住了。
我把头靠在玻璃上,玻璃很凉。
我闭上眼,想起二十七天前,我站在顶楼办公室,方总跟我说,高层集体的决定,我也不能违背原则。我笑了一声。她脸色变了。
那一声笑,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我到底是笑她,还是笑我自己。
你们说,那天我要是不笑那一声,把辞职信拿回来,拿那四万多块钱走人,现在会不会不一样。还有方总那句话,她说她也不能违背原则,这话到底算不算数。换成是你们,当时会怎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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