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作业流行后，没有打印机的家长「天塌了」

对很多中小学家长来说，过去的这个十一假期是从“打印”开始的。

广东珠海一位妈妈先给四年级的女儿打印学校布置的数学乘法题，又给一年级儿子打印英语字帖：三四十页彩色资料印好、摊开，她拍照发到社交平台，自嘲“国庆第一天，打印机就干冒烟了”。

江西一位妈妈给四年级的大女儿打印了60多张语数英资料，孩子还要完成两篇作文和一张手抄报。她忍不住抱怨，“这哪里是给孩子布置的假期作业，简直是给家长的重担！”

这样的场景并非假期限定。近两年，重庆、陕西、山西、江苏等多地家长发现，孩子的日常作业正从练习册变成“片片纸”，家长们自嘲，中小学教育进入“全民打印时代”——老师把PDF发到班级群，平时一晚几页到几十页不等。有家长曾在暑假一次打印200页作业，清空两包A4纸。

学校里的教辅、练习册接连“消失”了。去年5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将2025年定为基础教育“规范管理提升年”，违规征订教辅、强制或变相强制购买被列入重点整治。

当练习册被“挡”在校门外，教学需求却依旧存在。学生被要求减负的过程中，负担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了。

文丨解亦鸿 柳雨凡

编辑丨王一然

每周一到周五，李迈的闹钟通常在6点50准时响起，他洗漱后下楼买早餐，7点10分叫醒老大，7点半催他坐下吃早饭，趁这个空档，再去叫醒上幼儿园的老二。7点50，爷仨出门，先送小学的，再送幼儿园，两处离得不远，500米，正好顺路，送完掉头去上班。

妻子在郑州一所郊区学校当语文老师，早上7点半前就要到校，晚上也要7点多才进家门，来不及管孩子。39岁的李迈跟朋友合伙创业，时间更自由，老二上幼儿园后，孩子奶奶“卸任”回老家，接送、买菜、做饭，基本都落在李迈身上。

大概两年前，老大上三年级开始，李迈规律的生活里多了一台打印机。作业从练习册变成PDF，现在，工作日每天回到家，李迈的第一件事不再是进厨房，而是先启动打印机。

老师说，不方便打印就对照题目，把答案写纸上，可李迈“不想让孩子一直盯着电子屏幕”。闹钟之外，家里又多了与孩子有关的声响，印刷嗡嗡声，每到月初，李迈还会囤上一包新的A4纸。

李迈也渐渐摸清了一些打印作业的规律：通常在白天，三科主科的PDF会轮着发来，语文两张，数学三张，英语一张。偶尔再加一张科学。老师们的习惯不同，语文和科学一下课就发，数学和英语要等到放学后。

● 李迈给儿子打印的作业。讲述者供图

像李迈一样，家长们的每日“指令”接收渠道繁杂，钉钉群、微信班级群、学校行政群、公众号推送、辅导班……深圳一位小学生的妈妈在互联网公司工作，习惯接收碎片化信息，还是觉得“注意力非常分散，打印作业很痛苦”。但没有比孩子更重要的事，老师发作业的时间不固定，“怕孩子在学校被找麻烦，都得反复核对。”

指令有时上午九点多就开始发布。在北方某一线城市，一位初三男孩的妈妈刚到公司，就接到今日指令：“请大家打印一下作业，让孩子今天完成。”为了打印，她中午得回家一趟，提前给孩子把作业打出来放好，“这样晚上该加班加班，心里踏实。”

打印也考验家长的IT技能。有的老师不会排版，发来的照片已经变形，有时字特别小，或特别大，不适配A4纸尺寸。山东滨州一位爸爸大学学过设计，他能自己调整老师发来的试卷照片，“一般家长他不会，遇到这种棘手的，就打印不了。”有时文档中文字和图片错位了，他会帮忙把文档调整好，再共享给所有人。

除了设计排版，家长们的“打印能力层”里，硬件也很重要。在一些一线城市，打印机是有娃家庭的“默认配置”，小学一入学，家里先买一台黑白的，升学后，再添第二台彩打。

去年，儿子上初二，一个43岁的北方妈妈给家里买了第二台打印机。经验来自“特别伟大的邻居群”，好多妈妈都说，这款彩打的墨更耐用，喷头不堵。硬件升级是想让儿子做手抄报省事儿。教师节、劳动节、科技节、足球赛，她都给儿子彩打现成模板，孩子只需涂涂画画。一次，历史老师要求学生cosplay世界名画，左边打印原版名画，右边打印自己的模仿照，下面还要手写分析。

一些家庭没有硬件条件。山东那位会PS的爸爸，平时用公司的设备给女儿打作业，老师如果在他下班后才发来文件，他就去图文店花钱打。到了店里，他看到许多老人已经在排队了，他们等着取孙子孙女的作业。

打印作业也形成了一套家庭分工，一位在大厂工作的妈妈负责“前端调度”，孩子爷爷负责“跑腿输出”。老师一发文件，她先处理，多张图片拼一拼，模糊的用AI识别，再编成文档，标好黑白、单面、几份，发给爷爷。爷爷拿着文件，去家楼下的打印社，按要求打回来。

很多家长都有过晚上敲打印店门的经历。一次晚上快8点，黑龙江一位妈妈赶到图文店，老板已经关门了，骑电动车正要走。那天老师下午发了两页打印，她忙工作忘了。孩子在家等着，她拦住老板，“别走，无论如何得给我打完再走。”老板乐了，“为了挣你这一块钱，我可真不容易。”最后还是开了门。

拿着两页纸回家，这位妈妈下决心买一台自己的打印机。之前以为那玩意儿用得不多，还占地方，现在只觉得“早买早享受”。

李迈两口子聊过打印作业这件事，在小学当语文老师的妻子觉得这很正常，“光上课听一听、课后不练，内容根本掌握不了。”李迈觉得打印多了家长肯定有情绪，但打印作业就像“下雨天接送孩子”，抱怨归抱怨，该打还得打。

这次国庆假期，李迈的妻子也没敢布置太多作业。过去学校或老师给家长指定购买练习册，容易被举报“以此获利”，今年秋天，李迈妻子所在的小学改成新华书店统一征订教辅，付款码也是新华书店的，但仍有家长反对，把她发的统一征订通知挂到网上。

很多中小学老师回忆，变化是从2021年“双减”落地后慢慢开始的。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双减”通知，核心在于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但在各省为响应通知印发的《实施方案》中，“一科一辅”是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的抓手，学校和教师不得擅自增加或推荐教辅材料。

北方某一线城市多位老师记得，“双减”落地之后，学校就不再订购教辅，改为自己出题，统一印刷习题册；日常有额外练习的需求，可以找学校单独打印。

去年5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提升年”行动的通知》，将“利用征订教辅谋利”列入重点难点问题整治清单，严禁违规征订教辅或以任何形式强迫、诱导学生通过指定渠道购买教辅材料。

尽管政策规范的是学校层面的统一推荐和征订行为，但很多老师感受到管理力度突变：不能推荐、不能代购，甚至学生带教辅进校也可能被提醒。江苏泰兴则直接停止征订所有小学教辅材料，转而推行“校本讲义共编共享”模式，由学校统一免费印发给学生。

李迈妻子的学校前两年经常接到教辅相关的举报，今年检查频率“略有降低”，可老师还是很谨慎，没有人敢以个人名义建议家长买教辅。当地官方推广的“快乐读书吧”丛书，她和同事们也只是在PPT上列书目，说“建议读”，不说“建议买”。

更直接的限制来自学生家庭，学校在郊区，班里不少孩子是留守儿童，家里没有打印机。李迈说，妻子学校布置的打印作业明显少于儿子在中心城区的学校，“她班上很多同学不可能完成（电子作业），没有条件。”

● 一位小学老师在班级群通知的电子作业。讲述者供图

“一科一辅”相关政策普及后，村镇学校受到的影响更直接。在云南怒江边一所小学，下午课外辅导时间，教室里的“一体机”亮着，数学题一行行投在大屏幕上，孩子们低头往作业本上抄。这里的生源和李迈妻子所在学校类似，学生大多来自留守儿童家庭，父母外出打工，祖辈带孩子，镇上也没有能打印的地方，这也反向制约了老师们留作业的方式。

校长石磊记得，这种布置作业的方式始于去年。“一科一辅”执行后，他们只能使用上级规定目录里的教辅。过去，农村学校的练习册一本不够做，通常会再加一本，用来练习巩固。

在石磊看来，“一科一辅”只是“把练习册换成打印形式”。“城里的学校有打印资源，家长家里有打印机，或者单位能打。可农村不具备，学校经费也不够。全校就一台复印机，纸张、墨盒都从办公经费里出，不可能所有老师、所有学生天天印。”

政策确实制止了教辅泛滥现象，据《河北日报》今年的报道，河北承德双滦区推行“两减一印”模式后，中小学教辅征订实现“零违规、零投诉”。甘肃景泰县一位学生家长对专项整治成效的反馈是，“以前各种各样的教辅资料五花八门，现在孩子的教辅资料减少了，我们的经济负担也减轻了。”

但老师的绩效压力、成绩压力还悬在头顶。“年终的各种学业考试，跟老师的职称晋升、绩效考评挂钩。”石磊说，学校不只看平均分，还看达优率、进步提升率、平均分，对老师来说，考评分数高，奖金就多一点，完成得不好，晋升也会受影响。

教辅资料变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广东某初中每学年市里省里巡查两三次，检查一来，一位老师匆匆忙忙收了自己三个班的练习册，拿学生名单点整齐，装进箱子，放桌底。后来巡查组又说要进办公室，同事们赶紧把资料藏进车里。那位老师又只能从桌底拖出近200本练习册，暂时藏进学校的垃圾回收房。

她感到自讨苦吃，“有的同事压根不给学生布置练习册，就不用给学生批改，也不用折腾，我问自己何苦呢？”

东北某县城一所重点初中的班主任张萌说，去年上面通知下来后，学校跟“打游击似的”。连家长给孩子买的作文书都不许带到学校。有一回，上面来检查，主任急得通知老师，“快搜孩子书包！”她把搜出来的作文书先藏好，放学再让孩子拿回去。

兼任语文老师，张萌有十几年的教学经验。过去，她觉得在课余时间，老师“能提溜几个就抓几个”，哪怕贪玩的孩子，她也尽量让他们多背点古诗词，“我们还是传统老师的心态，希望孩子多学点。”但去年冬天，为了应对检查，张萌曾把全班四十多份评完的语文卷子塞进车后备箱，“只能拿家去。现在我们的心态也变了，不然费力不讨好。”

严查“一科一辅”后，江苏某学校出题组的老师从去年开始统一分任务，打印成册；今年学校又有新要求，不许印成册，只能一张一张发。今年秋天，广东一个老师常用午休时间，顾不上吃饭，花一个半小时去学校的油印室排队。每天全校老师大约要印几千张纸。经费有限，纸张是当地居委会赞助的，印什么、印几份都要登记。

老师们同时也都发现，纸张总是比练习册更难收齐，学生更容易浑水摸鱼，“没写也可以甩锅给收作业的，不知道被谁弄丢了”。

在教育资源发达的城市，学校有油印室和打印经费，老师们自己就能完成打印任务。在北方某一线城市的公立高中，语文老师萧禾说，教辅管理要求下来之后，她只需要把打印资料准备好，自己找题、排版，剩下的可以找油印室的校工帮忙，留作业照旧。

这是她当老师的第四年，她只带过两届学生，新人老师必须“滚动式备课”， 很多教学资料要反复“删改增补”。但她也爱花时间研究“一些没人尝试的方向”，给学生设计专题课、辩论赛。一次期末复习时间紧张，她还是让学生在课上试着写小说，觉得对记叙文有一定帮助。有个女生说这节语文课对她影响很大，她一直想把这个真实故事记录下来，很有意义。

萧禾曾在书店找到一本论语练习册，其中三分之一的习题很适配学情，按照规定，不能直接让学生买来做。第二天，萧禾在学校油印室里盯了一个多小时，她挑出原书六章里最适合让学生练的四十多页，重新拼成一份学案。校工在旁边一起等着，等她把模板弄好，再批量印给全班。

萧禾也在打印教学资料时反思，“不是所有学校都有这么大的油印室，没钱打印，也不能征订练习册，会不会制造出新的‘教育不公平’？”尽管她所在的学校已经是受影响较小的一方，但跟区里的头部中学相比，“人家早在一科一辅之前就用上学校自己出的练习册了，平时的考试都是自己出题”，对方受到的影响更小。

● 图源东方IC

她还担心班里“那些本来就不爱交作业的学生”。高二要开讲《红楼梦》时，她想过很多措辞，怎么让班里35个学生都把书买来读，“大家最好准备一本原著，版本不限，自愿购买”，但“自愿”现在不敢说，改成“上课要用书”；她掂量了一下也不行，最后只说，“下周讲《红楼梦》，有书的拿出来”。而两年前，同样的课，萧禾会直接批评不带书的学生。

对于贪玩的学生，她现在只能多问一嘴，“像催债”。 因为“批评就是变相的‘逼他买书’”。以前她会跟对方的家长提前沟通，让家长在周末就督促孩子，把作业写完，课上要用的学习资料记得准备好带来。现在不问了。

想学的学生，私下还是会拿着自己买的练习册，找她答疑；不想学的，像有了“挡箭牌”，可以名正言顺地不写。

“压根不能提让学生额外花钱。”前几年，她和同事们会在班级群里发“大家回去自己买”，这两年查得严，投诉也多，学校提醒过老师，“自愿购买”这种话不能发。今年学校运动会买服装，有老师在群里发起接龙，领导立刻打电话要求撤回。

中秋节前，萧禾去油印室给学生印题，校工看见她在印书，第一次拦了她，“按规定不可以复印书”，萧禾才知道，学校新规定是印完整的书得跟领导申请、特别批准。她这才发现，自己之前都是钻了管理上的漏洞，以后书也不能这样给学生印了。

但某种程度上，教辅没有消失，只是完成了“责任转移”。苏州某初中不能再统一订大本教辅之后，家委会会先买一本底本，再找复印社批量印刷、装订，换上统一封面，费用从班费里扣，最后一起发给孩子。平时上学期间，凡是二三十张以上的补充材料，也由家委会统一打印、寄到学校，老师发下来。

有的老师会转由家委会代表在群里发布，实在重要的知识点需要预习，再提前通知一些方便打印的学生家长，“在单位顺手就打了。留守情况的家庭，老人不会打。（不想打印的）学生还会打电话举报老师。”

萧禾也发现，“有些学生自己主意挺大的，有什么不满，他知道渠道，也知道学校怕什么，可能就去操作。”

今年，距离放暑假只剩最后一天时，学校两台打印机同时坏了，但假期作业必须布置下去。萧禾只好把材料一页页拍进手机，发到班级群里，让家长和学生自己打。画质太糊，有家长私信问她，“能不能干脆买一本书”，她没敢回复。幸好很快有家长帮忙重新排版，大家才勉强印出来。

萧禾说，“应试教育没法预先知道结果。”要等高中三年过去才能反推，哪些人不买书也能考好，哪些人本来该被拉一把，却已经错过了。

（文中讲述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