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优：西出阳关，我曾想给世界撕开一个口子

梁优，也叫梁二狗，是跳海酒馆的创始人。《西出阳关》是他的首部作品，他写下自己一路从家乡唐洋出发，走过张掖、昌平、鳌太等地，在广阔世界中不断寻找坐标的经历；同时也记录了一个人的童年、求学、创业、失败与重启、现实与理想拉扯的人生之旅。

选读

如果一个人可以拥有绝对自由，我会跟你描述这样一个时刻：

七月盛夏，晨雾微凉，张掖的天亮得很早。彩霞染红了半边天，赭红色的岩壁被映照得通体发亮。我的口袋空空如也，但我双手紧握车把，双脚不停踩踏，目视前方，眼神坚定，想给世界撕开一个口子。

那时我刚念完大三，不知道自己要成为怎样的大人，跟父母大吵了一架后就开始休学，过自己的gap year（间隔年）。买了一张北京到石家庄的硬座站票，带了一辆自行车、一个帐篷和一堆户外用的锅碗瓢盆，一路逃票到了张掖站下车，在站前广场上搭了帐篷，一觉睡到天亮，被火车站的保安叫醒。

记忆的云霞明灭，十一年后，我坐在佛罗伦萨的咖啡馆里，一个字一个字地追忆往事。用力敲下的键盘像每一次在时间绳结上的刀刻，身边的意大利人喝着酒挥舞着双手，而我的记忆在他乡开始解冻，我走进了那个关于成长的睡梦。

01

我的家乡是一个苏北的海边小镇，名叫唐洋。名字很像宽阔的水面，但其实并无波澜，安静得像清晨菜场的叫卖声，如同我十八岁以前的人生。

小镇有一条河穿城而过，河边有一些我小时候就觉得没啥前途的厂子，面粉厂、菌种厂、轧花厂……这些厂大多有一些印着“安全生产”标语的厂房，一个长满杂草的篮球场，篮架大多没有篮筐，小孩和大人会通过球触碰到篮板上方框的边角来计算得分。每个厂门口会有一个小的杂货店，男人们在里面买烟，女人们买柴米油盐，小孩会觊觎店里的“大大”泡泡糖、“火炬”雪糕和“小浣熊”干脆面里的卡牌，然后被大人制止。

我在一个国营油厂的职工家属楼里长大，我妈是厂里的会计。打我记事开始，厂子效益就不太好，每个人脸上都好像蒙着一层灰，看不到具体的表情。家属楼楼下有个没人清理的垃圾池，人们站在自家阳台从空中向垃圾池里投掷垃圾，落下的时候塑料袋会滚几圈激起一堆蚊蝇。池子里溢出发酸的气味，杂草和旁边的一楼住户种的菜都长得茁壮。垃圾池边是一个很高的水塔，很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那个，比家属楼稍高。

我家住在六楼，按我爸的说法，这是镇子上的最高建筑物，我们住在顶层可以俯瞰小镇，属于顶级豪宅。而我长大后才知道，实际情况是二楼、三楼的黄金位置是需要抢的。所以我们住在了六楼，当然也是没有电梯的。我爸是镇上高中的历史老师，书可能是读得多了一点，经常有一些自己的坚不可摧以及不合时宜。在我三岁时，他就开始告诉我，人要有“六心”：信心、专心、恒心、巧心，还有两个我忘了，回头问问他，他肯定记得。

可能因为是小镇上住得最高的小朋友，也可能是因为小镇所在的盐城最高海拔只有八米。我对于“向上”这件事，从小就比较执着，并且从不满足，我总让我爸带我看看更高的地方在哪里。有一次我爸带我去爬水塔，攀登水塔需要用到塔身外侧的钢筋，它们弯成钢条跟塔身形成一个矩形，远看像永远没有尽头的阶梯。我在前，我爸在后，我们手脚并用，我自认我们是苏北平原上最伟大的攀岩者。钢筋锈得很严重，终于在踩断了一根钢筋后我爸严令我下撤，回到地面之后，手里的铁锈晕开成金黄。

住在六楼的生活的确有种身体力行的浪漫，尤其是换煤气罐的时候。煤气罐用自行车运到楼下后，我爸会拿一条毛巾搭在肩上。弯腰，双手抓住把手将气罐离地，用大腿顶住气罐抬高。屈膝，在我妈的帮助下把气罐扛在肩头，然后一步一步踏上台阶，脚步声在楼梯间回荡得很重。以至于成年后，我每次听到李宗盛的《阿宗三件事》，“我是一个瓦斯行老板之子，在我还没证实我有独立赚钱的本事以前，我的父亲要我在家里帮忙送瓦斯”，总有莫名的亲切感。一开始我爸还可以一口气扛到六楼，后来我稍微长大一些，他会在三楼或者四楼休息一下，分两次上楼。再后来，我妈就下岗了。

02

我父母高中毕业后都考上了大专，据他们说，在1986年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妈的粮校在镇江，我爸的师范在南通，中间隔了一条长江。他们房间的衣柜正中央摆着一张中幅照片，背后的长江水汽氤氲，看不见天色，跟老相纸一样昏黄的天空。我爸穿着军绿色上衣，我妈穿着红色外套，头发扎起一个马尾，眼睛眯成一条缝。他俩横跨在礁石上，彼此凝视，我爸微笑，我妈笑成一朵花，两人的右手小拇指拉起一个钩。

在我九岁的时候，他们带我到南通的长江边坐轮渡去镇江。江面很宽阔，到达镇江的时候，老相纸上的水汽弥漫进我的眼睛，金山寺也看不见天色。我爸跟我说，这是北固山，是刘备招亲、辛弃疾填词的地方，也是我跟你妈的定情之地。若干年后，他们每次出远门，我妈都会煞有介事地跟我打个电话，银行存折和密码藏在这幅照片下面，如有不测，你可如此这般。而我面对这样的“面”授机宜，哭笑不得，心领神会。

毕业后，他们回到了小镇。我妈是小镇上为数不多的读过书的人，有城镇户口，家里摆着《上海服饰》，戴眼镜，穿着呢子大衣，走起路来可以带起一阵风。她还是很快地跟我爸结了婚。我记事之后，我妈会笑嘻嘻地说刚结婚时我爸一个月工资只有七十块钱，冬天的蜂窝煤都烧不起；而我爸会一边用牙签清理牙缝里的带鱼刺，一边讲起高中坐我妈后桌，找我妈借橡皮的故事。

小镇有个电影院，那时候应该叫影剧院，既能放电影，又可以举办政府和学校的各种活动。影剧院拥有比电视上人民大会堂还大的空间，小时候我试图数清楚到底有多少排、多少座，但总是数到一半因太累而放弃。晃动的影像映在大大的幕布上，音响呈现出破锣般的质感，震得椅子发颤。从后排往前看，一排排观众的影子像深海里的鱼。

影剧院楼顶正中央有根高高的旗杆，旗杆顶端有盏红灯。每次一有电影放映，影剧院楼顶的红灯就会亮起，而小镇的傍晚就像开了某种滤镜，平添了一抹浪漫甚至躁动。整个小镇的人开始微醺、各怀心思。回家路上经过这里的人总会瞥上一两眼，然后恶狠狠地叹口气，骑着自行车绝尘而去。

看电影是我爸妈每周的固定娱乐活动，我常常在黄昏时分坐在我家六楼的阳台远远盯着影剧院，像克格勃在执行任务。红灯一亮我就会说：“爸爸爸爸，我们去看电影。”我坐在自行车大杠上，我爸的后座载着我妈，多年以后的我觉得那颗红灯可能是小镇上最亮的星星。有一次影院放《霹雳贝贝》，我被巨大的打雷声吓到，藏到椅子下面。地面很黑，但我感觉很安全，可以闻到瓜子壳加橘子皮的气息，它们和水泥地的灰尘味混杂在一起，冰冷又熟悉，一个闪电的镜头晃过，我抬头看到我爸牵着我妈的手。

后来影剧院的红灯亮得渐少，爸妈也去得越发少，后来就彻底不去了。印象中最后一次放映的是张艺谋的《英雄》，整个小镇都在哄抢电影票，价格有点贵。我爸跟我说：“肯定没什么好看的，无非就是画面里打来打去。大家都去看的电影，咱们就不看；大家都做的事，咱们就不做。”同样的场景发生过很多次，比如《同一首歌》节目来县城的时候，比如我要买一双新款篮球鞋的时候。

小镇还有一个重要的节日叫“摸奖”。每隔一两年的一个时刻，在某个废弃工厂前，或者平时没有人的交叉路口冒出一排彩票摊位，它们来无影去无踪，仿佛地里长出来的土地爷。彩票摊位的老板操着外地口音，各种电饭锅、冰箱、洗衣机、电视机还有菜刀堆积成山，闻讯而来的人群摩肩接踵，每个人脸上的灰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很多充满期待的目光。有人在欢呼声中抱走一台21寸大彩电，也有人抽到菜刀，跟身边的家人说“总比没有强”。

我们全家在彩票摊逡巡了三次，我的心情越发急躁，像得不到食物的巡逻犬。我爸跟我妈耳语了一会儿，跟我说，我们全家出两块钱买一张彩票，由我来摸奖，但说好不管中奖还是不中奖，只能摸一次。我激动万分，拿着两块钱换来的摸奖券小心翼翼地刮开，指甲刮起的银粉露出一张“黑桃2”。我焦急地在公示栏上查看黑桃2的意思，一行“谢谢惠顾”映入眼帘。我很失落，我爸说没事儿，等你将来读完书，给我们买大彩电。

2022年，我带他们去澳门玩，打算在威尼斯人让我爸妈回顾下“摸奖”的快乐。我给他们一人发了500港币的筹码，说：“我们就玩这么多，赢了随时可以收手，输了不能再加。”他们的钱很快在猜大小的赌桌上输光，而我的500港币变成了2000，我说我们赚了，走，去坐门口的“贡多拉”。“贡多拉”游船上的船夫唱起意大利歌曲，我爸说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有人问你：

“你家有大彩电吗？”

“没有。”

“你家有电冰箱吗？”

“没有。”

“那你家怎么办？”

“我爸说了，明年我们去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