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4年，贵州一处关押场所，曾经被批斗的赵健民专程去看望黄兆其。一个是云南省委书记，一个曾经主持批判他的年轻干部，身份已经彻底调换。黄兆其见到赵健民后，低声说：“那些材料是假的，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云南百姓。”
这场迟来的见面，时间并不长，却把一段特殊岁月里的荒诞与悲剧，集中放在了两个人之间。
黄兆其出生于1943年，浙江上虞人。新中国成立后，他获得了较好的受教育机会，学习成绩一直突出。高中毕业后，他进入浙江大学，后来又到昆明工学院攻读研究生。按照这样的经历，他原本很可能走上科研或教育道路。
变化发生在那场大运动到来之后。
当时，许多高校秩序受到冲击，学生组织迅速分化。黄兆其在学生中有一定号召力，很快组织人员成立造反派团体。云南的局势尤其复杂，地方派性与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冲击机关、争夺地盘、相互批判的现象不断升级。
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彦，很快成为攻击目标。阎红彦是开国上将，在云南长期担任重要职务。1967年1月4日，黄兆其带人冲入昆明军区大院，并对阎红彦住所进行查抄。几天后，阎红彦于1月8日自尽，终年六十一岁。
这件事给云南局势留下了极其沉重的印记。值得一提的是，黄兆其并没有因此收敛，反而把一次冲突当成了扩大影响的机会。在他看来，只要能够扳倒有地位的人，就能证明自己立场坚定。
然而，造反派内部很快出现分裂。部分外地串联人员认为黄兆其过于强势，公开提出要“反黄兆其”。黄兆其随即组织力量回应，双方互相张贴传单、标语，争论逐渐演变为派别对抗，后来形成“八派”和“炮派”等不同集团。
云南街头的冲突，已经不再只是口号之争。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地方派别能否获得上层支持，往往决定着力量消长。黄兆其一派得到康生等人的认可后，声势迅速增强。1967年10月，他们成立所谓“打赵司令部”，把矛头指向主持云南工作的省委书记赵健民。
赵健民长期负责云南党政事务，并非军队中的司令员，“打赵司令部”这一名称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攻击意味。黄兆其等人拼凑所谓材料，诬指赵健民是叛徒、野心家，还炮制出一份“特务组”名单，把云南省委和有关部门的多名干部说成敌对分子。
这些材料没有可靠事实依据，却在当时被不断传播。许多年轻人缺乏辨别条件，只能把传单和口号当作真相。政治斗争一旦脱离组织程序，谣言便可能被包装成“证据”，而个人命运也会因此被轻易推向深渊。
1967年12月4日，昆明举行批判赵健民的大会。会上，黄兆其公开给赵健民扣上严重帽子，现场人员对赵健民进行围攻和殴打。此后，赵健民被限制人身自由，长期承受审查与羞辱。
黄兆其的激进表现，很快换来了政治上的回报。1968年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他出任副主任。革命委员会在当时承担地方党政权力，副主任相当于原有地方领导机构中的重要职务。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因此跻身副省级层面，确实是特殊年代造成的特殊现象。
但位置越高，造成的影响也越大。黄兆其继续参与冲击和批判地方老干部，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朱家璧、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等人，都曾受到牵连。那些曾经在战争年代承担过重要责任的干部，在政治风暴中失去了正常申辩的机会。
黄兆其的权力基础，并不来自行政经验，也不是来自工作实绩，而是来自派性斗争和特定人物的支持。这样的地位看似显赫，实则十分脆弱。支持者一旦失势，原先的政治资本便会迅速转化为沉重负担。
1976年10月以后，形势发生根本变化。黄兆其一度试图集结力量，制造新的动荡，但响应者寥寥。很快，他被撤销职务并接受审查，过去的经历也开始被全面清理。
1982年，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相关罪行判处黄兆其有期徒刑十八年。服刑期间，他曾在不同地方关押。1984年，赵健民途经贵州时，特意前去看望这位曾经主持批判自己的旧日对手。
据相关回忆，黄兆其当面承认，所谓材料多是编造，整治赵健民背后另有授意。他的道歉或许出于悔意，却无法挽回已经造成的伤害。赵健民失去的岁月，云南干部群众承受的冲击，以及阎红彦等人的悲剧，都不是一句“对不起”能够抹平的。
1994年，黄兆其因病去世，终年五十一岁。一个曾经成绩优异、拥有专业前途的知识青年，最终在派性斗争中走向高位，又从高位跌入牢狱。这样的结局，恰恰说明脱离制度约束的权力，来得快，去得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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