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1年11月15日，美国纽约联合国大厦，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走进第26届联合国大会会场。大厅里的交谈声突然低了下来，记者们纷纷举起相机。新中国成立22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终于坐上了属于中国的席位。
但真正让美国媒体记住的，并不是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说，而是乔冠华仰头大笑的瞬间。有人问他此刻的心情，他一边鼓掌一边笑着回答：“哈哈哈哈，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吗？”
这张照片后来广为流传，并获得1972年普利策新闻图片奖。笑容背后，却是一次艰难的外交突围。中国代表团能够走进联合国，靠的不是某一场临时性的胜利，而是长期积累的国际关系和对世界格局的准确判断。
1949年以后，美国及其盟友长期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还推动联合国通过诬蔑中国的决议，使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处境更加复杂。
毛泽东没有把全部注意力锁在联合国大门前。既然有人设置障碍，那就先到更广阔的地方去争取朋友。亚非拉国家接连摆脱殖民统治，最关心的是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中国与这些国家有共同遭遇，也有共同诉求。
1955年4月，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举行。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面对会场上的质疑，他没有急于争论意识形态，而是把话题拉回和平共处和民族独立。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
这句话的分量，在当时并不轻。会议期间，部分代表公开指责共产主义，现场气氛一度紧张。周恩来却提出“求同存异”，强调各国社会制度不同，并不妨碍在和平、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等问题上合作。
万隆会议形成的精神，后来成为中国发展同亚非国家关系的重要基础。许多新独立国家逐渐认识到，中国并不是来争夺支配地位的外来力量，而是一个有着相似历史遭遇、愿意平等交往的亚洲大国。
有意思的是，美国在联合国的阻挠，反而促使中国更加重视同中小国家建立联系。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支持中国恢复合法席位的国家不断增加，联合国大会的票数变化，已经说明原有的政治安排难以长期维持。
1971年，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美国试图推动所谓“双重代表权”，还谋划把排除台湾当局代表的问题列为“重要问题”，以提高表决门槛。
外交上的变化，比文件上的措辞更能说明问题。美国深陷越南战争，国内矛盾加剧，对苏联的战略压力也在上升。尼克松政府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关系出现破冰迹象。美国原本严密的对华联盟，随之出现裂缝。
日本起初紧跟美国立场，但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突然转向，也让日本重新计算自身利益。欧洲一些国家和更多亚非国家，则直接根据本国立场投票。联合国不再只是少数大国安排结果的场所，中小国家的集体选择开始发挥作用。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机构中驱逐出去。表决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
面对这场胜利，毛泽东没有把它看成单方面的功劳。他明确指出，许多亚非国家和其他友好国家为中国重返联合国提供了支持，中国应当感谢这些朋友。这个判断十分关键：国际席位不是孤立争来的，而是长期交往、相互支持的结果。
乔冠华被确定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也有其现实原因。他长期参与外交工作，熟悉国际会议规则，曾参加日内瓦会议，并主管过美国事务。毛泽东亲自点将，不只是看重他的口才，更看重他处理复杂局面的经验。
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前，美国记者曾在飞机上对团员逐一拍摄，试图判断谁是重要人物。有人把张允义误认为身居高位的将领，镜头在他身上停留了很久。真正的代表团却没有解释，也没有刻意表现，只是安静等待抵达。
这种克制并非偶然。万隆会议上，周恩来用“求同存异”化解冲突；恢复联合国席位时，中国又通过广泛交往改变力量对比；代表团进入会场时，则用平静姿态面对全世界的注视。
从万隆到纽约，中国外交人员处理的始终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如何在复杂格局中争取主动。1971年至1972年间，又有3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国际环境由此发生了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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