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蚊子与清零

这场威胁，不只是非洲的事。

院落中央修建了公共洗手台，方便人们洗手，简单的设施，承担起防疫的第一道关口。

雨季的热风裹挟着潮湿水汽掠过冈比亚的村庄，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

每到傍晚，蚊虫在屋檐、灌木丛间纷飞，疟原虫便借着蚊虫叮咬在人群中传播。当地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感染过疟疾，却很少有人能清晰记起发病的具体时间，疟疾早已成为这片土地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

根据世卫组织《世界疟疾报告2025》，2024年全球约有2.82亿疟疾病例，全球死亡病例近61万人，比2023年增加约1.2万例。死亡病例中，75%是5岁以下儿童。按报告数据推算，平均每一分钟，就有一个孩子死于这种可防可治的疾病。“新的疟疾预防工具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我们仍然面临严峻挑战，病例数和死亡人数的增加、耐药性威胁的加剧以及资金削减的影响，都威胁着过去20年来取得的进展。”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

虽然非洲是疟疾的重灾区，甚至集中了全球94%的病例，但这场威胁早已不只是“非洲的事”。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世卫组织消除疟疾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研究员朱国鼎告诉记者，中国自2021年正式获得世卫组织消除疟疾认证以来，每年依然报告几千余例输入性病例， “只要全球未实现彻底根除，输入再传播的风险就长期存在。”

冈比亚曾被称为非洲抗疟“模范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它率先开展药浸蚊帐有效性的实证研究，为全球疟疾防控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它也是非洲少数达成2020年疟疾阶段性里程碑目标的国家，曾经雄心勃勃地计划在2025年实现本土疟疾零传播、零死亡。然而，病例下降的曲线在近年陡然放缓，气候波动、跨境流动与资金缺口层层叠加，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消除路线，正遭遇意料之外的阻滞。

冈比亚抗疟的“最后一公里”，到底卡在了哪里？人类离“无疟”还有多远？

被打乱的“清零”时间表

冈比亚位于西非大西洋沿岸，东部上河区是全国疫情最重的区域，每年6‑11月为雨季，是疟疾传播活跃期，9‑11月会到达发病顶峰。

历史数据见证过冈比亚曾经的高光时刻，2015年全国确诊疟疾病例接近24.9万例，之后数年间持续下降，5岁以下儿童疟原虫流行率一度降至0.1%。新冠疫情的到来打断了向好曲线。疫情期间民众顾虑前往医疗机构带来的感染风险，门诊就诊率下降，医疗服务利用和监测报告受到影响；洪水等极端天气造就大量蚊虫孳生地，流动人口增加，疟疾病例数重新抬头。

户外社区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孩子喂服预防性药物，孩童微微蹙起眉头，家长在一旁温柔安抚。

重症、有症状的疟疾病例能够通过诊疗手段快速管控，但潜藏在社区中的无症状感染者，成为难以根除的隐形传染源。一旦进入雨季，蚊虫叮咬就会激活新一轮传播，让防控成果反复波动。

冈比亚国家疟疾控制项目副主任巴莱·吉博（Balla Gibba）向《中国慈善家》记者展示过一组起伏不定的统计曲线。2022年当地遭遇特大洪水，洪水造成民众流离失所，被视作当年疟疾病例激增的重要诱因。2024年，冈比亚全国报告确诊疟疾病例回升至10.8万例，6-59个月龄儿童疟疾感染率反弹到0.8%。2024‑2025年疟疾病例再度出现大幅回落，降至4.8万例，但政府与科研人员不敢轻易将其完全归功于防控干预。

朱国鼎告诉记者，极端洪水退去之后会形成大面积积水，导致蚊媒孳生地剧增，往往在两三个月之后引发疟疾暴发流行。洪涝灾害带来的次生疟疾风险，是很多非洲国家防控当中容易被低估的变量。

目前，冈比亚《国家疟疾消除战略规划（2026-2030）》重新锚定2030年实现本土零病例、零疟疾死亡的目标。2030年的清零方向依然不变，考虑到国内不同区域疟疾负担差异，将采用分层分区防控思路，在低流行区域优先阻断本土传播，在中高流行区持续压低发病水平。但也有官员坦言，跨境流动带来的输入病例、社区潜藏的无症状感染者等难题，不会随时间表调整自动消失，抵达无本土传播的终点仍充满不确定性。

资金和资源仍是头号挑战

如果要问冈比亚疟疾防控的最大障碍，几乎每一位受访者都会给出同样的答案：钱。

这份五年战略规划总预算需要1.73亿美元。而据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冈比亚国家负责人、技术主管恩杰透露，作为该国最大捐赠方，全球基金给到冈比亚2027‑2029三年周期的拨款约7000万美元，仍有超过1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缺口。冈比亚国家协调机制的会议材料明确写明，资金不足是实现2030消除目标的单一最大障碍。

“《阿布贾宣言》承诺政府预算的15%用于卫生领域，但我们的卫生预算占比仅维持在9%‑10%。”巴莱·吉博坦言。国家财政能力有限，疟疾项目高度仰仗外部援助。而当前全球卫生援助整体收缩，一些原来的援助项目逐步把工作重心转向尼日利亚等疟疾高负担大国，对冈比亚‑塞内加尔区域的项目投入收缩，进一步挤压了当地的资源空间。

为了保障疫苗储存，卫生院配备了厚重的蓝色保温冷藏箱，一旦电网断电，便依靠太阳能储备的电力维持制冷，守护疫苗不失效。

消除疟疾和控制疟疾有着本质区别。控制阶段需要大规模铺开群体性干预。消除阶段，则需要对每一例疟疾确诊病例开展流调溯源，入户排查密切接触者，针对性处置传播热点。

“每发现一个病例，我们就要奔赴对应的村庄，入户调查，落实处置工作，燃油、人力、通讯全部需要花钱。”当地官员介绍，如果资金不够，这套病例追踪处置体系就无法铺开。

目前，借鉴中国经验的“1‑3‑7”消除疟疾病例监测处置模式，仅能够在北河东、北河西两个低传播地区试点运行。这套工作机制要求病例24小时内完成病例上报，72小时内开展病例复核和流行病学调查，7天内落实疫情处置。当地为试点区域的医疗机构配备平板设备，搭建数字化上报平台。一旦确诊疟疾病例，系统就会自动推送任务给到社区流调团队，工作人员奔赴对应村庄开展人群排查。受预算限制，这套已经跑通的成熟模式，暂时无法向全国推广。原本计划拓展到中河区域，也因为经费缺口被迫搁置。

“不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而是没有钱把它复制到别的地区。”上述官员感慨。当病例数量下降，外界很容易产生“胜利就在眼前”的错觉，但恰恰这个阶段更需要持续投入，一旦资金断档，已经取得的防控成果就有可能快速倒退。比如已经消除疟疾的非洲岛国佛得角，就再次出现了本土病例。

“1‑3‑7模式是专门针对消除阶段设计的。高负担国家目前仍处于‘控制阶段’，采取的是群防群治的防治策略，不具备在全国照搬1‑3‑7的客观条件，只能在极低流行试点区域有选择地借鉴。”朱国鼎说，中国的成功经验不能直接全盘复制到非洲，必须结合当地疟疾流行强度、卫生资源量力而行。

资金短缺留下的痕迹，也体现在最基础的人力资源上。《中国慈善家》记者在上河区走访时发现，整个大区只有4名医生：1名冈比亚本国医生，3名古巴医生。

家长的误解

如果说资金短缺是这个体系最大的外部制约，那么另一重阻力，则来自社区民众的不信任。

“部分民众因为服药后出现轻微副作用，产生了抗拒，需要反复上门劝导、做咨询，慢慢转变态度。”上河区一劝导志愿者说。

“在部分民众的认知里，自己的孩子没有生病，为什么要吃药？”当地卫生部门工作人员表示，由于药物是给看起来健康的孩子吃的，效果又难以被直观感知，家长的疑虑因此格外强烈。

医护人员在简陋的环境中，认真守护村民的健康。

这种不信任，有着深刻的渊源。2022年6月至9月，冈比亚发生儿童急性肾损伤病例聚集，报告的78名儿童中，66人死亡。病死率超过80%。最终调查结果显示，是印度一家制药企业进口的受污染儿童糖浆引起。

这一事件极大破坏了当地家庭对公共卫生用药的信任，导致很多家长极度抵触化学预防。它和新冠疫情引发的信任危机一起，构成了冈比亚基层卫生工作者至今仍要花大量时间去修复的那道裂缝。

冈比亚卫生部的一位官员还提到了另一重更难被数据捕捉的阻力：“部分民众出现发热症状，会归因于传统、迷信因素，优先尝试传统草药，出现幻觉等重症之后才想到就医。”这种民众的不配合，恰恰是这个防控体系里最难量化、也最耗费资源的部分。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冈比亚的基层卫生系统摸索出一套近乎“人海战术”的动员方式：广播剧、传统歌谣、宗教领袖布道，甚至挂着喇叭巡回的宣传车。如果有人拒绝，村庄发展委员会的成员会去找他们，反复做工作去说服。对于已经服药的家庭，志愿者会在大门口用粉笔做上标记。

志愿者身着项目背心，走到农户院落，拿粉笔在土墙上标记走访编号，记录入户进度。

这套体系的运转成本并不低，上河区的项目人均成本约为8美元，高于早期约6.5美元的水平，正是因为叠加了全流程数字化记录和多层级督导，而且雨季农民下地干活时，外勤队伍常常要二次上门才能找到目标儿童。

蚊帐之外的战场

即便当地家庭愿意配合疟疾防控工作，气候变化、蚊虫习性、药物耐药性以及漫长的国境线，仍在悄然改写这场抗疟战役的规则。

“气候变化实实在在影响着干预成效，民众难以坚持全年使用蚊帐，很大原因就是天气太热。”天主教救济会冈比亚办公室的埃布里马·贾塔说。当地传疟按蚊繁殖能力极强，一只雌性按蚊在适宜环境下可存活约一个月。雌蚊吸血后，通常每2‑3天完成一轮吸血‑产卵循环，单次可产卵50‑200枚，一生能够多次产卵。

贾塔解释，积水、湿度与适宜温度是蚊虫繁衍的三大必要条件。每逢雨季，大量积水催生蚊虫密度大幅攀升，加之当地农村房屋密闭条件差，蚊虫极易侵入室内。

除蚊帐之外，药物失效的风险同样令人担忧。冈比亚医学研究理事会实验室团队向记者介绍，他们持续监测抗疟药物的耐药变化趋势。近几年观察到，疟原虫对配伍用药本芴醇的耐受性正在上升，虽尚未发展为完全耐药，但虫体存活率提高，药物敏感性有所下降。不过，好消息是作为口服复方常用药的青蒿素联合疗法仍然高度敏感。

柜子里整齐收纳着各类试剂与耗材，物资不算充裕，每一份药品、耗材都被格外珍惜。

此外，冈比亚国土狭长，三面与塞内加尔接壤，边境线漫长且人员往来频繁。冈比亚境内疟疾诊断和治疗基本免费，大量病例从塞内加尔跨境流入。按照世卫组织标准，一国需要连续3年保持零本土病例，方可获得疟疾消除认证，跨境输入病例可能引起的本地传播，让这一门槛变得格外难以跨越。

医学研究理事会每年都会比对历年监测数据，监测范围同时覆盖邻国塞内加尔的在用抗疟药物。一旦耐药性经由跨境流动病例扩散，两国的防控防线都将面临冲击。

目前两国尚未建立边境疟疾专项检测机制，仅实现干预措施同步、卫生人员互相通报跨境病例，并通过年度双边会议开展沟通。只要边境检测环节存在空白，输入性传播风险就始终悬在抗疟战线之上。

来自国际的希望

面对上述种种不利局面，全球基金、世界卫生组织（WHO）、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PATH)等国际机构正尝试更加高效及可持续的合作模式，帮助冈比亚实现疟疾“清零”。

比如，WHO 为冈比亚国家疟疾项目提供技术指导，并帮助其根据全球和区域疟疾战略制定本国政策和策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通过儿童生存与发展、基层卫生系统、社区综合病例管理和儿童健康服务平台支持与疟疾相关的工作；在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PATH的非洲疟疾控制与消除伙伴关系（MACEPA）项目与国家疟疾控制项目合作，用数据和技术提升防控效率……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则成为冈比亚近年唯一新加入的非传统援助方，通过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及冈比亚红十字会开展合作，支持当地部分区域实施季节性疟疾化学预防项目。与此同时，中方还以物资捐赠、专业培训、技术交流等多种方式，助力冈比亚卫生体系建设。

检验人员身着白大褂，俯身调试老旧的显微镜，专注观察玻片样本，以此筛查疟疾等当地高发传染病。

这种合作同样延伸至人才培养领域。冈比亚国家卫生部伙伴关系协调官法图玛塔·科马向记者介绍，除物资支持外，海外培训也是提振一线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的重要途径，许多来自偏远地区的基层卫生工作者获得赴华学习的机会，第一次乘坐飞机，实地学习中国的卫生防控体系。

“对抗疟疾的敌人，一半是看得见的蚊子、疟原虫与药物耐药性；另一半则藏在看不见的现实之中：预算表里被削减的经费、家长眼中的迟疑，以及国际援助力量削减后留下的治理空白。”当地多位政府官员认为，冈比亚想要抵达疟疾清零的终点，并不依赖某一项新技术的突破，更需要全球公共卫生资金体系做出一份更有耐心的选择。

作者：温如军

摄影：温如军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