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4月8日，山西兴县黑茶山，叶挺、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人乘坐的飞机撞山失事。那一天，延安机场曾有人听见飞机轰鸣，却始终等不到它降落。一个本该抵达延安的航班，为什么会突然偏离方向，飞向黄河以东的山区？疑问，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架飞机是美国制的运输机，执行的是重庆经西安飞往延安的航程。叶挺刚刚结束长期羁押，准备回到延安重新参加工作；王若飞、秦邦宪正在重庆参与谈判事务，邓发则刚从海外职工会议归来。几个人同机而行，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返程，却成了中国革命史上一场沉重的灾难。
叶挺当时五十岁，同行的有妻子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幼子叶阿九以及保姆高琼。王若飞五十岁，曾多次参与国共谈判；秦邦宪三十九岁，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和新闻工作者；邓发四十岁，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群众工作。
飞机上还有爱国教育家黄齐生及其外孙黄晓庄，八路军干部李少华、战士魏万吉和革命工作者赵登俊。机组人员为美国飞行员兰奇上尉，以及三名机组成员。十七个人，没有一个能够生还。
延安方面的等待，后来被许多人反复提起。那天下午，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人在东关机场迎候。天空下着小雨，能见度并不好。下午两点前后，远处传来飞机声，人群一度以为叶挺一行已经到了。
声音却越来越远。
毛泽东和朱德回到王家坪后，仍在等消息。有人猜测飞机可能因天气原因无法降落，已经返回西安。可是西安方面很快回电，飞机并未返航。周恩来当时人在重庆，得知迟迟没有消息，心里已经意识到情况不妙。
“飞机究竟去了哪里？”这句话，成为许多人当时最直接的疑问。
直到4月11日，噩耗才传到延安。飞机在飞往延安途中偏离航线，进入山西兴县一带，最终撞上黑茶山南坡的岩石。当地山势较高，雨雾交杂，山顶气温低，降水还可能转为雨夹雪，视线受到严重影响。
搜寻人员赶到现场时，飞机已经完全损毁。叶挺、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人的遗体分散在撞击点附近，现场还留下了眼镜、钢笔、手表等物品。那些零散遗物，后来成了辨认身份的重要依据，也让这场事故显得格外惨烈。
按常理说，恶劣天气足以造成飞行事故。可是，黑茶山空难之所以长期引发争论，并不只因为遇难者身份特殊，还因为飞机在接近延安后，竟然没有继续向机场靠近，而是转向东北方向，最终越过黄河，飞到了完全不同的区域。
周恩来对此始终难以释怀。他与叶挺交往多年，深知叶挺出狱后急于回到党的队伍中。后来在谈到这起事故时，周恩来曾向叶挺的长子叶正大表示，飞机失事“肯定有人做了手脚”，并认为蒋介石及其特务系统有动机制造这起事故。
这是一种强烈的判断，却不是经过完整证据链证明的结论。事故发生后，现场没有保留下足以确认人为破坏的关键物证，飞机仪表、机体残骸也在撞击中严重损毁。国共双方当时仍处于谈判阶段，公开报道对事故的表述相当谨慎，通常认为飞机是在浓雾中撞山失事。
叶正大后来从航空角度提出过疑点。飞机从西安起飞后，原定方向应当是延安；而黑茶山的海拔并不算特别高，飞机却以较低高度撞上山体。假如磁罗盘或高度表发生异常，飞行员确实可能受到误导。但这只是技术层面的推断，不能自动等同于有人蓄意破坏。
多年以后，台湾方面流传出杜吉堂晚年自述的说法。按照这一说法，军统人员得知叶挺等人乘机返延安后，曾设法混入检修环节，在飞机仪表附近放置磁性物体，企图让飞机偏航并降低高度。故事细节颇为完整，也因此被不少文章当作“真相”传播。
遗憾的是，这份说法缺少能够相互印证的原始档案、检验记录和独立证人材料。杜吉堂是否确实参与其中，相关叙述本身也存在版本差异。历史研究不能只凭一个晚年口述，便把长期疑案直接定性。
所以，黑茶山空难至少存在两层事实：可以确认的是，1946年4月8日，叶挺、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十七人在飞行事故中遇难；尚未被充分证实的，是事故究竟源于单纯的恶劣天气和导航失误，还是另有外力介入。
这场空难留下的，不只是几位重要人物的姓名，也包括一串始终没有彻底闭合的疑问。周恩来的怀疑有其时代背景，后来的传闻也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但在缺少确凿证据之前，“有人做手脚”仍应被视为历史判断与调查线索，而不是已经完成的事实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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