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54年，纽约，一栋不起眼的公寓楼里。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坐在沙发上，面前摆着记者的话筒。他穿着便装，头发稀疏，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曾经不可一世的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已经从神坛上跌了下来。朝鲜战场上的失利，让他被杜鲁门解除了职务，灰溜溜地回到了美国。
记者问了一个问题。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将军，在朝鲜战争中，哪位中国军人让您印象最深？”
在场的人都以为他会提彭德怀。那是志愿军的总司令，跟他直接交手的人。或者提某位军长、某位师长。一个高级将领，总该记住对方的高级将领吧。
麦克阿瑟没有犹豫。他脱口而出三个字：
“高守余。”
记者愣住了。高守余？这是谁？
麦克阿瑟看着记者茫然的表情，又补了一句。他说，这是唯一一个让他整支军队都谈之色变的人。一个中国士兵，凭一己之力，守住了一整座阵地。守了整整一天。
一个五星上将，记住了对方一个连长。这件事，本身就透着古怪。
要弄明白这个“古怪”，得从头说起。得从山东昌乐县那个叫龙山村的小地方说起，从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放牛娃说起。
一、一个饿着肚子长大的孩子
高守余，1928年出生在山东省昌乐县红河镇龙山村。
那地方在胶莱平原上，地不算瘦，可那个年头，地再好也架不住天灾人祸。高守余家是村里最穷的几户之一，几间土屋，墙上的裂缝能塞进去一个拳头。家里几件衣裳，补丁摞着补丁，洗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他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一个字：饿。
不是那种到饭点了还没吃上的饿。是那种从早到晚肚子里空落落的，看见什么都想咬一口的饿。他后来跟人说起小时候，话不多，就说了一句：“那个时候，饿得慌。”
他还有个堂弟，叫高守荣。守荣的父母死得早，从小就被高守余的父母接过来养。两个娃儿年纪差不多，像两根拴在一起的麻绳，走到哪儿都在一起。
天刚亮，守余就牵着弟弟的手出门讨饭。走一个村子，再走一个村子。讨到一碗杂粮粥，守余总是先把碗递给弟弟，看着弟弟吃完，自己端起碗底刮拉剩下的那几口。有时候什么都讨不到，守余就勒紧裤腰带，忍着。
村里的地主富户看见这两个瘦小的孩子，总喜欢戏弄几句，有时候直接驱赶辱骂。守余那时候小，打不过人家，也骂不过人家，只能拉着弟弟跑。跑远了，蹲在田埂上，喘着气，不说话。
那种被人踩在脚底下的滋味，他记了一辈子。
十七岁那年，他离开村子，去城里参加了警备队。他想换个活法。可旧社会是富人的天下，穷人穿上制服，也不过是换一种被使唤的方式。他在警备队里待了一阵子，看不惯那些欺压百姓的做派，又走了。后来跑到青岛，找他大哥，拉黄包车，做苦工。烈日底下弯着腰拉车，汗珠子砸在地上摔八瓣。
1948年，家乡解放了。
那天村里敲锣打鼓，像久旱逢了甘霖。高守余站在人群里，看着飘扬的旗帜，胸口那块压了二十年的石头，好像被人搬开了一角。他主动站出来组织民兵队，当了副队长，带头巡逻、维持秩序，还参与清算地主恶霸。那个曾经被人驱赶辱骂的少年，站到了队伍最前面，眼神不再躲闪了。
1951年，高守余和堂弟高守荣一起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兄弟俩被编进了同一个连队——志愿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第一〇二团第九连一班。高守余是战士，高守荣也是战士。
一列闷罐车把他们拉过了鸭绿江。高守余坐在车厢里，抱着枪，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夜色，一句话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