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男与四女同居6年，邻居举报后调查员上门，推开门愣住了

一男与四女同居6年，邻居举报后调查员上门，推开门愣住了

门开的那一瞬间，我愣在门口，手里那本准备记录的笔记本，差点滑到地上。

屋里没有我想象中的任何一样东西——没有麻将桌，没有成箱的保健品，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味儿。扑面而来的是一股药味，混着消毒水，还有一点粥香。

三十来个平方的屋子，三张床，一个旧衣柜，一张折叠桌。地上铺着最便宜的塑料地垫，墙角堆着几包成人纸尿裤、一箱矿泉水、一摞药盒。靠窗的墙上贴着一张纸，用透明胶粘着，上头是手写的表格：几点几分谁吃药，吃什么药几片，谁几点翻身，谁什么时候量血压。字歪歪扭扭，一笔一划却很认真。

床上坐着两个女人，还有一个坐在轮椅上，还有一个蹲在塑料盆边择菜。

轮椅上那个，六十多岁，嘴角歪着，一只手蜷着，是偏瘫的样子，正张着嘴等喂饭。开门的男人走过去，舀了一勺粥，吹了吹，喂进她嘴里，再用毛巾给她擦嘴。

床上那个五十来岁的，冲我们傻笑，笑得口水都流下来，手里攥着个布娃娃。

另一个靠在床头，嘴里"啊啊"的，比划着手势，是个聋哑人，看年纪七十多了。

蹲那儿择菜的，六十岁上下，一边择一边自言自语，说的话听不清，像跟自己聊天。

我脑子里那句"一男四女同居"，被人一巴掌扇碎了。

这不是什么淫窝，也不是传销窝点。这是一间病房，一个家。

我叫刘志远，四十二岁，在长沙雨花区一个街道办做综合治理。说白了，就是管社区里那些家长里短、举报投诉的活儿。

去年秋天，我们接到一封举报信，内容写得很难听。说红星村一栋自建房的二楼，一个男的跟四个女的住在一块，住了六年，天天屋里热闹，进进出出，肯定不是正经关系，怀疑是非法同居，甚至有人说可能是传销。举报人要求我们"严肃查处，别把风气带坏了"。

那天上午，我带着两个同事，还有派出所的小孙，一起上门。红星村是城中村，楼挨着楼，白天也黑。我们爬上二楼，敲那扇铁门。

开门的就是那个男人。五十五六岁，瘦，背有点驼，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环卫马甲，袖口磨破了。他手里端着搪瓷碗，碗里是粥。看见我们，愣了一下，说你们找谁。

小孙亮了证件，说我们是街道和派出所的，接到举报，了解一下情况。

男人哦了一声，侧身让我们进，说屋里乱，别嫌弃。

然后我就看见了上面那一幕。

我们坐下来。男人自我介绍，叫赵德柱，五十岁，环卫工人，在这一片扫了十二年大街，月工资两千八。

他指着那四个人，一个一个跟我们说。

轮椅上的叫周桂香，六十八，四年前脑梗偏瘫，儿子在外地，儿媳把她赶出来，她坐在小区门口哭了一天，老赵扫街看见，把她背回来了。

傻笑的那个是他亲妹妹，叫赵春丫，五十岁，先天智力残疾。爹妈死得早，一直是他带着，带了三十年。

比划手势的叫王阿婆，七十五，聋哑，十年前从老家出来要饭，后来在桥底下住，老赵三年前把她捡回来。

蹲那儿择菜的叫张秀兰，六十二，有点精神障碍，走失了，派出所找过家没找着，老赵五年前在菜市场看见她翻垃圾桶，就领回来了。

他说，四个都是女的，都是没人要的。我一个扫大街的，也没老婆，房子是租的，一个月六百。我养她们，养了六年。

小孙问他，你们什么关系。

老赵说，什么关系？她们叫我哥，叫我叔，叫我赵大哥。我跟她们清清白白，我睡门口那张折叠床，她们睡里头三张。我要是有一点歪心，天打雷劈。

他说话的时候，那个傻妹妹在床上叫了声"哥"，老赵应了一声，走过去给她擦口水。

我嗓子发紧，问他，你一个月两千八，养四个人，怎么养？

他说，我有手。扫街两千八，捡瓶子卖四五百，低保三百二。米面油社区有时候给点，药是社区卫生室开的，慢性病药便宜。房租六百，水电一百多。够。

我说这不够吧。

他笑了，说够不够，过得下去就行。我少吃一口，她们多吃一口。

我们当场核了身份。小孙用警务通查了四个人的信息，跟老赵说的一字不差。周桂香确实有儿子在外地，我们打电话过去，那边说"她瘫了，我养不起，你们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然后挂了。张秀兰是走失人员，数据库里有，家里人说"找不着就算了"。王阿婆无户籍信息，流浪老人。赵春丫是他亲妹妹，残疾证是真的。

我们又走访周围邻居。举报的是个开麻将馆的老板，他说我看她们天天在一块，一个男的四个女的，传出去多难听，万一出点事谁负责。

我把他带到那间屋子，让他自己看。他站在门口，看了十分钟，一句话没说就走了。第二天，他提了两袋米过来，放在门口，敲了敲门就跑。

事情查清以后，我们没有处罚，也不能处罚。老赵没有违法，他这是善举，是收留。

但我们不能就这么走。

回去以后我写了个报告，把情况报给街道和民政局。一个月内，事情有了变化：四个女人全部办了低保和残疾补贴，每人每月能领几百；周桂香申请了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社区医院给她们建了健康档案，医生每月上门一次；民政给老赵的出租屋做了适老化改造，装了扶手和坐便椅；我们还帮王阿婆补办了户口。

有个志愿者团队听说了这事，每周来一次，帮着洗澡、剪头发、打扫。去年冬天一个本地自媒体来拍了个视频，没露脸，就拍了那张墙上的吃药时间表。视频发出去很多人要捐款，老赵一分没要，说我有手，能养。

上个月我又去看了一次。屋里干净了些，周桂香能自己拿勺子吃两口了，张秀兰在学着自己系扣子，王阿婆在叠衣服，赵春丫还是傻笑，见了我就喊"哥回来了"。老赵在厨房熬粥，还是那个搪瓷碗。

我问他，后不后悔。

他说后悔啥。我娘死的时候跟我说，德柱，人活着得有良心。这四个都是被扔掉的。我不捡，她们就死在外头了。我捡了，她们活着，我也活着。

我说你自己的日子呢。

他说我有啥日子。我扫街，回来有口热饭，有人叫我一声哥，就够了。

我今年四十二，干这行十几年，见过太多举报——有真的，有假的，有邻里吵架恶意编排的。可这一回，是我最难受的一回。

我们带着"抓违法"的心态去敲门，脑子里是猎奇、是不堪。门一开，四个老弱病残的女人，一个扫大街的男人，一碗粥，一张手写的吃药时间表。

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这世上最难堪的不是"一男四女同居"，是我们的想象。我们用自己的脏，去揣测别人的干净。

老赵这六年，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他就是每天扫完街，回来熬粥、喂饭、擦身、翻身、记吃药的时间。他一个月挣两千八，养了四个被扔掉的女人。

他不是圣人，他是个扫大街的。可就这一件事，比很多体面人强一辈子。

那封举报信我还留着，压在办公桌玻璃板底下。我留着它，是为了提醒自己：下次再有举报，先别急着定罪。推开门之前，你永远不知道门后面，是一个男人的苦难，还是一群人的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