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二本毕业，闯进北京大公司，一年两次被裁，崔永旺“不梦了”

嗅态

嗅产业冷暖，见人间百态

作者 | 石灿

虽然距离2013年高考结束已经整整十三年，但崔永旺还是时常梦见这个梦。或者说，关于高考，他只梦见这件事。

梦里，崔永旺是个复读的高四学生，一个念头反复在脑子里打转：“去年没考好，今年要是还考不好，该怎么办？”

一股巨大的恐慌感导致的紧张情绪直冲胸腔。

然后，梦醒了。

自2013年秋天起，这个梦反复缠着崔永旺，整整十三年。现实里，他从未复读过一天，但只要合上眼，那间教室随时都会把他拽回去。

我和崔永旺是在2020年加上微信的，但平时没说过话。直到2023年2月，我们才约在朝阳公园南边骏豪大厦一楼的咖啡厅见了面。那会儿，他是36氪公众号的负责人，整天忙得脚不沾地，我约了他好几次，才碰上头。我向他讨教了一些行业问题。刚见完没多久，他就离职了。再后来刷朋友圈，看他发工作动态，人已经去了一家国企。之后又辗转去了一家互联网大厂。到了现在，他把大厂彻底退了，成了一个自由人。

崔永旺在我们圈子里算是挺活跃的一个同行。他爱踢球，经常跑去踢各种互联网业余联赛；他也挺爱表达，隔三岔五就在自己那个同名公众号上写写近况和想法。看着他这一路跳来跳去，还有他在文章里掏心掏肺说的那些话，我总会想起跟他差不多时间来北京的那批年轻人。

大家一路都是靠考试做卷子杀出来的，特别擅长答题、拿高分，以至于在面对工作和生活的时候，身上都有股抹不掉的相似劲儿。

在东亚式的成长语境里，考场从来不仅是一处物理空间，它是一整套严密的审判与度量机制。崔永旺1995年出生在山西南部的临汾市，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无论置身何处，他潜意识里的生存状态，始终没有离开过课桌。他似乎总在赶赴下一场大考，总在试图抢下一份满分答卷。

崔永旺并不是唯一一个迟迟没有离开考场的人。过去二十多年，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从县乡差序的边缘挤向城市中心，靠着考卷叩开大学校门，再借由学历、职场与城市向更高的阶层攀爬。在更早的时候，父辈们亲眼目睹过中专、大专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的奇迹，于是把“解题换取安全感”作为最底层的生存策略刻进下一代的经验里。

知识确实曾兑现过向上的承诺，但也悄然铸成了精神的锁链。特别是对于没有名校光环兜底的二本学生而言，这种路径依赖更为深重。走出校门后，纸质试卷消失了，底层的答题思维与审判机制却完整保留了下来。学校换成了公司，期末考试换成绩效考核，卷面分数变成KPI、阅读量与业务数字，年级大榜变成职级序列与晋升名单，衡量一个人的刻度，也顺理成章地从成绩单折算成了工资、大厂名头与账户余额。

研究者把其中一类人称为“优绩本位型好学生”。哪怕是身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教授、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讨论“优绩主义”时也提醒，越相信成功来自个人的才能和努力，人越容易把失败也归到自己身上。

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又给这批年轻人提供了一段快速上升的通道。崔永旺从20人的小公司去了各个领域的顶级公司，10万+、粉丝、职位和工资都曾是清楚的计分牌。努力换来的改变是真的，向上走过的路也是真的。在长达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叙事里，移动互联网的狂飙掩盖了优绩主义的残酷底色，所有人都在量化跑道上不知疲倦地狂奔，以为这张试卷永远做不完，晋升机制永远稳定兑现。

问题出现在计分牌突然消失以后。

2025年，崔永旺遭遇两次裁员。过往从来都是他主动靠近机制，顺着规则交出答卷，机制就给他提供通关的筹码；但这一次，两个庞大的系统同时放弃了他。

崔永旺不得不面对一个从前很少想过的问题：没有下一场考试以后，一个人该怎样安排自己的人生？

裁员

北京的杨柳飞絮正赶上第二轮高发期。2025年4月底，崔永旺在外地出差，那家国企的人力负责人忽然找到他，说想约个时间聊聊。

崔永旺问，什么事。

对方没说具体什么事，只回了一句，见面再聊。

那段时间，他已经能察觉到一些变化，领导对工作的不满意越来越明显，公司里裁员的气氛也一直没有散。看到那条消息时，崔永旺心里颤抖了一下，已经知道大概要发生什么了。

“终于来了。”他默念道。

两年前，崔永旺走出36氪，坐进了这家国企公关部的工位。

过去的工作标准简单明了，文章阅读量能不能破10万加，视频能不能跑出百万播放数，最终由市场裁决。只要后台数字在，工作成绩就在，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底气。但在这里，逻辑并不是这么简单。崔永旺第一次感受到那句话，“有些地方，水确实很深。”

2024年，外部环境也在变化。这家国企的营收也出现下滑。崔永旺记得，公司里一直有裁员的气氛，到了当年下半年，关于去留的不安越来越具体。进入2025年以后，信号更加明显了，他没有主动离开，照常去公司上班。

我们回头说起那段时间，崔永旺承认，如果公司没有裁掉他，他大概率还会继续待下去。原因也很简单，公司的名字足够响亮，收入稳定，福利也不错，走出去说自己在国企工作，别人会觉得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他也容易得到别人尊重的目光。

2025年五一假期，崔永旺的父母第一次去北京。崔永旺带父母去了趟公司，窗外就是长安街沿线的北京CBD，站在上面往外看，景象很好，里面装修也漂亮。

母亲转了一圈，非常满意，反复跟崔永旺说：“真好，在人家这干着就挺好的。你在人家这好好干。”

崔永旺没有把几天前那条消息告诉父母。在他看来，被裁掉的可能性已经达到了80%。

五一复工第一天，5月6日，人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在钉钉上找到崔永旺，让他过去聊聊。崔永旺知道要谈什么，但还是强装镇定往会议室走，走在路上，身体抖了起来。坐下来之后，听对方把裁员结果说出来，身体还是抑制不住地颤抖。

“即使之前做了无数种心理准备，即使这个事情我已经知道是这样的结果，他跟我说完这个事的时候，我还是很难受。”崔永旺回忆道。

接下来谈到赔偿，也谈到离职手续，很多话崔永旺已经记不清了，脑袋是嗡嗡的。他只记得走回工位以后，整个人是恍惚的，眼前的东西像隔着一层透明的屏障。

裁员真正降落到崔永旺身上时，最难处理的并不是寻找下一份工作，而是“被裁”这件事本身。他脑子里冒出来的是一连串的人，“同事怎么看？前同事怎么看？朋友怎么看？过去在36氪不是干得挺好吗，怎么也被裁了？”

在他的理解里，这像一次不及格的成绩被公布了，“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其实，预感被裁员以后，他已经有所行动，而且拿到了下一份互联网大厂的offer，薪资还有一些上涨。

面对自己和公司的职场关系，崔永旺拿感情关系打比方，刚被一个人甩掉，正难受的时候，转头又来了一个条件更好的追求者，上一段关系留下的情绪还没来得及消化，新的光环已经把人眩晕了。

正式去这家互联网大厂之前，崔永旺第一次出了国，在外面玩了两个多星期。回来以后，6月22日，他正式入职。刚入职时，他和领导沟通得很好，工作之外偶尔也聊几句生活。临近转正答辩，气氛忽然变了。崔永旺记得，公司不少部门的转正流程很简单，有的只需要在线点一下申请，有的交一份材料就能过，轮到他时，却需要准备材料，还要参加线下答辩。身边同事反而比崔永旺更轻松，觉得只是个流程，平时活干得不错，不会有什么问题。

结果，9月，崔永旺收到试用期未通过的通知。2025年里第二次失去工作，而且这一次还多了一个“试用期没过”的帽子。最意外的甚至不是崔永旺，是周围同事。

“很丢人，很丢人。”他说。

五个月前在国企，他还能把裁员归结为大环境变化和公司调整。到了互联网大厂，试用期被辞退，意味着公司直接否定了他的个人能力。

第二次裁员留下的另一个深刻记忆，是赔偿。他提出要“N+1”。人力不同意，说没有赔偿。两个人来回争论的时候，崔永旺又开始发抖了。这次不是腿，也不是整个人发懵，他记得很清楚，是胸腔在抖，“我能感到我在发抖。”

五个月内，这是崔永旺第二次出现这样的身体反应。平日里，大公司有一整套维持体面的方式，同事客气，领导温和，开会商商量量，人与人之间甚至带着几分熟络。可到了清退环节，这些温情迅速失效。谈话、通知、交接、离开，每一步都有既定程序。一个人此前做过什么、并肩熬过多久，在这套程序里留不下半点痕迹。公司不需要愤怒，也不需要翻脸，只需要把流程走完。真正让崔永旺感到寒意的，恰恰是这种毫无波澜的决绝。

但这一次，他没有任人摆弄，他坚持和人力谈，坚持自己的赔偿要求。

9月22日晚上，僵持数日的拉扯有了最终结果。人力在沟通的末尾撂下一句话：“你的要求我们同意，但是明天就last day。”

崔永旺没有半分犹豫，回了一句：“当然可以。”

9月23日，成了他在大厂最轻松的一天。

崔永旺把这两次谈话称作过去八年职业生涯里“唯二两次”真正负面的正面交锋，此前更多时候，职场里的冲突无非是选题讨论、汇报和修改，很少直接落到“你得走了”这几个字上。

连续两次被裁以后，崔永旺处理“裁员”这件事的心态也变了。国企领导曾经替他把裁员说成主动离职，经历了大厂的裁员事件之后，他反而主动在朋友圈和公众号里讲，他是被国企和大厂裁员的，不是主动离职。

“说着说着你就觉得无所谓了。”崔永旺发现，真正盯着这件事的人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多，“说实话，真的也没有人那么关心你。”

但真正难停下来的，是身体里对原有公司权力关系的畏惧。2025年10月，崔永旺离开大厂之后，写了一篇文章，谈自己对这段工作经历的感受。文章写得很克制，他还是不踏实。此前离开国企时，崔永旺也写过一篇文章，随后，他接到公司的电话，要求删稿。

崔永旺说，那一刻“特别像一个做错事的学生”，不停地道歉，然后亲手把文章删了。

这次写完在大厂的经历和感受，崔永旺进入四川深山徒步。五天四夜没有手机信号，前领导也不可能真的联系上来，但崔永旺一路都惦记着，“文章发出去以后，领导会不会找过来，会不会又让删稿？”

同行的朋友听烦了，问了一句：“你都离职了，他能把你咋样？还能扣你工资吗？”

崔永旺听完觉得有道理。

走出大山，手机重新连上信号，他没有收到前领导的消息。

疾驰

“永旺，咱俩是不是还没谈工资呢？”

2017年7月，崔永旺大学毕业，入职北京一家体育传媒公司。公司只有20来人。正式入职一个星期，他每天照常上班，竟然一直没想起来工资还没谈，最后还是老板主动问起的。

崔永旺愣了一下：“哦，好像没有，那咱们再谈一下吧。”

月薪定在7000元。

这是崔永旺真正进入职场的第一年。办公室不大，人际关系也简单，老板和直属领导比他大四五岁，平时爱打球，经常带着他在北京四处找场子踢球、打篮球，像带小弟弟一样照顾他。从山西农村和山西农大所在地的太谷县城扎进北京，人生地不熟，球场上的汗水与饭桌上的照拂，给了崔永旺最初的落脚感。

但移动互联网红利正盛的当口，新媒体的分工很现实，公司里大概十个人合力负责一个大号，崔永旺一个人负责一个小号。同事跟他说：“你就爱折腾，这小号给你吧。”

崔永旺憋着一股野劲在后台倒腾，从找选题、写稿、排版，一个人全包。2018年3月的一天，他在那个不起眼的小号上敲出一篇文章，手指点下确认推送键。后台的阅读数字一路往上蹿，径直冲破了六位数，页面左下角的阅读人数为“100000+”。2018年，是微信流量正盛、爆款文章层出不穷的年代，十万加文章是新媒体行业里星光闪耀的代表性作品，盯着那个数字，崔永旺胸口起伏，那是他北漂以来首次高光时刻。

然而高光没撑过两个月，现实迎头砸了他一记闷棍。

2018年5月，赶上北京租房市场的乱局，崔永旺碰上了黑中介。对方手段凶狠，短短一周时间，连续骗走了他一万四千块钱——整整两个月的工资全搭了进去。刚满23岁的崔永旺站在出租屋里，兜里空空荡荡。那时候，他连报警都不知道，更不敢跟远在山西农村的家里人说，对朋友、同事也守口如瓶，谁都没提。身边不少北漂青年因为被黑中介骗得心灰意冷，转头收拾箱子就离开了北京，崔永旺心里难受，但没动过半分离开的念头。

△早年，崔永旺在北京的出租屋

他在心里扔下一句话：“这个事以后一定是个笑谈而已。”

他转身跑去银行柜台办了一张信用卡，把透支出来的现金额度垫进了那个一万四的窟窿里，第二天照常挤上地铁去上班。

周末一大早，他常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长跑，在中科院读研的本科同学陪着他。两个年轻人迈开大步在跑道上狂奔，夜风从耳边刮过，脚底板拍打着塑胶地面。那时，“双创”潮的热度尚在，互联网创业的神话传遍大街小巷，崔永旺觉得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嘴里常念叨着“秒天秒地，谁都不怂”。

崔永旺也不避讳那股狂劲。他想往高处走，想证明给所有人看，“我是厉害的”，证明一个二本院校走出来的毛头小子也能在北京闯出名堂。大学四年憋着的那口气没有散，到了北京，反而找到了可以使劲的地方。移动互联网也正好给这样的年轻人准备了一套清楚的计分方式：阅读量、粉丝、职位、工资，每一个数字都能往上跳。学历写在简历上，很难改变；10万加显示在后台里，第二天就能看见。

在第一家公司写出几篇十万加后，2018年7月，工作满一年的崔永旺收拾桌子离开了。当时，新媒体培训热潮席卷行业，他冲着圈里做培训小有名气的粥左罗，跳槽去了做新媒体培训的插座学院。办完入职手续坐下来他才得知，粥左罗早在当年的三四月份就已经离职走人了。

崔永旺没有后退，反而是留下来沉心磨练访谈、编写与排版技能，把新媒体的业务方方面面打磨了一遍。在插座学院期间，他的上司见他办公设备不行，劝他买电脑就要买最好、最新款的。崔永旺手里其实没多少积蓄，但他听了劝，联系了一位在澳门上大学的初中同学帮忙代购，咬着牙划出去一万来块钱，提回一台2018年最新款的深灰色MacBook Pro。机身泛着冷光，触控板上方带着发光的触摸条，他把两只手搭在键盘上，指尖顺畅地敲击下去，心里升起一股极强烈的愉悦与踏实感。

“这是我过去将近10年，买的最值的一样单品了，就没有之一。”崔永旺说。

在插座学院工作到2020年3月，崔永旺心里那股野劲又冒了头。他觉得要做新媒体，就必须扎进更大的大平台里。他把那台MacBook Pro装进背包，推开了36氪的大门。

这一坐就是整整三年。那是中国创投行业与科技媒体烈火烹油的阶段，新媒体是一台永不熄火的庞大机器，微信公众号36氪一年365天从不停更，哪怕是大年初一、五一节、国庆节，也在连轴转，大部分时候，一天要推送三次。

每天清晨的“8点15分”头条早报是一道死命令，到了钟点必须分秒不差推出去，绝不能“开天窗”。前一天，轮班编辑会排出一版大样，最后一道关卡由崔永旺把守。早晨7点15分，闹钟在枕头边炸响，他翻身爬起来，凌晨几个小时里刚发生的消息、大洋彼岸的美股异动，必须在这个早晨紧急塞进大样里。他改导语、调格式、校对数字、定标题，眼睛被屏幕刺得发酸。8点15分一到，打开手机微信扫码确认推送，他才能长舒一口气。

三年里，崔永旺每天早晨睁眼就是干活，几乎没有休过一天完整的节假日。他却不觉得难熬。他甚至强调，那时候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靠着这股拼命的劲头，他很快在公司内部升职加薪。他记得，自己一度是同级别里年纪很轻的员工。经手公众号期间，账号净增约150万粉丝，广告变现业务跑在行业最前沿。

△在36氪期间，崔永旺在工作

创投圈的名利场水深浪急，热钱涌动，上市敲钟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36氪也把崔永旺带到了中国创投行业的前排。大量创业公司、融资消息和访谈机会从身边经过。有人劝他，既然能接触那么多一线信息，可以买点股票。

崔永旺一次都没碰过。直到离开那天，他连一个股票账户都没开过，A股、港股、美股一概不懂，唯一碰过的只是支付宝里随时能申赎的零钱基金。

在喧嚣的名利堆里，工作上的闯劲儿和金钱上的谨慎，同时出现在崔永旺身上。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反差，觉得可能和家庭以及过去的经历有关。别人把一线信息理解成赚钱的机会，他更习惯把它们变成选题和稿子。

到了2022年底，互联网流量红利逐渐见顶，狂飙突进的时代慢慢降温。崔永旺发觉，自己已经把10万加文章的所有机关摸透了。

“什么样的选题能10万加，什么样的标题能10万加，什么样的字眼能10万加”，崔永旺说，“那会儿对10万加完全没有感觉。”

移动互联网最吸引崔永旺的地方，曾经也是这样的。它把工作变成了一场不断刷新数字的比赛。阅读量涨了，粉丝涨了，职位跟着涨。年轻人只需要盯着下一组数字往前冲。可一旦掌握了数字背后的操作规律，比赛就突然变得乏味了。再往前走无非是做总监，每天面对的依然是选题、流量与模式化的重复生产。崔永旺第一次发现，过去几年拼命追赶的这套新媒体工业体系，再也无法给他提供新的刺激。

“翻来覆去也就这样了。”他心里反复冒出这句话。

另一个梦却浮了上来。崔永旺想去一家真正的大公司。公司名字要足够响亮，收入更高，工作更稳定，最好说出来父母也知道，亲戚朋友听了也会觉得不错。对于一个从山西二本院校走到北京的年轻人来说，大公司仍然代表着一种清楚的抵达。大学没能拿到的名校光环，似乎可以在工作以后，用一张更体面的工牌补回来。

2023年3月，北京刚过完冬天，风里还有些凉意。崔永旺收拾工位上的东西，拔下充电线，合上MacBook Pro，装进包里，办完离职手续。走出朝阳区俊豪中央公园广场，三年，一千多天，到这里结束。

10万加的梦已经做完了。崔永旺准备去做另一个关于大公司的梦。

下一站，国企。

二本突围

2013年，盛夏之末，崔永旺进入山西农业大学，读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学校坐落在太原盆地的晋中市太谷区，校园外是耕地、平地和农庄，向东望去，是延绵不绝的太岳山脉。学校以农科见长，没有新闻专业，连汉语言文学这类相关专业都少，真正填满崔永旺大学生活的，反而是课堂之外的校园媒体。

大一入校，崔永旺做了一个看似随意的选择，加入了校园生活广播站。站在2026年往回看，他说：“这是过去十年中最重要的决定。”

进了广播站以后，很多东西都不会，只能跟着上一届的学长学姐学。从找选题、写稿子，到录音、剪片子，都是一点一点带出来的。四年里，崔永旺把访谈、编辑、播出摸了个遍。

他碰上了一个剧烈的时代变化——移动互联网崛起，全国宣传系统都在进行媒体改革，高校宣传阵地也正从线下往手机屏幕迁徙。2013年，微信公众号刚兴起，他靠着在广播站练出的笔头功夫，顺理成章地接手新媒体运营。而这里，对于已经拥有固有权力地盘的老人来说，还是一块新鲜的权力真空地带，适合新人建立属于自己的地盘。

于是，几年间，从山西农大官方公众号、校团委公众号，到广播站自己的账号，再到中国（山西）高校传媒联盟的账号，崔永旺和同学陆续接管过来，许多账号由他担纲主要负责人。

坐在太谷的电脑前敲字时，他总把目光往外探，与同龄人之间的隐形竞赛从没停过。

高中同学里，有人考进清华大学，另一名女生复读一年后则去了北京大学。大学四年，崔永旺没有和那位清华同学见过一次，连微信都没有，却时不时拿对方作参照。同一个县城，同一所高中，四年以后、十年以后再坐到一张桌子上，还能不能聊到一起？差距会不会越来越大？这个问题一直悬着。

一根网线和一个公众号后台，给太多太谷大学城里的年轻人凿开了一条缝隙。

入学没多久，崔永旺通过校园媒体接触到中国（山西）高校传媒联盟。它背后连接着一个更大的网络。2008年，中国青年报社联合国内63所高校发起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到崔永旺入学的2013年，已经有425所签约理事高校、近2000家会员媒体。联盟常年组织全国范围的大学生记者训练营和各地采风，去油田，去边疆，也去不同城市探访。

对崔永旺来说，这是除了互联网之外，大学里唯一一扇通往外面的全国性窗口。全国校媒群里不时冒出各地采风的报名通知，新疆、贵州都在其中。崔永旺尤其想去新疆的油田，一直没能成行。可光是看着那些通知，已经足够让崔永旺知道，太谷之外还有一个大得多的世界。

命运拐弯的时候，连个招呼都没打，纯粹是一次近乎莽撞的截和。

偶然得来的机会让崔永旺挂上了中国青年报体育部的线上实习工牌。整整两年多时间，他没见过报社老师一面，全靠线上对接。他负责编辑中青报旗下的公众号“中青体育”，每天等前方记者把稿子传过来，他就把长文拆解、调整字号、裁切配图、发布推送。

干熟了运营业务，他不满足于只做个排版小编，在聊天框里给北京的老师打字：“老师，能不能让我做一些采访？”

老师答应了。

老师给崔永旺开了一份正式采访申请函，访谈对象是国家体育系统的一位负责人，话题涉及青少年体育。访谈通过电话完成。多年以后，崔永旺还留着那份访谈提纲和申请函。

这通电话改变了崔永旺对自身位置的判断。一个二本农林院校的食品专业学生，没有新闻科班背景，从没去过北京，却第一次以媒体实习生的身份完成了一次正式的权威访谈。崔永旺说，在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的学生看来，这或许稀松平常；放在太谷，对他却是“莫大的鼓舞”。

大学四年，崔永旺陆续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三四篇文章。第一篇见报后，身边的人劝崔永旺赶紧存起来。崔永旺拒绝了，“我如果存下了以后，就代表它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如果我不存，我觉得日后它就是一个琐碎平常的东西。”

△2014年4月24日，崔永旺在《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二本、县城、非科班，都是甩不掉的现实。崔永旺也不去琢磨怎么抹掉它们。他找了一套更实际主义的规则：稿子见报了，采访拿下了，活干漂亮了，这就够了。去争那些名校头衔，远不如把事做成来得踏实。

临近毕业，摆在面前的现实不再只是几篇稿子，崔永旺不得不为下一步寻找出路。

因为喜欢体育，本科又读食品质量与安全，崔永旺报考了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研究生，希望把饮食营养与体育兴趣接起来。初试成绩揭晓，没过线。更现实的问题随即出现，崔永旺甚至不知道什么叫秋招、春招，也不熟悉正常大学生找工作的节奏。去学校招聘摊位转过一圈，没有找到想做的工作。

2017年3月，崔永旺去到北京一家体育传媒公司实习。办公室是一间局促的开间，十几张桌子拼凑在一起，崔永旺拉开其中一张椅子坐下，每天两手按在键盘上疯狂赶稿。

干到5月份，崔永旺着急回学校准备毕业事宜，便承诺老板：“我7月份毕业肯定会回来的。”

偏偏在毕业前，中国青年报的老师又联系过来，提到报社有一个编制空缺，建议崔永旺可以参加公开考试试一试。崔永旺已经在线上实习两年多，这条路并不陌生。他知道，报社工作稳定，甚至可能解决北京户口。与此同时，和崔永旺同一批做校媒的人里，不少伙伴已经留在了各大报社。

崔永旺纠结了很久，还是推掉了。一来，20岁出头的他心高气傲，不想过那种一眼望到头的稳定日子；二来，他已经给实习公司的老板许下承诺，“我总觉得答应人家了再反悔不太好”。

2017年7月，大学合上尾页，崔永旺一头扎进北京的盛夏里，就此卷入了这座庞大城市日夜不歇的洪流之中。

原动力

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崔永旺是由自己的奶奶一手教大的。奶奶原来是村小学的校长。崔永旺上小学时，奶奶已经退休，为了教孙子，又返聘回了学校。奶奶性格极要强，年轻时读书就要强，做老师以后拿过不少省里的奖。在这所村小学里，奶奶有威望，也非常疼这个孙子。

被长辈护在身后的经历，在漫长的岁月里慢慢长成了一处庇护的原型。那是崔永旺对安全感最初的体验，此后许多年，无论在学校还是步入社会，潜意识里总在寻找能替自己遮风挡雨的依托——体制的编制、大厂的声望、居高临下的权威，仿佛都是当年那道身影在成年世界里的回响。

受到庇护的同时，无形中也背上了一道自证的契约。

奶奶疼孙子，要求也严苛，认准孙子应当成为学校里拔尖的学生。崔永旺很想拿第一。为了考出更好的分数，奶奶常会提前找来同类型的题圈画讲解。题型见得多了，次日再进考场，落笔便容易得多。

奶奶是在崔永旺2009年读初二时离世的。

奶奶不在以后，成绩的压力没有跟着消失。崔永旺记得，身边人知道他从小成绩好，也知道他是奶奶教出来的孩子。到了高中，成绩掉下来，问题也跟着来了，小时候不是一直名列前茅吗，怎么到了高中考成这样？

依靠外力的捷径，到了高中逐渐失效。

崔永旺就读的高中推行“衡水中学模式”。初中一个月考一次，到了高中，考试缩短成一周一次。白花花的卷子一张接一张铺满课桌，频密到连找答案都来不及。崔永旺后来拿旧事开玩笑，答案就算摆在眼前，恐怕也救不了日夜不歇的流水线。

丢失的体面，被他一股脑倾注进了班级事务中。当选班长后，他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处理班务，试图用讲台上的威信和忙碌，填平试卷留下的窟窿。

高中毕业后，崔永旺去了太谷，又去了北京，生活不断往前赶。岁月悄无声息地拔高了他的身量，本以为旧事已经沉底，奶奶却总在毫无防备的节点，重新撞进他的命轨之中。

2023年，崔永旺做过6次心理咨询。正式咨询前，有一次半小时左右的视频预咨询。谈话中提到奶奶，崔永旺突然哭了起来。没有预兆，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会哭成那样。到了第一次正式咨询，再次谈到奶奶，他又哭了。

多年以后，崔永旺重新审视旧事，主动翻开那些不那么体面的褶皱。从小学到初中，习惯了找答案，也习惯了寻找捷径。长辈的庇护与严苛缠绕在一起，一边指引着走向外面的天地，一边也将“交出满分答卷才配得到认可”的焦虑刻成了某种生存本能。唯有争到前列，似乎才能守住身后的依靠，证明立足的资格。

“这是很多事情的一个源泉了。”崔永旺说，“奶奶曾是我心里最坚固、最牢不可摧、最不怕被人欺负的一块力量，如今，成了我心底最最柔软的一段岁月，一段记忆。”

写作与饭局

访谈进行到两个多小时，崔永旺发来一张照片。

画面里是一台2018年买下的深灰色MacBook Pro电脑。八年过去，键盘上的A键、I键和Command键已经磨损得很厉害，黑漆都掉了。A键为什么磨得快，崔永旺大概能解释，工作时经常需要按Command和A全选文字；I键为什么也磨成这样，崔永旺自己也说不清楚。

这台电脑从插座学院用到36氪。去了国企和互联网大厂，公司不允许使用个人电脑，MacBook Pro才退出日常办公。崔永旺仍然觉得，这是近十年买得最值的一件电子单品。只要双手放到键盘上，写一阵，注意力很快就能沉进去，像拥有魔力一般。

△崔永旺正在使用的电脑，MacBook Pro

2025年12月1日，崔永旺重新把公众号捡了起来。不上班以后，一天忽然空出很多时间，崔永旺需要给生活找一个“抓手”，最后还是选择写东西。长的五六千字，短的千把字，到2026年9月，陆续发了400多篇。

写长一些的文章，崔永旺习惯带着电脑去图书馆。家里很难写进去，地铁上偶尔能记一小段，到了图书馆，找个安静的位置坐下来，手搭上那块已经磨旧的键盘，才容易沉进去。崔永旺把这种感觉形容得很具体，“像冥想一样”，人会慢慢进入一种心流。

写的内容也没有固定答案。崔永旺曾经很喜欢看方法论，别人怎么从普通员工做到年薪千万，一个人做对了哪几件事，怎样写作，怎样实现跃迁，这类书和文章看了很多。重新写公众号以后，崔永旺反而很少再看。困顿没有解决，可以写困顿；心里摇摆，可以把摇摆写下来；焦虑还在那里，也不必急着总结出一个办法。

有一次，崔永旺在图书馆坐了一下午，一口气写了6000多字。最后一个字敲完，电脑“啪”地合上，崔永旺第一反应是“通畅了”。文章发出去以后，有没有人点赞，有几个人看，反而排到了后面。写作先成了一次自我梳理，很多在脑子里转了很久、始终说不明白的东西，落到纸面上才慢慢有了形状。

文字敲出来，文章发出去，一群人向崔永旺走过来。

2026年，崔永旺建起一个想了八年的读者群。凑满500个人并不困难，把二维码往朋友圈一放，一周可能就满了。崔永旺没有这么做，申请者要先填一份问卷。崔永旺觉得，填问卷的心理成本甚至比交99元、399元更高，愿意认真填下来的人，至少真的读过那些文字，也愿意留下来。最后，群里有200多人。

这个群没有规定不能谈公共事件，大家却很少谈，更多时候说的是自己的生活。一名读者很少向家人和朋友说起抑郁症经历，却愿意在200多个大多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面前，把这段经历详细讲出来。崔永旺对此也觉得奇怪，“我其实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屏幕里的关系又慢慢走到了饭桌上。过去一年，崔永旺去了八九座城市，和读者吃了十几场饭。费用AA，没有嘉宾，也没有设计什么流程。晚上七点，大家坐下来，从崔永旺右手边第一个人开始，依次做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常常很快就不再像自我介绍。参加者此前大多互不认识，也很少有人主动讲赚多少钱、职位多高。有人说工作，有人说家庭，也有人说起平时很少告诉别人的事情。有人讲着讲着掉下眼泪，桌上的人就坐着听。一个人讲完，轮到下一个，一圈转下来，好几次已经到了晚上十点半。餐厅里的客人散了，这桌人还坐着。崔永旺说，这是参加过“最真诚的饭局”。

崔永旺也从这些饭局里重新理解了“真诚”。真诚很难做成一个标签，也没办法靠一句“我是个真诚的人”证明。两个人真的坐到一起，对方愿不愿意把戒备放下来，愿不愿意说那些难以启齿的事情，彼此都能感觉到。AI发展很快，Claude、ChatGPT不断更新，崔永旺对此很少焦虑。在崔永旺看来，人面对面交流时产生的东西，很难被屏幕完全替代。

写作把目光收回来，社群让一些陌生人靠近，饭局又把屏幕里的名字变成坐在桌边的人。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崔永旺慢慢确认了一件过去没有认真想过的事。和人坐下来聊天，让对方放下戒备，愿意谈隐私、痛苦和难开口的问题，是崔永旺身上一直存在的一种能力。崔永旺把这种与人沟通、连接的能力称作自己的“天赋”。

访谈快结束时，我问崔永旺，想要的东西找到了吗？

崔永旺想了一会儿，觉得“找”这个字并不准确。那些东西或许早就在身体里，并不需要从外面找回来，只是需要慢慢发现，看见，然后承认。

崔永旺说了四个字，“本自具足”。

这四个字也没有解决所有问题。公众号能不能写十年，崔永旺不知道；人与人连接的能力怎样变成稳定收入，也还没有找到路径。朋友问过一句，公众号能不能一直写十年，崔永旺听完也想了很久。

访谈临近结束，那台MacBook Pro还摆在面前。八年前买下的时候，键盘还是新的。八年以后，三个按键已经磨掉了一块，崔永旺仍然把手放在同一块键盘上，一篇接一篇地写。机器没有换，写下来的东西已经换了。

“我不梦了”

离开任职过的公司以后，崔永旺经常在梦到自己又回去上班了，而且，总能梦到领导还在给他安排工作。

崔永旺在梦里胸口发堵，猛地惊醒，才发觉自己平躺在家里。这个梦反复出现过许久，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有一夜凌晨三四点，崔永旺醒过来，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脑子里转到了几个职场中让他不如意的人身上。

一个念头毫无预兆地冒了出来：“要不把他们的微信删了？”

他在北京工作9年，通讯录里的联系人加了一个又一个。领导、同事、同行，从没有人主动去删。哪怕离职散场，人人心底也总留着同一句盘算：“万一以后用得上呢？”

崔永旺此前也一直这么想。万一哪天求人办事呢？万一以后在哪场活动上重新碰见呢？对方要是发现被删了，自己该怎么交代？

躺在漆黑的屋里，他把这些顾虑挨个过了一遍，最后反问了自己一句：“真删了，天会塌吗？”

天肯定塌不了。

第二天清晨醒来，崔永旺没有立刻下手。手机照常拿在手里，通讯录翻开，那几个名字依然稳稳停在列表里。白天光线一亮，凌晨想通的道理又开始打架。他犹豫了整整一天。

直到傍晚，崔永旺才划开了微信通讯录，挨个点开主页，按下删除，确认。一共五个人。

删完，手机屏幕熄灭，屋里静悄悄的。

崔永旺想，真到了哪天要求人办事，或者在哪撞见了，大不了重新把微信递过去。对方愿意加就加，不愿意就算。对方要是当面问起微信怎么没了，也没什么好遮掩的：“我当时就是删了啊。”

过了一段时间，崔永旺才注意到，那些反复把人拖回原公司的梦，很少再出现了。崔永旺自己也说不准两件事之间有没有关系，只记得删掉那几个人以后，“好像后来就没有怎么梦见领导那些梦了”。

停下工作的这段日子，崔永旺常用高速公路形容自己的处境。这个比喻来自一次与ChatGPT的对话。二本毕业，去小公司，进插座学院，再到36氪、国企和大厂，升职、加薪，一路往前赶，一段工作接着一段工作，像一辆长时间跑在高速上的车。身边的人开到120公里，崔永旺会想着开到150公里。速度很容易比较，也很容易让人知道自己排在哪里。

两次离职把这辆车停了下来。崔永旺把自己想成服务区里休息的人，匝道上的车还在往前跑，过去一起工作的朋友也在各自的路上。停得久了，很难完全不着急，很难不会怀疑是不是已经落后，甚至担心休息时间越长，重新追上去越难。

“那你是怎么看到这种所谓的梦幻破灭了呢？”我问。

“我从来没有觉得是梦破灭了，也不是说小时候一直追着那些东西，最后发现是个泡沫。”崔永旺说，“如果命运再往回转，我还是会去追那些东西。之前的生活方式没有错，也不是虚无的、假的。我只是换了一种生活方式，那条路上仍然有无数人在走。”

那些年得到的东西并没有因为离职失去意义。工资真的涨过，职位真的升过，大公司的门也真的走了进去。只是人在高速上跑得太久，目光很容易只剩下前面那辆车。快一点，再快一点，超过一个人，再去追下一个人。直到车停进服务区，崔永旺才第一次有机会从速度里抬起头来，想一想这辆车究竟要开到哪里。

“我们的人生目的不是跑高速。”崔永旺说，车总要开往一个地方，可能在城市，也可能在田野，有时候沿着高速走得更快，有时候拐进一条小路反而更近。

真正困扰崔永旺的是，过去很长时间里，速度本身几乎代替了目的地。

“以前那个目的地是一张满分的答卷。”他说。

离开学校以后，答卷换了很多种形状。工作做得好不好，工资涨了多少，去了哪家公司，这些东西依然可以给出一个相对清楚的结果。车停下来以后，那个清楚的结果反而不见了。

我问崔永旺，目的地找到了吗？

他答：“我不知道清晰的那个目的地是什么，此刻我确实不太知道。”

这种“不知道”没有因为不上班自动消失。另一种熟悉的答案甚至很快就摆到了面前。崔永旺的一位朋友也经历过大厂辞职，刚离开公司时，父母天天催着找工作。朋友转去做自媒体，慢慢做出成绩，一个月能接不少商单，再把收入拿给父母看，家里也就不再担心。朋友拿这套经历劝崔永旺，让崔永旺也赶紧把自媒体做起来。

崔永旺听完有点懵。

“这不又回到过去的路径了吗？”他向我感叹。

这句话让崔永旺想到的不是自媒体本身，而是那个熟悉的证明过程。考试成绩好，父母觉得孩子争气；去了知名大公司，家里也觉得工作不错。离开公司，再拿粉丝和商单证明生活没有变差，证明题其实还在，只是答案换了一种解题方法。

访谈中，崔永旺几次提到一个“洞”。

“这个‘洞’是什么？”我问。

“自从2023年我去国企以后，我明显感觉内心有个东西特别空，就是内心有特别大的空虚，怎么填都填不满。”崔永旺说，“现在有个词叫大厂空心人，就是感觉心里头空洞得不行。”

工作忙起来的时候，很容易拿新的东西往里面填，职位、收入、公司的名字都可以，自媒体同样可以。粉丝做到一百万，一个月赚十万，甚至更多钱。可无论塞进多少世俗的胜券，那个坑始终深不见底，风一吹，还是透骨的虚张声势。

绩效狂奔的路其实清清楚楚，崔永旺却没有急着把油门踩下去。他不停地走出办公室，走出家里，走向旷野，就是为了换一种生活方式。只有彻底在绩效主义的机制中停下，他才在漫长的空窗期里转过念来，世上本就没有什么非填不可的洞。

讲起离职一年来的转变，他打了个比方，从“洞”的逻辑转向了“水”的逻辑。

水在天地间流淌，从不起心动念要去填满哪处沟壑。它遇方则方，遇圆则圆，碰到断崖就跌成飞瀑，行至洼地便聚作一池清漪，顺势而流，各得其所。那不是被动的认输，而是一种不再与虚妄较劲的自如。

心境顺了，纠缠他大半辈子的那场执念，也在暗处悄悄松了绑。潜意识比清醒时的理智更早觉察到这种释然。

2026年7月19日凌晨，崔永旺躺在床上，又做了那个关于高考的梦。

梦里，崔永旺坐在教室里，侧目看见了与他一样的考生，也见到了主考官。

考试正式开始，崔永旺起身，抬腿向主考官走过去，停下，说：“我不梦了。”

话毕，转身，崔永旺大摇大摆地走向考场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