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陈荣力
对父亲离休后固执地回老家定居的举动，好长时间里我都未能理解。
父亲的老家是浙东四明山区一个古朴的小镇。刚满16岁，父亲就参加了四明山区的“三五支队”(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主力)。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从绍兴军分区转业后，又在家乡小镇的供销社工作了一阵子。也是在这段时间，父亲认识了母亲，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在绍兴军分区，父亲开过一段时间的苏式嘎斯汽车，也算是新中国的第一代驾驶员。因为这个专长，父亲被调到我后来出生的毗邻杭州湾的一个镇子，在一家棉花加工厂里专门侍弄我们称作“马达”的柴油发动机。此后，父亲在这个镇子待了近40年。
父亲是上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个秋天离休的。第二年的春节，父亲把我们几个子女叫拢开了个会。“我同你们商量个事，我和你们妈准备回老家定居。”父亲也不说理由，一开口就是结果，我们都目瞪口呆。
“回老家定居？房子呢？”祖屋在1958年的那场大台风中倒塌以后，老家已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前几天我去了一趟老家，已看好了一处房子。这边厂里宿舍退掉可发3000元安家费，我们自己还有点积蓄，你们再凑点就够了。”父亲说是商量，其实像通告。
这年的秋天，父亲正式告别生活工作了近40年的镇子，回到家乡四明山区定居。从山头到海头，又从海头回到山头，我不知道这是叶落归根，还是老树新生？
一次节假日，我和妻子、女儿去看父母。父亲只陪了我们半天，就拎着那只大号茶瓶出门了。
“父亲好像挺忙的？”我问母亲。“也只有你们回来，他在家才待得牢。平日里拎着一只茶瓶，整天不见人影。”“他在忙什么？”“忙什么？串门、聊天、做‘老好人’。”“父亲还会做‘老好人’？”“他呀，今天给西家送几片感冒药，明天帮东家调停矛盾纠纷。还牵线做红娘，凑成了好几对呢。”母亲的口气像是抱怨，又透着几分欣赏。
此后去看父母，不到吃饭点，依然难得看见父亲。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一是经常有人来父母家串门，不少还揣着几颗鸡蛋、拎着几只番薯或一把田里刚拔的蔬菜。二是镇上的人几乎都认识父亲，叫他“老陈伯”，连我也差点脱口而出叫他“老陈伯”了。
父亲不仅自己给乡邻帮忙，他办不了的，还让我来帮。终于有一回，我不耐烦了，抱怨说：“又不是我们自己家的事，您管那么多干吗？”父亲脸上有点挂不住，只讪讪地说：“邻里乡亲的，好帮就帮一把。”
沉默之后，父亲向我讲了一件事：“我参加‘三五支队’半年后，部队就北撤了。我年纪小，又不是一线战斗人员，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跟部队北撤，二是留在当地参加敌后斗争。当时家里还有60多岁的祖母和12岁的妹妹，我选择留了下来。那几年可真是苦啊，晚上就睡在山洞、草棚、破庙，吃的、穿的都是附近老百姓勒紧裤带给我们的。有好些我还记得名字，可惜不少都不在了。”
平复了一下情绪，他又说：“我回老家，一是舍不得家乡，总觉得在这里生活踏实自在；二是趁着还能动，为邻里乡亲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恩情咱得报啊。”
父亲是回老家定居后的第十二个年头走的。父亲弥留之际，很多街坊邻居来看父亲，镇上卫生院的医生也守在父亲床边。
人到暮年，本是收获的秋天，可父亲让我知道，秋天也像在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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