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国后期为何总靠魏国降将撑场？本土将领只有一人真正脱颖而出

景耀六年冬，阳安关。

关口守将傅佥发现副将蒋舒已率部出城，城门洞开。

魏将胡烈的军队从敞开的关门涌入。

傅佥没有退路，他提兵迎上，格斗而死。

阳安关是汉中通往蜀中的咽喉。

这道关口一失，钟会的十万大军便长驱直入。

而傅佥，是蜀汉后期为数不多战死沙场的本土将领。

他的父亲傅肜，四十一年前在夷陵之战中为刘备断后，面对吴军劝降，骂了一句“吴狗！

哪有投降的汉将军”，奋战至死。

父子两代，同一种死法。

蜀汉朝廷曾称赞傅家“奕世忠义”。

但傅佥的死，不只属于他一个人。

景耀六年（263年），蜀汉灭亡时，官方统计的户籍数字是：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

把军队和官吏加进去，蜀汉的全部人口不过一百零八万。

同一时期，曹魏的人口接近一千三百万。

人口差距在十倍以上，人才基数自然也是十倍以上的差距。

蜀汉后期真正能撑住军事局面的将领，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人。

而其中三个最重要的——姜维、王平、夏侯霸——全部来自曹魏阵营。

本土出身的，只有一个傅佥。

傅佥的“战绩封神”，封的是悲壮。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定军山。

黄忠阵斩曹魏征西将军夏侯渊。

夏侯渊的次子夏侯霸当时三十岁左右，从此“常切齿，欲有报蜀意”。

这是杀父之仇。

三十年后，夏侯霸却逃进了蜀汉。

嘉平元年（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诛杀曹爽及其党羽。

夏侯霸素来与曹爽关系密切，又与新任征西将军郭淮不和，自知在魏国待不下去了。

他从陇西出发，往南逃向蜀汉。

一路险阻，在阴平迷失道路，粮尽，杀马充饥，脚也走破了，躺在岩石上，派随从找路。

蜀汉方面得知消息，派人把他接了进来。

刘禅见到夏侯霸，指着自己的儿子说：这是夏侯家的外甥。

夏侯霸的堂妹是张飞的妻子，张飞的女儿是刘禅的皇后。

因为这层姻亲关系，刘禅对夏侯霸厚加封赏，任命他为车骑将军。

杀父之仇，抵不过政治逃难。

而夏侯霸给蜀汉带来的，不只是他个人的战力。

他原是曹魏的讨蜀护军、右将军，长期驻守陇西，对魏国西线的军事部署了如指掌。

他降蜀后，姜维立即向他询问魏国政事。

夏侯霸说：司马懿刚刚夺取政权，正在经营自家门户，暂时顾不上对外征伐。

但有一个叫钟会的人，将来必是吴、蜀的忧患。

这番话在十五年后的灭蜀之战中应验了。

钟会正是率军攻入汉中的魏军主将。

延熙十八年（255年），夏侯霸随姜维出征，在洮西大破魏国雍州刺史王经，“经众死者数万人”。

这是蜀汉后期最大的一次胜仗。

夏侯霸是“降将撑场”的典型。

他在曹魏已经做到右将军、讨蜀护军，封博昌亭侯，是西线防御的核心将领之一。

他的军事素养、对魏军体系的了解、以及在陇西的威望，都是蜀汉本土将领无法替代的。

而这样的人，只有魏国才培养得出来。

王平比夏侯霸更早来到蜀汉。

建安二十年（215年），巴西郡賨人首领杜濩、朴胡率部依附曹操。

王平就在这支队伍里，随他们迁往洛阳，被任命为代理校尉。

四年后，曹操率军与刘备争夺汉中，王平随军而来。

曹操战败撤退，王平投降了刘备，被任命为牙门将、裨将军。

王平的出身很低。

他生长于戎旅之中，“手不能书，而所识不过十字”。

但这个人有一个别人没有的本事：口授作战命令，让别人代为书写，条理清晰，“皆有意理”。

陈寿在《三国志》中给他的评语是“忠勇而严整”。

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派马谡守街亭。

王平是马谡的先锋。

马谡舍水上山，王平多次劝阻，马谡不听。

街亭大败，蜀军溃散，唯独王平带领的一千人“鸣鼓自持”，魏将张郃疑有伏兵，不敢逼近。

王平收拢各部溃兵，安然撤回。

这一战之后，王平被拜为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

诸葛亮后来组建了一支精锐部队——“无当飞军”，由王平统领。

但王平真正的“封神之战”，在十六年后。

正始五年（244年），曹爽率十余万魏军从骆谷攻入汉中。

此时蜀汉在汉中的守军不足三万。

诸将都建议固守城池，等涪城的援兵。

王平否定了这个方案：“援兵太远，放敌入关必为祸。”

他派护军刘敏领兵据守兴势，多张旗帜，绵延百余里，自己率军在后，防备魏军分兵从黄金谷来攻。

魏军被阻于兴势，牛马骡驴多死，兵疲意懈。

费祎从成都率援军赶到，绕道占据三岭，断了魏军归路。

曹爽督军苦战，死伤惨重，逃回关中。

兴势之战，三万对十万，蜀汉完胜。

这一仗让蜀汉又延续了将近二十年。

而打这一仗的人，是四十年前从曹操阵营投降过来的巴西賨人。

傅佥的情况完全不同。

他的父亲傅肜是义阳人，属于荆襄集团。

傅佥算是“将门之后”，以父功拜为左中郎，后来升任关中都督。

景耀六年（263年），魏军三路伐蜀。

钟会率主力攻汉中，傅佥受命镇守阳安关。

他的副将是蒋舒。

蒋舒原本是蜀汉武兴督，朝廷认为他不称职，把他调到阳安关当傅佥的副手。

蒋舒心中不满，早有降魏之意。

魏军来攻，蒋舒对傅佥说：我出城迎战。

傅佥信了。

蒋舒一出城，就向魏将胡烈投降，胡烈趁阳安关防守空虚，从敞开的城门攻入。

傅佥格斗而死。

傅佥守关时，与他同守的还有蒋舒。

而蒋舒不是降将，是蜀汉自己的将领。

《三国志》没有记载傅佥说过什么话，没有记载他有任何动摇。

他只是死了。

司马炎后来评价傅佥：“蜀将军傅佥，前在关城，身拒官军，致死不顾。

佥父彤，复为刘备战亡，天下之善一也。”

晋武帝的这句话，承认了敌国将领的忠义，但也透露了一个信息：傅佥的事迹之所以被记录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死得壮烈，而不是因为他打过多少胜仗。

傅佥没有姜维的北伐战绩，没有王平的兴势大捷，没有夏侯霸的洮西之功。

他唯一的“战绩”，就是死守阳安关到最后一刻。

蜀汉本土出身的将领中，能在最后关头拿得出手的，确实只有他。

但傅佥的孤独，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蜀汉政权的权力结构从一开始就是失衡的。

刘备入蜀前，麾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荆襄人士为核心的班底。

入蜀后，又吸收了刘璋旧部组成的“东州集团”，以及益州本地的士族。

这三股力量中，荆襄集团占据最高层，东州集团次之，益州本土士族垫底。

蜀汉四任丞相——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全部是荆襄人士。

《三国志·蜀书》中列传的五十九人，荆州人士占了二十七人，益州本土只有十九人。

而益州人士担任的职务，通常是郡守、将军、谏议大夫，没有一个人进入过蜀汉的最高决策层。

蜀汉时期，没有一个益州人担任过丞相、大将军或录尚书事。

诸葛亮治蜀，对益州本土士族的态度是“笼络利用和戒备打击兼而用之”。

他任用了一些益州人，比如马忠、张嶷，但这些人始终没有被放到核心位置上。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推荐的留守人员——蒋琬、董允、费祎、向宠——全部是荆襄人士。

这不是诸葛亮一个人的偏好。

荆襄集团掌握蜀汉政权近四十年，他们对益州本土士族的防范是一种系统性的政治选择。

益州是大族林立的地方，如果放开让本土人士进入核心权力圈，荆襄集团的控制力就会被稀释。

所以整个蜀汉时期，益州本土人才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被边缘化了。

但边缘化不是傅佥问题的全部。

蜀汉的人才断层还有一个更残酷的原因：连年征战，死得太快。

蜀汉人口不到一百万，兵力长期维持在十万左右。

这意味着每十个蜀汉中就有一个人当兵。

诸葛亮五次北伐，姜维十一次北伐，每次出征都要抽调大量青壮年。

段谷之战，姜维被邓艾击败，“星散流离，死者甚众”。

洮西之战虽然大胜，但蜀军自身的伤亡也不小。

青年才俊要么战死，要么在基层就被消耗掉了。

而培养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将领，需要时间、需要战场历练、需要有人带。

蜀汉没有这个时间。

姜维身边能用的人，翻来覆去就是廖化、张翼、张嶷这几个老将。

廖化是襄阳人，张翼是犍为武阳人，都不是荆襄核心圈出身，但也都不年轻了。

张嶷在延熙十七年（254年）随姜维北伐时战死，又少了一个。

本土人才出不来，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益州士族不愿意为蜀汉卖命。

蜀汉的赋役很重。

诸葛亮治蜀“刑法峻急”，益州士族承担着沉重的负担。

而他们在政治上又得不到相应的回报。

这种“出钱出力但没话语权”的局面，让益州本土精英对蜀汉政权缺乏认同感。

谯周是益州士族的代表人物。

他早年就被诸葛亮任用为劝学从事，负责蜀汉的教育事务。

但他从来没有真正进入权力核心。

延熙二十年（257年），谯周写了一篇《仇国论》，公开抨击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政策，认为连年用兵“不恤民疾”，拖垮了蜀汉的经济。

这篇文章在蜀汉朝廷引起了轩然大波，但谯周并没有受到惩罚。

这说明到了蜀汉后期，益州士族已经有足够的底气公开表达不满。

六年之后，邓艾兵临成都。

谯周力劝刘禅投降。

他的话很有分量，因为他是益州士族的领袖，他代表的是一大批不愿意为蜀汉殉葬的本土精英。

蜀汉的灭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荆襄集团的政治遗产被益州士族主动放弃的结果。

回过头看傅佥。

他的父亲傅肜是义阳人，义阳属于荆州南阳郡。

傅家是跟着刘备从荆州入蜀的荆襄系。

傅佥严格来说不算“益州本土”，他是荆襄集团的后代。

但在蜀汉后期，荆襄集团的老一辈逐渐凋零，傅佥这一代已经和益州本土融为一体。

他守的是阳安关，死的是蜀汉的国土。

从身份认同上，他可以被视为蜀汉晚期“本土化”将领的代表。

但即便是傅佥，他的职务也只是关中都督。

他没有进入过蜀汉的决策层，没有参与过战略层面的讨论。

他的存在，更多是一个忠诚的符号，而不是一个能够改变战局的统帅。

姜维的情况则相反。

他是天水冀县人，原为曹魏中郎，参天水郡军事。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姜维归蜀。

诸葛亮对他极为器重，称他“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

诸葛亮去世后，姜维逐步接掌军权，最终官拜大将军，成为蜀汉后期的军事支柱。

姜维的北伐成绩并不好看。

十一次北伐，大胜只有一次——洮西之战。

其余大多是小胜或僵持，还有段谷之败和侯和之败。

但问题是，除了姜维，蜀汉没有人能扛起北伐的旗帜。

廖化、张翼这些老将只能当副手，新一代又没有成长起来。

姜维一个人扛了将近二十年，扛到蜀汉灭亡。

夏侯霸降蜀后，姜维问他魏国政事。

夏侯霸说司马懿正在“营立家门”，无暇外顾，但钟会将来会是吴、蜀的忧患。

这个判断的准确程度，说明夏侯霸对魏国内部权力结构的了解远胜蜀汉任何一位将领。

而这种了解，只有曾经在魏国核心圈待过的人才会有。

蜀汉的人才困境，本质上是“小国寡民”与“精英外流”的叠加。

蜀汉的人口不到魏国的十分之一，本来就出不了多少人才。

而仅有的人才中，核心岗位又被荆襄集团垄断，益州本土精英被排除在外。

姜维、王平、夏侯霸这些降将之所以能上位，恰恰是因为他们不属于益州本土，也不完全属于荆襄集团，他们在蜀汉的权力结构中处于一个“外来者”的位置，反而绕开了本土士族与荆襄集团之间的派系壁垒。

傅佥是例外。

他是荆襄系的后代，但以战功和忠义获得了认可。

可惜他获得认可的方式，是死。

阳安关失守后，钟会长驱直入。

姜维在剑阁挡住了钟会的主力，但邓艾从阴平小道绕过剑阁，直取成都。

刘禅投降。

姜维接到投降命令后，试图利用钟会与邓艾的矛盾复国，最终失败，被魏军所杀。

姜维死的时候六十三岁。

王平已经死了十五年。

夏侯霸也早已去世，具体年份史书没有明确记载。

傅佥死在阳安关，比姜维早几个月。

蜀汉的最后一战，守关的是傅佥，守剑阁的是姜维，在成都劝降的是谯周。

这三个人代表了蜀汉后期人才结构的三条路径：降将撑起了军事，本土士族选择了放弃，而傅佥——一个荆襄后裔、本土化了的将领——用死来证明蜀汉并非无人。

阳安关的城门打开时，蒋舒走了出去。

傅佥迎了上去。

关门在身后合拢，再也没有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