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难得见到出土的唐代月饼实物，历经一千多年保存完好

中秋的月光又一次铺满吐鲁番盆地的时候，阿斯塔那古墓群在火焰山南麓的戈壁滩上投下细碎的影子。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编号为230号的墓葬中清理积沙，毛刷轻轻拂过土层，一块圆形的土黄色面饼露了出来。

它安静地躺在一千三百年前的墓室里，直径6.5厘米，刚好是一个成年人掌心的大小，边缘完整，表面的纹路依然清晰。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文博副研究馆员孙维国后来在多次访谈中反复提到这件文物。

他说，这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唐代月饼式食物实物。

以小麦粉为原料，模压成型，烘烤制成，呈圆形，土黄色，其上的宝相花纹清晰可见。

饼面的纹饰精致得不像一件食物该有的样子。

正面中心是一朵八瓣莲花，莲心包裹着一枚圆形宝珠，外围环绕一周联珠纹，再往外是一圈菊瓣纹。

多层纹样叠在一起，紧凑而有序，便是隋唐时期风行一时的宝相花。

“宝相”二字出自佛教，意为佛像之庄严。

学术界一般认为，宝相花纹的母体可以追溯到先秦两汉时期的莲花纹，历经魏晋南北朝佛教艺术的传播与渗入，到隋唐时期，工匠们以莲花为基础，融合菊花、石榴、牡丹等花卉造型，经过艺术加工，形成了这种团窠式的抽象花卉纹样。

它既见中原审美，也见丝路沿线外来文化的影响。

孙维国在分析这块月饼的文化意义时指出，宝相花纹的出现，不仅是隋唐时期精神面貌的产物，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历史见证。

饼上纹样的寓意直白而美好，富贵吉祥，圣洁圆满。

唐人把好寓意印在食物上，然后吃下去。

这个习惯，一千多年后的人们依然保留着。

至于这块月饼里包的是什么馅，至今没有答案。

由于文物的珍贵和稀缺，不能进行破坏性取样，研究人员只能从同墓出土的其他食物来推测——馅里可能有枣、核桃、葡萄，也可能有其他果仁。

若按今日的口味来想象，它或许近似一枚五仁月饼。

这是一个永远不会被揭晓的谜，它属于一个叫阿斯塔那的地方，属于一座墓室的主人，属于一千三百年前某个中秋或有月无月的夜晚。

不过，这块月饼并不是阿斯塔那古墓群唯一让人惊叹的食物遗存。

在新疆博物馆隋唐时期展厅里，一组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的唐代食品文物常年陈列。

饺子、馄饨、花式点心、面卷、馕，琳琅满目地摆在一起，乍一看，会让人有种谁家的年夜饭端错了地方的错觉。

那些饺子的出土时间更早。

195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发现了它们。

饺子长约5厘米、宽1.5厘米，形如月牙，皮薄，内有馅，形状与今天的饺子基本相同，只是个头小了一些。

有的饺子被放置在灰陶小盌中，每盌各置一只，摆放规整。

考古人员还从编号301号的墓中发现了同样的组合，三只灰陶小盌排成一排，各盛一只饺子，像是一桌尚未开动的饭食。

饺子的历史远比唐代更为久远。

传说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从长沙告老还乡，看到百姓穷困潦倒、饥寒交迫，耳朵都冻烂了。

他发明了“祛寒娇耳汤”，将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药材包在面皮里，捏成耳朵状，煮熟后分发给病人。

为了纪念张仲景，后人按照“娇耳”的样子制作面食，在大年初一早上煮来吃，这便是饺子习俗的由来。

到了唐代，饺子已经是一种“天下通食”的食品，它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了西域，出现在吐鲁番居民的餐桌上。

与饺子同出的还有馄饨。

1959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了几个馄饨，质地为小麦面，长约3厘米、宽1.9厘米。

虽然看上去已经陈旧，但它们是中国乃至全世界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馄饨实物。

馄饨的历史比饺子更为古老。

《庄子》中有一则寓言，说世界开天辟地之前，有一个叫混沌的大神，没有眼耳口鼻七窍，整个人就是一团肉球。

后来有两位神给混沌凿开了七窍，世界方才出现万物。

学者叶舒宪认为，吃馄饨的礼俗与道家的创世神话密切相关。

据《食物志》记载，“馄饨，或作浑沌”；南北朝时期，《齐民要术》中称之为“浑屯”。

依据造字规则，“混沌”本是食物类，后来改换了偏旁，就成了“馄饨”。

馄饨与饺子在形状上有明显的区别：饺子通常呈半月形或角形，馄饨则更为圆润饱满，皮薄而包裹紧密。

在吐鲁番出土的实物中，这种区别依然清晰可辨。

至今，新疆吐鲁番、哈密地区的维吾尔族仍然称饺子为“扁食”，而喀什、和田等地的维吾尔族称馄饨为“曲曲儿”。

面点的阵容远不止饺子和馄饨。

在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食品中，还有各种花式点心。

梅花式点心、菊花式点心、四棱式点心、四瓣花纹点心、八瓣花纹点心，以及叶形面点、筒形面卷等，均以小麦粉为原料，采用捏制或模压制成。

新疆博物馆研究馆员阿迪力·阿布力孜在介绍这组文物时指出，点心形制上流露出中原地区的风格，比如梅花和菊花等造型，均是本地人模仿中原植物制作而成，说明当时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

其中，八瓣花纹点心尤为引人注目。

它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337号墓，用小麦面粉制作，表面花纹轮廓清晰，中心由两组联珠纹组成，外围环绕连瓣纹，最外侧装饰有类似松针的纹样。

有研究者感叹，这么美的点心，说明当时人们追求的不仅是吃饱，还有饮食的艺术。

从制作工艺来看，这些点心采用了模压或捏制成型，然后烘焙而成，唐人的面点制作技巧已相当娴熟。

馕也在其中。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唐墓中发现了一个直径19.5厘米的馕，呈圆形，土黄色，出土时碎成12块，已经脱水干化，原料为小麦粉。

这种唐代面饼与今天新疆各民族日常食用的馕极为相似，研究者认为它应是文献中所见风靡长安城的胡饼实物。

1973年，阿斯塔那191号墓又出土了一个圆形、中央凹、表面粘有芝麻的小薄饼，类似现在新疆常见的芝麻馕。

直径3.8厘米，表面撒有芝麻，保存得比较完整，文物名为“芝麻胡饼”。

白居易在《寄胡饼与杨万州》中写过“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这两句诗如今在这些出土实物中找到了考古依据。

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纸质文书中，也有不少关于“作饼”“食饼”“炉饼”“庐饼”的记载，为研究当时吐鲁番居民种类丰富、形式多样的面食文化提供了线索。

这些面食能够穿越千年的时光保存至今，放在其他地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

在大多数考古遗址中，面食类有机物因为容易腐坏，极难留存。

然而，在阿斯塔那，情况完全不同。

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吐鲁番盆地火焰山南麓，是公元三至八世纪高昌王国官民的公共墓地，以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纸质文书、绢画、干尸等而闻名世界。

墓群面积约8平方千米，墓葬500余座，最早从西晋泰始九年（273年）一直延续到唐大历七年（772年），时间跨度超过五百年。

吐鲁番盆地极度干旱的气候，是这些有机物得以保存的核心条件。

当地干旱少雨，空气低湿，土壤偏燥，食物在下葬后迅速脱水，又与空气相对隔绝，于是它们都像被时间按下了暂停键。

阿斯塔那古墓群的墓穴底面一般位于地面下3至5米处，而地下水位却深达地面以下20米以上，深地下水位进一步保证了墓室内部的干燥。

这种自然条件形成了一种天然的恒干环境。

阿斯塔那出土的面点，颜色、形状和纹理都保持着下葬时的状态，没有经过任何人工防腐处理。

那些饺子、馄饨和花式点心，脱水之后像被装入了一个巨大而密封的干燥箱，等待着被重新发现的那一天。

新疆地区特有的干燥、高温环境条件，使埋葬于地下的物品逐渐脱水干燥，杜绝了微生物的繁殖条件，文物因此得以长期保存。

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食物文物，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历史连续性。

它们从魏晋时期一直延续到唐代，面食的种类和制作工艺在五百年间不断丰富和精进。

这些文物实证了中原地区饮食文化对新疆地区产生的影响，也说明了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是文化和技术传播的纽带。

孙维国在总结这些文物价值时指出，从吐鲁番出土文书来看，唐朝在新疆地区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说明新疆地区在唐代与中原地区经济制度是一致的。

考古资料证明，隋唐时期新疆地区的粮食作物中小麦、青稞、燕麦、稻米、粟、糜黍等品种齐全，尤以小麦为主粮。

韭菜、葱、蔓菁、白菜等作物也从中原地区传入新疆。

而中原地区常见的扁食（饺子）、馄饨等面食，尤其是宝相花纹月饼在阿斯塔那唐墓的出土，实证了中原地区饮食文化对新疆地区产生的影响。

一千三百年前，一个吐鲁番居民也许在中秋之夜吃掉了半块月饼，把另一半放进了墓室。

饺子盛在陶盌里，馄饨摆在一旁，花式点心捏成八瓣的菊花形状。

他不知道这些食物会在千年后重见天日，也不知道它们会出现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被今天的人们凝视和惊叹。

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的那次发掘中，还发现了一件薄饼，直径19.5厘米，圆形，土黄色，出土时碎成12块。

这些碎片散落在墓室里，像是被时间撕碎又小心翼翼收集起来的碎片。

博物馆的展厅里，灯光打在宝相花月饼上，它依然保持着出土时的模样。

那块圆饼上的宝相花纹清晰可见，中心八瓣莲花，环绕联珠，再往外是菊瓣纹。

一千三百年前的麦香早已散尽，但图案还在，土黄色的饼身还在，唐代吐鲁番面点师的手艺还在。

阿斯塔那古墓群依然静静地躺在火焰山南麓。

戈壁滩上的风一年年吹过，把新的沙粒覆盖在旧的墓穴上方。

那块月饼的纹路上，宝相花的每一片瓣叶都还保持着模压时的棱角，仿佛昨天刚从炉膛里取出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