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姚秦川
1909年，张岱年出生于北京。父亲张濂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长兄张崧年则为中国现代哲学家。受家庭的影响和熏陶，张岱年从小就勤奋好学，读遍家里的藏书。长大后，他开始对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1928年，张岱年考入清华大学，因无法忍受罗家伦所倡行的极为苛严的军训而退学，随后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被录取。大学毕业时，张岱年发表多篇学术论文，随即被清华大学哲学系聘为助教，从事哲学专业的教学工作。后来，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张岱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直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7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学校让张岱年为研究生们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课程。考虑到张岱年当时年近七旬，精力有限，学校便不再让他给本科生上课。即便如此，每次上研究生的课依然火爆，教学楼前就停满了自行车，座位也格外紧张，所有人都慕名而来，听课的有研究生、本科生，也有教师和外校学生。
上课时，张岱年不疾不徐，侃侃而谈，讲到会心处，台上台下相视而笑，大有莫逆于心的感觉。令人敬佩的是，张岱年对中国哲学史每段的思想主潮、血脉谱系和史料线索，都作了细致的梳理和有力的阐释，特别是对先秦诸子和宋明理学，都有独特的研究。有学生赞叹说，听张先生的课，“就像他手把手地带领我们将中国思想的矿脉勘察了一遍，又像在我们面前打开了一幅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全景图”。
在北大，有两件与张岱年相关的事情流传甚广。第一件事，说张岱年终身不改老派学者作风。身体还好时，哪怕年轻后辈去拜访他，他都会倒几趟车回拜；过年时，有人给他拜年，或者给他寄贺年卡，张岱年也一定会回拜、回寄。正因为此，那些一心想要收藏张岱年贺卡的学生在过年时，也会专门给张岱年寄一张贺卡。几日后，就能收到张岱年的回寄，心愿定能达成。
第二件事，说张岱年晚年时，做得最多的事情是帮人写序言，而且几乎来者不拒。当时，为了保护张岱年，北大哲学系拟了一张告示，要求经系里同意才能拜访张岱年。他们把告示送到张岱年家里，请他贴到门上，后来得知一直没有贴出去。有意思的是，当时只要一听到门铃声，张岱年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去开门，甚至从来不问一下来者是谁。
70岁的时候，张岱年感叹：“80岁以后我就不给别人看稿子了，自己写书。”80岁的时候又说：“再过五年我就不给别人看稿子了，自己写书。”有人提醒张岱年，再不动笔就来不及了。到了90岁的时候，张岱年终于说：“不行了，我已经没有那个能力了。”其时，他甚至已经给自己要写的书起好书名，叫《中国哲学史纲》，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可算作是他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大纲》的姊妹篇。
1988年，《张岱年文集》出版时，已九旬高龄的冯友兰在医院里专门为该书作序。两人相识于20世纪30年代初。初次见面，冯友兰便毫不掩饰自己对张岱年的喜欢。他晚年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及两人相见时的情景：“及得见，其为一忠厚朴实之青年，气象木讷，若不能言者，虽有过人聪明而绝不外露，乃益叹其天资之美。”由于喜爱，冯友兰甚至介绍了自己的堂妹，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冯让兰与张岱年相识，使他们结成百年之好。
那次，冯友兰在给《张岱年文集》序言中坦言：“张先生之木讷气质，至老不变。孔子曰：‘刚毅木讷近仁’直道而行而‘刚毅’矣。‘近仁’之言，其意当哉！张先生可谓律己以严，高自要求也。”想必，这是对张岱年最中肯的评价。
冯友兰去世后，张岱年坚持要赶到医院吊唁。据冯友兰的女儿宗璞讲述：“两位老学者，一个躺着，一个站着，阴阳两隔，相对无言，似乎时间都凝固了。”冯友兰下葬时，大雪纷飞，张岱年披着雪花作墓前演说。他说冯友兰的一生是好学深思、永远跟随时代前进的一生，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张岱年先后写了六篇关于冯友兰学术及为人方面的文章，两位学者真可以称得上是相知相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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