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一男子心情不好，听从医生的建议，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大笑…

我叫沈砚辞，三十七岁，在南京新街口一家建筑设计院画了十二年图纸。这个名字是我爷爷翻了好几天《康熙字典》起的，“砚”是墨台，“辞”是言辞，老人家盼我既能沉得下心，又能说得出话。可到头来，我沉是沉下去了，话却越来越少。

事情得从今年四月说起。

那天下午，甲方第八次推翻立面方案。我对着屏幕改了四个小时，眼睛熬得发红，组长路过工位，拍了拍我肩膀，说了句“辛苦了”，语气跟递丧帖似的。我嗯了一声，继续挪鼠标。等到晚上九点多从设计院出来，站在长江路路口，看着车流发呆，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往哪走。回家吧，老婆孩子应该都睡了；回办公室吧，灯已经关了。我就那么站着，站了足足五分钟，最后在路边便利店买了一包烟——我已经戒烟三年了。

回到家，客厅灯还亮着。妻子苏棠靠在沙发上看手机，听见门响，头也没抬：“吃饭了没？”

“吃了。”

其实没吃。但我懒得说。说了她会去热饭，热了我又吃不下，吃不下她又要问，问了我就得解释为什么吃不下——解释到最后，无非是工作不顺、心情不好。这些话翻来覆去说了十几年，她说你换个工作吧，我说换不了，她说那你别干了，我说不干房贷谁还。循环往复，像个死胡同。

我换了拖鞋，去儿童房看了一眼。女儿沈知墨睡着了，被子蹬到一边，怀里抱着那只耳朵都快揪掉的兔子布偶。我弯腰给她掖了掖被角，她翻了个身，含含糊糊喊了声“爸爸”。我应了一声，她没醒。我站在床边看了她一会儿，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说不上来为什么，就是酸。

那之后的状态越来越不对劲。

白天坐在电脑前，盯着CAD线条发呆，一根梁画半个小时。晚上躺床上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房贷还剩二十三年，父母体检报告上的箭头越来越多，女儿明年要上小学，学区房还没着落。越想越清醒，越清醒越焦虑，越焦虑就越睡不着。有时候好不容易睡着了，凌晨三四点又醒了，睁着眼睛等天亮。

胃口也越来越差。以前我能干两大碗米饭，现在半碗就饱了，有时候连半碗都吃不下。苏棠看我脸色不对，问了几次，我都说没事。她不信，但也没追问。结婚十年，她太了解我了——我不想说的话，拿钳子也撬不开。

五一假期，一家三口回浦口看我爸妈。我妈在厨房忙活了一上午，炖了排骨汤、炒了辣子鸡、蒸了鲈鱼，满满当当摆了一桌子。我坐下来，夹了一筷子鱼，嚼了半天咽不下去。我妈端着汤从厨房出来，看我拿着筷子发愣，问：“怎么了？鱼不好吃？”

“好吃。”

“好吃你倒是吃啊。”

我又夹了一筷子，塞进嘴里，机械地嚼。我妈看了我一会儿，放下汤碗，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坐到我对面。

“砚辞，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

“没有。”

“你脸上都没肉了。”

“瘦点好，省得减肥。”

我妈没再说话。她起身回了厨房，我听见她拧开水龙头，水哗哗响了很久。我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音量调得很低，不知道是真在看电视还是在听我们说话。

假期结束回到自己家，苏棠终于憋不住了。那天晚上哄完孩子睡觉，她坐到梳妆台前涂护肤品，我从卫生间出来，准备上床。她突然开口：“沈砚辞，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怎么了？”

“没怎么啊。”

“你知不知道你昨天晚上说梦话了？”

我愣了一下：“我说什么了？”

“你说，‘我真的好累’。”

我没接话。她转过身看着我，脸上涂了一半的面霜还没抹匀：“你最近瘦了多少你知道吗？上礼拜称体重，一百二十六斤。你一米七八的个子，一百二十六斤，你自己想想正不正常。”

“夏天到了，没什么胃口——”

“你少来这套。”她打断我，“你每次有事都憋着，憋到实在憋不住了才说。可这次你连憋都不憋了，你直接不说话了。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更吓人？”

我坐在床边，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上还有绘图铅笔留下的灰印，洗不掉的那种。

“苏棠，”我说，“我不是不想说。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没劲。干什么都没劲。吃饭没劲，上班没劲，连睡觉都没劲。”

她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你去看看医生吧。”

我没答应，也没拒绝。

又拖了一周。那天下午在院里开项目会，组长在上面讲方案，我坐在下面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喘不上气。不是那种剧烈的窒息，而是一种闷，像胸口压了一块棉花，软绵绵的，但就是透不过气来。我悄悄解开衬衫最上面的扣子，深呼吸了几下，没用。会议结束后我去了卫生间，撑着洗手台站了好一会儿，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颧骨凸出来了，眼窝凹进去了，整个人像被抽干了水分的萝卜。

我掏出手机，挂了第二天省人民医院的号。

第二天一早我跟组长请了半天假，说是体检。组长看了看我，欲言又止，最后说了句“去吧”。我坐地铁到了省人民，导诊台问我挂什么科，我说“最近老是觉得累，睡不好，没胃口”。护士看了我一眼，给了我一个消化内科的号。

消化内科的医生姓周，五十来岁，戴一副银框眼镜，说话不紧不慢。他问了我一堆问题——大便正不正常、胃疼不疼、反不反酸、有没有黑便。我一一回答了，他都正常。他让我去做了个胃镜，结果出来，浅表性胃炎，不严重。他开了点胃药，说回去吃吃看。

我拿着药方走出诊室，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我知道问题不在胃里，可我不知道问题到底在哪儿。

我犹豫了一下，又挂了另一个号。

心理科。

接诊的是个年轻女医生，三十出头，姓林，胸牌上写着“主治医师”。她说话很温和，不像周医生那么公事公办。她让我填了一张量表，又问了我一些问题——睡眠怎么样、食欲怎么样、有没有觉得活着没意思、有没有想过伤害自己。问到最后一条的时候，她特意放慢了语速，看着我的眼睛。

我说没有，从来没想过。

她点了点头，在病历上写了几个字。

“沈先生，你的情况属于中度焦虑伴随抑郁状态。不是特别严重，但也不能忽视。我建议你先尝试一段时间的药物和心理调节，如果效果不理想，再考虑其他方案。”

我点了点头。她开了药，又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然后我突然问了一句：“林医生，除了吃药，还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好受一点？”

她想了想，说：“有很多方法。运动、冥想、调整作息、培养兴趣爱好……但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很多人不愿意尝试。”

“什么方法？”

“笑。”

我以为她在开玩笑。可她表情很认真。

“我不是让你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笑。我是建议你找一个没人的地方，空旷的、安静的、不会打扰到别人的地方，然后放开声音笑。不用刻意去想什么好笑的事，就单纯地发出笑声。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很傻、很不自然，但坚持几次之后，你会发现身体会有反应。”

“什么反应？”

“人在开怀大笑的时候，大脑会分泌内啡肽。内啡肽是一种天然的镇痛剂和快乐激素，能够缓解紧张、减轻焦虑。这是一种生理机制，不需要依赖任何外部条件。换句话说，你可以用自己的身体骗过自己的大脑。”

我听完了，沉默了几秒钟。

“这……有用吗？”

“对于轻度到中度的情绪压抑，临床上有一定的辅助效果。它不是万能的，不能替代药物和专业治疗，但它是一个成本很低、没有副作用的尝试。你可以试试，反正也没什么损失。”

我没当场答应。她给我开了药，叮嘱我按时吃、两周后复诊。我拿着处方走出医院，阳光刺眼，我眯着眼睛站在台阶上，脑子里反复回想着她说的那句话——

“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放声大笑。”

当天晚上，我吃了第一片药。副作用很明显，口干、嗜睡，第二天早上闹钟响了三遍才爬起来。到办公室坐下，组长过来问昨天体检结果怎么样，我说没事，浅表性胃炎。他没再多问。

药我按时吃着，但林医生说的那个“大笑疗法”，我一直没试。不是不相信，是觉得太难为情。我一个三十七岁的成年男人，跑到荒郊野外对着空气哈哈大笑，别人看见了不得当我是精神病？

可情绪这东西，不是你回避它就会消失的。它像潮水，你不理它，它就自己涨上来，一次比一次高。第二周周三晚上，我又失眠了。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嗡嗡作响。苏棠在旁边睡着了，呼吸均匀。我轻轻掀开被子下了床，走到客厅，坐在黑暗里。茶几上放着女儿的识字卡片，上面歪歪扭扭写着“爸爸”两个字。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突然觉得眼眶发热。

我想起了林医生的话。

我穿上外套，轻手轻脚出了门。

小区很安静，路灯昏黄，一个人都没有。我沿着小区的步道一直走，穿过健身区，走到最南边的围墙下。那里有一片小竹林，白天孩子们喜欢在里面捉迷藏，晚上没人。我站在竹林边上，四下看了看，确定没人。

然后我深吸了一口气。

没笑出来。

嘴巴张开了，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声音。我试了第二次，发出了一个奇怪的、像咳嗽又像叹气的声音。第三次，我终于挤出了一点笑声——“哈、哈、哈”——干巴巴的，像木头敲木头，连我自己听了都觉得假。

我放弃了。站在那里，低着头，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可我没走。我靠着墙站了一会儿，想起林医生说“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很傻、很不自然，但坚持几次之后，身体会有反应”。我咬了咬牙，又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不管不顾地放开了声音——

“哈哈哈哈哈哈哈！”

声音在空旷的小区里回荡了一下，然后消失在夜色里。我停下来，心脏砰砰跳，耳朵发烫，感觉自己干了一件极其荒唐的事。但奇怪的是，心跳虽然快，胸口那块棉花好像松动了一点。

我站在那里喘了几口气，然后又笑了一次。这次比刚才顺畅一些。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我像个疯子一样，对着小区围墙笑了将近十分钟。最后我停下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出汗，脸颊发酸，但胸口那块压了快两个月的棉花，真的松了。

我慢慢走回家，轻手轻脚上了床。苏棠翻了个身，迷迷糊糊问了一句：“去哪了？”

“上厕所。”

她嗯了一声，又睡着了。我躺在黑暗里，发现自己的嘴角居然是微微翘着的。

那之后，我开始把这件事当成一个秘密任务来做。

每天早上，我提前半小时出门。设计院附近有一条废弃的铁轨，杂草丛生，平时根本没人去。我把车停在路边，走到铁轨旁边，站定，深呼吸，然后开始笑。

第一天，笑了三分钟，停下来的时候觉得腮帮子疼。

第二天，笑了五分钟，中途有人远远走过来，我立刻闭嘴假装打电话。

第三天，我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铁轨尽头有一座废弃的泵房，周围全是半人高的野草，别说人了，连狗都不去。我站在泵房后面，放开声音笑，笑了将近十分钟。笑完之后，我靠着泵房的墙壁喘气，发现自己的肩膀不知道什么时候松下来了。那种紧绷感，像一个攥了很久的拳头，突然松开了。

第四天是周末。我本来想在家休息，可早上起来坐在沙发上发了半天呆，那股熟悉的闷劲儿又涌上来了。我拿起车钥匙出了门，苏棠在身后问去哪，我说“出去转转”。

我没去泵房。我开车一路往东，出了城区，上了宁杭公路，最后拐进一条乡道。两边全是农田，麦子正在抽穗，绿油油的一片。我把车停在路边，下了车，沿着田埂走了一段。四周安静极了，只有风声和鸟叫。我站在田埂上，面对着大片麦田，张开双臂，放声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哈！”

笑声在田野上传出去很远，惊起了一群麻雀。我没有停下来，继续笑。笑到后来，笑声里开始夹杂着别的东西——不是笑，是喘，是哽咽。我没有哭出声，但眼泪流下来了。我就那么站在麦田边上，一边笑一边流泪，像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笑了大概有十五分钟，我累了，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大口喘气。眼泪还在流，但心里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那种感觉很奇怪——好像那些堵在心里的东西，随着笑声和眼泪一起排出体外了。

我在田埂上坐了半个小时，看着远处的山和近处的麦田，什么也没想。等我站起来往回走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脚步比来的时候轻快了很多。

回到家，苏棠正在厨房做饭。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愣了一下：“你脸怎么红了？”

“晒太阳晒的。”

“去哪儿了？”

“江宁那边，转了转。”

她没再问，但我注意到她多看了我两眼。吃饭的时候，我比平时多吃了一碗饭。苏棠什么也没说，但盛第二碗饭的时候，她的嘴角动了一下。

那是她这段时间以来第一次露出类似于笑的表情。

两周后，我去复诊。

林医生看了我的量表评分，有些惊讶：“各项指标都有明显改善。药按时吃了吗？”

“吃了。”

“还有其他辅助方法吗？”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你上次说的那个……大笑的方法，我试了。”

她眼睛亮了一下：“感觉怎么样？”

“刚开始觉得很傻。但是坚持了几天之后，确实有用。”

“怎么个有用法？”

我想了想，说：“就是……胸口那块石头变小了。不是说没有了，还在，但没那么沉了。”

她点了点头：“这说明对你有效果。很多人不愿意尝试，是因为觉得太简单、太荒谬，不相信这么简单的事情能有用。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反而最有效。”

她又问了一些细节——频率、时长、地点、感受。我一一回答了，说到自己在麦田里边笑边流泪的那一段，她认真地听完，说了一句话：“那不是坏事。眼泪和笑声一样，都是身体的排毒通道。你让它们出来，它们就不会堵在里面了。”

从医院出来，我站在门口，掏出手机翻了翻天气预报。后天是晴天。我决定后天再去一趟那片麦田。

事情在第三周出现了变化。

那天早上，我照例去了废弃泵房。刚笑了几分钟，口袋里的手机震了。我掏出来一看，是组长的电话。

“砚辞，你在哪？”

“在外面，有点事。”

“甲方临时要改方案，十点前要出一个初稿。你赶紧回来。”

我挂了电话，站在原地，看着面前那堵斑驳的泵房墙壁。那股熟悉的烦躁感又涌上来了，但这一次，我没有让它控制我。我深吸了一口气，对着墙壁又笑了几声，然后收起手机，开车回了单位。

到了办公室，组长已经把修改意见发到我邮箱了。我打开邮件一看，改动量不小。要在平时，我肯定会烦躁、会抵触、会在心里骂娘，但那天我没有。我戴上耳机，打开音乐，开始改图。改到中午十二点，初稿发出去，组长回了一句“可以，辛苦了”。我靠在椅背上，伸了个懒腰，发现自己居然没有像往常那样筋疲力尽。

午饭时间，我破天荒地跟同事一起去了食堂。同事老孙端着餐盘坐我对面，看了我一眼：“老沈，你今天看起来气色不错啊。”

“是吗？”

“是啊，前几天看你脸色发灰，今天脸上有光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低头扒了一口饭，米饭嚼在嘴里，居然尝出了一点甜味。

那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顺路去菜市场买了条鲈鱼。苏棠下班回来看到水池里的鱼，愣了一下：“你买的？”

“嗯，晚上清蒸吧，知墨爱吃。”

她站在水池边看了那条鱼好一会儿，然后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她没有说话，但我知道她想说什么。

晚上吃完饭，我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楼下的小广场上，几个大妈在跳广场舞，音乐震天响。以前我觉得这音乐吵得要命，但那天晚上，我听着那首《最炫民族风》，居然跟着节奏点了两下头。

苏棠从屋里走出来，站到我旁边。

“沈砚辞。”

“嗯？”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以为她发现了什么。但她接下来的话让我愣住了——

“你最近好像……开心了一点。”

我没说话。她也没有追问。我们就那么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晚风吹过来，带着楼下桂花树的香气。

“苏棠，”我说，“我前段时间确实不太好。”

“我知道。”

“但现在好多了。”

她转过头看着我，月光下她的眼睛亮亮的：“那就好。”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在停药的情况下，一觉睡到了天亮。

一个月后的周末，我又去了那片麦田。麦子已经开始泛黄了，风吹过来的时候，麦浪一层一层地翻滚，像金色的海水。我站在田埂上，没有笑，就那么静静地站着。

一个老农扛着锄头从远处走过来，在我身边停下脚步，打量了我一番：“小伙子，你是城里来的吧？”

“是的，大叔。”

“这麦子好看吧？”

“好看。”

老农咧嘴笑了，露出一口黄牙：“我种了三十年麦子，每年这个时候最好看。可惜现在年轻人都进城了，没人愿意看麦子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口，又说：“我看你上个月也来过一回，站在那儿又笑又哭的。当时我还以为是疯子哩。”

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大叔，您看见了？”

“看见了。不过没关系，这块地是我的，方圆十里就我一个人。你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没人管你。”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扛着锄头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说了一句：“下次来带瓶水，笑多了嗓子干。”

我站在田埂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麦浪深处，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其实没有那么糟糕。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林医生。她听完之后，难得地笑了一下：“你看，连陌生人都比你更懂得接纳自己。”

我说：“林医生，我现在相信你说的了。”

“相信什么？”

“最简单的办法，往往是最有效的。”

她摇了摇头：“不是方法简单有效，是你愿意去尝试。大部分人连试都不愿意试，就直接告诉自己‘没用的’。你试了，而且坚持下来了，这才是关键。”

三个月后，我停了药。林医生评估后认为我的状况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不需要继续服药了。停药后的第一周，我有点不安，担心复发。但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那种被棉花压着的感觉没有再回来。

当然，不是说我的生活突然变好了。工作还是一样忙，房贷还是一样要还，女儿上学的问题还是一样让人头疼。生活并没有因为我学会了大笑就变得一帆风顺。但不同的是，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心态变了。以前遇到麻烦事，第一反应是“完了”；现在遇到麻烦事，我会先深吸一口气，然后对自己说“没事，能解决”。

有时候实在觉得烦了，我就开车去泵房或者麦田，笑上几分钟。笑完之后，那些烦恼好像就没那么大了。

有一次，我带着女儿沈知墨去了那片麦田。麦子已经收割了，地里只剩下短短的麦茬。知墨在田埂上跑来跑去，追一只蝴蝶，跑得满头大汗。她跑累了，回到我身边，仰着小脸问我：“爸爸，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呀？”

我说：“这里可以大声喊，想喊多大声音就喊多大声音。”

她眨巴眨巴眼睛：“真的吗？”

“真的。”

她深吸了一口气，对着田野大喊了一声：“啊——！”

声音在空旷的田野上传出去很远。她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得前仰后合。然后她拉着我的手说：“爸爸，你也喊！”

我看着她亮晶晶的眼睛，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对着田野放声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哈！”

知墨也跟着我一起笑。父女俩的笑声在田野上空回荡，惊起了一群飞鸟。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成年人总是把简单的事情想得太复杂。笑需要理由吗？不需要。但我们偏偏要给笑加上各种各样的前提条件——要有好笑的事情才能笑，要有人陪着才能笑，要在合适的场合才能笑。我们把笑变成了一种社交行为，而不是一种本能。

可实际上，笑本身就是目的。你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笑，就像你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呼吸一样。

后来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了几个朋友听。有人觉得我在胡说八道，有人半信半疑，但也有两个人真的去试了。其中一个是我大学同学，在苏州做程序员，长期加班，情绪一直不太好。他听了我的话之后，开始每天早上去小区后面的小树林里笑十分钟。一个月后，他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一条消息：“操，还真管用。”

我回了他一个笑脸。

现在回想起来，那天在省人民医院的心理科诊室里，林医生对我说那番话的时候，我其实是不信的。我只是抱着“反正也没什么损失”的心态试了试。没想到，这一试，真的改变了我的生活。

我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习惯。每周至少两次，找个没人的地方，放开声音大笑一场。有时候在泵房，有时候在麦田，有时候就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角落里。不是为了治疗什么，只是因为笑完之后，整个人会很轻松。

苏棠后来还是发现了。有一天她洗衣服的时候，从我外套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泵房——周二、周四、周六早上”。她拿着纸条问我这是什么，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告诉了她。

她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她说了一句话：“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我怕你觉得我疯了。”

“你是疯了，”她说，“但疯得还挺可爱的。”

她说完这句话，自己也笑了。那是她这段时间以来，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前几天，我又去了一趟那片麦田。秋天的麦田，土地裸露着，远处有几棵白杨树，叶子已经黄了，在风里哗啦哗啦地响。老农还在，正蹲在地头抽烟。看见我来，他招了招手。

“小伙子，又来笑了？”

“嗯，又来笑了。”

“这都大半年了吧？”

“八个多月了。”

他点了点头，把烟掐灭了，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挺好。人这一辈子，能找到一个让自己舒坦的法子不容易。你找到了，就别丢了。”

我说：“不会丢的。”

他咧嘴一笑，扛起锄头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说了一句：“对了，明年麦子黄的时候，你再来。到时候我请你吃新麦子磨的煎饼。”

“好，一言为定。”

他摆了摆手，消失在田埂尽头。

我站在田埂上，秋风迎面吹来，带着泥土的气息。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放声大笑。

笑声在空旷的田野上传出去很远很远。

我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其实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