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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献记载的西亚-非洲游击战,可追溯到距今约4000年前的上古时代。在北非,公元前1720年入主埃及的游牧民族喜克索斯人,虽然文化落后,但军事发达。其将驾驭马匹和战车的技术从亚洲传入埃及,并带来了鳞甲、短剑、匕首、弯刀，以及木头和兽角制成的弓矢等先进武器。特别是喜克索斯人的马拉战车,堪称军事史上的一大革命，其借助战车和弓箭的威力,娴熟运用迂回包抄、侧翼突袭等游击战术，很快击败了以轻步兵为主、装备落后、战术呆板的法老军队,迫使埃及人臣服长达140年之久。
而在北非所属的地中海世界，当地土生土长的“海上民族”,更是将游击战术“玩”到极致。据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描述,克里特的米诺斯时代之所以聚敛了大量财富,主要“得益于其在地中海沿岸的劫掠”。另据史料记载，公元前约1190年,大批来自北方岛国的“海上民族”聚集在一起,乘船沿地中海东岸一路向南袭扰，最终目的地则是埃及。由于对手来往飘忽,行踪不定,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遂以逸待劳，在敌人必经的尼罗河口部署了强大舰队，最终将这些来犯的“海上民族”一举击溃。但埃及的邻国赫梯就没那么幸运了，在“海上民族”潮水般地突袭下,拥有强大陆军的赫梯帝国城池被占、农田被毁,很快由盛转衰,直至灭亡。
到了古希腊时代，海盗现象更加猖獗。例如,《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其实就是个海盗头目,他曾说,“我既不爱劳动也不喜欢照顾家庭，船和战争是我的最爱。在特洛伊战争前,我曾9次乘船劫掠了其他部族，抢回的财富使我的房子变得宽阔豪华，并且在克里特人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也没有马上回国,而是“在心灵的指引下”去了埃及,以抢劫“所能见到的一切财物”。奥德修斯率部以最快速度洗劫财物,并掳走妇女、儿童充当奴隶，然后在埃及守军赶到前将战利品装上船离开。这种“出其不意,打了就跑”的战法,正是典型的海上游击战术。据称，奥德修斯带回的金银财宝“足可供养家族的10代人”。
恩格斯曾说,“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和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弱旅抵抗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公元前111年,位于非洲北部的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率众奋起反抗罗马奴隶主集团的暴虐统治。面对强敌，朱古达巧妙运用游击战术,时而出现在罗马军前方,时而又迂回到后面,让罗马人几无喘息之机。公元前110年，一支罗马军队深入努米底亚腹地，结果遭朱古达偷袭,大部被杀,剩下的人被迫屈辱地从牛轭下钻过才得以活命。而在古代中东,游击战同样大放异彩。公元前54年,号称“三巨头”之一的罗马执政官克拉苏,率7个军团约4万人进攻帕提亚王国(编注:中国古书称“安息”,今属伊朗),结果被不到2万人的对手用诱敌深入、远程射杀的游击战术彻底击败。
伊斯兰教于公元7世纪兴起后,擅长沙漠作战、精于骑射的阿拉伯人东征西讨,创造出不少经典战例。635年,人称“安拉之剑”的阿拉伯名将哈立德,率部穿越人迹罕至的叙利亚沙漠，突然进逼大马士革城下，书写了游击战史上的辉煌一页。11世纪末十字军开始东征后，阿拉伯人发现难以正面对抗这些全身铠甲的欧洲重骑兵，遂转而采取老祖宗留下的游击战术，将十字军诱入沙漠中,使其饥渴难耐,然后设伏包围,聚而歼之。1253年开始的蒙古旭烈兀西征，更是给中东上了一堂生动的游击战术课。蒙古铁骑至少3次与对手10万人以上的大军对抗，却取得了2胜1负的骄人战绩。比如,旭烈兀手下爱将怯的不花率1.2万前锋部队，在进入木刺夷国(编注:今伊朗北方)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猛攻,很快消灭对手一半兵力(编注:约5万人)。
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后,不断从非洲劫掠、贩卖黑奴。当地土著居民不堪忍受奴役,遂以游击战反抗西方殖民者。17世纪初,被后世尊称为“非洲贞德"的安哥拉女王恩津加，将姆班杜、雅加等原本敌对的部族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抵抗葡萄牙殖民者。虽然只有弓箭，长矛等原始武器但军事才能出众的恩津加，却通过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屡败侵略军。为获得更多兵员和更广泛的支持,她还袭击那些效忠欧洲人和参与贩奴的西长,将被俘奴隶解救出来,充实进自己的部队。1663年12月7日,81岁的恩津加女王因病逝世，但时至今日,她以弱胜强的游击战传奇依然在当地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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