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女科学家拿诺奖,拼的不只是脑子,还有负担得起的育儿系统

为什么顶尖女科学家的成功背后，总站着一个托儿所或一位贤内助？脑子够用，到底够不够把一位女性送上诺奖领奖台？

带着这个疑问，不妨从去年刚拿下诺奖的考里科讲起，看看那些摘得桂冠的女科学家，究竟靠什么走到了今天。今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季开始，关于历届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有许多值得讲述的故事。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2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考里科。她的传记《突破》出版后，让更多人得以了解这位女科学家坎坷而坚韧的科研人生。

事实上，考里科最大的贡献，是她与合作者韦斯曼共同发现：通过对mRNA中一种名为尿苷的核苷酸进行修饰，mRNA输入人体后就不会引起强烈的免疫反应。而强烈的免疫反应是会致命的。

这一研究成果，直接铺平了用mRNA进行治疗和各种操作的道路。细胞里无非就是DNA、RNA和蛋白质三类核心物质，她这项工作直接搞定了三分之一。

考里科研究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跟RNA死磕。RNA并不是一种容易研究的物质。

考里科是匈牙利人，1955年出生，前三十年的人生都在匈牙利度过。她的父亲是一位屠夫，家境一般，但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从匈牙利最顶尖的大学完成学业并读到博士，进入了匈牙利最顶尖的研究中心。

然而三十岁那年，资助她研究的资方突然撤资，她相当于失去了工作。于是她带着丈夫和女儿来到美国。

来到美国后，从外部看她的科学生涯也是相当坎坷。她辗转过三个地方，尤其是最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待了二十多年，始终是一个非常边缘的角色，随时可能被解雇、被挤走。

直到2013年，德国的新公司BioNTech慧眼识珠。那时她其实已经不得不离开宾夕法尼亚大学。

去了德国之后，她的科研生涯仿佛进入了快车道。但这只是从外部看，从她内部来看，她在科学上的追求一如既往，一直是慢慢积累。

读完她的传记，让人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她目标非常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没有内耗。她的主动性非常强。

她最初做研究生时，需要合成脂质体——包裹RNA进入细胞的载体。当时她缺少很多原材料，就想方设法找到这些材料，让自己去合成。

做事主动性强的这种特质，一直贯穿着她的一生，包括后来和不同的人去合作，不断坚持做mRNA这样一个研究。合成脂质时，她甚至需要联系屠宰场找来一头牛的脑子。

另外合成乙酸乙酯，是她还是本科生的时候。当时她来到一个研究所，那里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人指导她。

她就自己去查文献，研究怎么合成乙酸乙酯。想想一个本科生，什么都不知道，就要独立完成这些事。

还有一件事印象很深：她刚开始读研究生时，导师联系了一家制药公司，制药公司同意资助他们建立一个抗病毒实验室。考里科当时还是研究生，直接参与到抗病毒筛查实验室的建设中。

那时候可不像现在，有专业的实验室规划师、工程师、建筑师、设施经理，可以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什么都没有。

考里科只好跑去各个部门，跑到其他实验室，一个一个问问题。有时对方明确表示需要休息一下再回答，就被她问到了这种地步。

然后她开始学习如何装备组织培养室、如何制作培养基、如何建立无菌过滤系统。那时她只有二十三岁，相当于从零开始，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组建起一个实验室。

她从研究生阶段就开始一个个实验室地跑，去看谁在研究什么、是怎么做研究的、他们想回答哪些重要的问题。从研究生阶段起，她的视角和立足点就特别高、特别广阔。

她对科学的兴趣，或者说她对科学的底层理解，非常早就建立了。高中时她就读过一本书，叫《生活的压力》，是一位内分泌学家写的。

她从中提炼出的一句话是：大自然很少回答问题，除非问题是以实验的形式向它提出。她在这么早的时候就对科学有了这么底层的理解——要通过实验来验证，不能自己预设任何结果。

她一直坚定地秉承着这条原则，并没有因为中间的波折而放弃，是一个内核非常稳定的人。同样的环境，有些基因就是能充分利用，然后把自己展现出来。

考里科本身就具备一些特质，当然她遇到的机会也特别好。《生活的压力》那本书里提的一些东西，非常符合现在所说的积极心理学。

比如不要把压力完全看成负面的东西，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动力；紧张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兴奋，看你怎么解读身体发出的信号。但这句话讲给一百个人听，可能只有几个人会理解，而且未来真的会用上。

这就是不同基因或者说不同天赋在领悟力和执行力上的差别。先天的因素和后天的因素可能都有。

考里科在社会主义国家长大，中间也会有一些上进、报效祖国那样的氛围，这对她可能多少有点影响。但她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努力、从不懈怠的人，这肯定也是她独有的特质。

书中另一句让她印象深刻的话是：要专注于可以掌控的事情，而不是无法掌控的事情。这完全符合积极心理学，也让人想到《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里的第一个习惯。

但那时还没有这些说法，她完全是自己悟出来的。而且在她后面所有的变故出现时，她都执行了这个原则。

这与如今流行的正念理念非常相似——把思想聚焦于当下，去改变你能够改变的事情。她在书中还说过一句话：只有当你不想完成某件事的时候，你才会找借口；只要真心想做，就能找到办法。

一般人听来可能是鸡汤，但她是全身心相信并付诸执行的。她的自传可以当作一本成功学的书，对其他人应该是有帮助的。

书里非常坦诚，她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的人。优点是她是一位非常好的科学家，对科学研究有极高的质量标准和追求。

缺点是她真的不擅长找钱。成功的科学家大体有两种：一种既擅长做科研，也擅长找资源，这类科学家成功率非常高，我们看到的顶级科学家很多都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擅长做科研，但不擅长找资源。

考里科后来到美国，就申请不到研究资金，她非常拼，但就是申不到。她的上司一直揪着耳朵提醒她"每平方英尺的美元数"——宾夕法尼亚大学衡量一个科学家是否履行工作职责、为学校带来足够价值的指标。

她对这个指标非常耿耿于怀，觉得不应该这样衡量科学家，也不认为应该用发表的论文来衡量科学家。因为她一直强调基础研究无法预测结果会通向何处。

所以她不会用自己得到的任何结果、别人给的评价，甚至后来得奖的评价，来评价自己工作的质量。她的内核非常稳，但确实永远为钱所困。

不得不离开匈牙利来到美国，就与钱有关。但这也体现了她的特质——她没有抱怨"我的工作失去了，甚至要离开祖国怎么办"，书里几乎没有这种情绪的流露。

她马上就想办法，看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可以做自己的研究，开始写信、打电话。有一种说法是：很多条件我都不具备，必须拿到足够的钱、招到足够的人之后，才能去做想做的研究。

而考里科特别的一点在于，她并不是独立的PI，在宾夕法尼亚一直没有拿到终身教职，长期扮演着类似博士后的角色，但这并没有影响她独立地做自己的研究。她对金钱的欲求没有那么大，能够满足基本生活就可以。

虽然一直做博士后，薪资也不算高，但她能像一个独立研究者一样做自己想做的研究。这一点非常让人赞叹。

实际上她一开始是助理教授，后来是被降职成博士后的，因为那边也有"非升即走"的政策。如果本来一直是博后，安于博后也可以。

但本来已经是助理教授，现在要降职留下，绝大多数人都不能接受。然而这个降职甚至是她主动寻求来的，因为之前没有其他人这样做过——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都走了，而她想问一下：如果不走，会怎样？

甚至她那个"高级研究员"的头衔，也是为了她而发明出来的，之前并没有人获得过。听起来光鲜，其实甚至不是一个正式职工。

书中提到她有一次顿悟，可能对她的人生改变特别大。顿悟的内容是：当遇到困难时，她一定要工作第一，而且绝对不能降低自我要求。

潜力总是从无到有的，这个空白得我自己去行动，把它补上。这是在生病很严重的情况下想出来的。

天津大学有研究者曾发表过一篇论文，题目叫《女性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成功因素研究》，列出了五条因素：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成长于较发达国家；拥有宽松开明的家庭环境；拥有配偶的理解和支持；能进行良好的科研合作。

第一条考里科具备——她毕业于匈牙利最好的大学。第二条是她的短板，但她通过离开匈牙利弥补了这一弱点。

第三、第四、第五条，考里科都符合，她在科研道路上有过好几位对她很重要的良师益友。虽然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非常坎坷，但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支持她、欣赏她、甚至为她奔走的朋友和老师。

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曾经的学生戴维。戴维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位心脏病医生的儿子，在整个宾大受到大家的爱护，相当于"子弟"。

刚开始戴维跟着考里科做实验，她觉得他毛手毛脚，而且好高骛远，当时就批评了他。但戴维后来反而成为考里科再次失业之后非常重要的帮手——是他聘用了考里科，与她一起工作。

即使戴维后来离开宾夕法尼亚大学，他一直都在支持着考里科。他们刚开始的相遇并不愉快，但双方都能理解到对方的优点，并能够欣赏对方，直到后面能够相互支持。

这样一段友谊、这样一段合作关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打不相识。他们俩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戴维也有某种"认定了就绝不放松"的特质。

戴维虽然是所谓的"学二代"，但他父亲当时也不是特别有权势地位的人。他作为一个实习生，就可以直接找到神经科学系的主任，舌灿莲花地告诉对方一定要把即将失业的考里科招到这个系来，而且竟然真的成功了。

而考里科之前做的事情，与神经科学的关系并没有那么近。韦斯曼肯定是对她事业特别重要的一个人，但埃利奥特其实也非常重要，因为他是在考里科低谷时期向她伸出援手的人。

下面谈谈考里科作为一位女性科学家独特的处境，以及她遇到的一些独特的困难。首先一个也许算不上是"困难"的困难，是她的性格不是传统上很多人印象中女性应该有的那种——和气、温柔、好相处。

她是一个非常直率的人，很多人直接批评她"不好相处"。甚至她在宾夕法尼亚时的一位女性上司也直接指出她的缺点是难相处。

此时考里科有一个反思：男性难相处的时候，为什么大家不说他？她想到她在美国的第一个上司苏哈杜尔尼克——那是一个脾气非常非常差的人，经常摔东西，经常批评人，大吼大叫，但没有人会说他"怎么这么难相处"。

但当女性愤怒时，很多时候会被解读为"你就是不好相处，你的性格天生有问题，你情绪不稳定"——而情绪不稳定的人肯定做不好事情、不适合职场。这是一个与女性身份相关、普通人很难识别的困难。

她只是做了其他男性做了也不会被认为多么不合适、甚至会被包容的性质的事情，却被格外地挑剔出来。后面还有一些身为女性所面临的、比较外显的困难。

比如，她要在育儿角色和科研角色之间去做所谓的平衡时遇到的那些困难。她生了小孩之后，首先要带这个孩子，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实验室。

这时她的一位很耿直的朋友、同事，在她孩子出生几周时就来她家找她，说："你要是不去工作的话，没有人会接替你的工作，实验室还有工作要做，你却在这里喂养婴儿。"这句话今天听起来非常刺耳，也可以说不太友好。

但当时在考里科身上客观上产生了一个效果——她又回到了她的那个顿悟时刻：我应该回去做我的实验。此时她的观察和结论是：女性要想同时承担母亲的角色和成为成功的科学家，有一个条件，就是高质量并且负担得起的育儿服务。

顶级科学家要做出非常厉害的研究，是需要周围人托举的。甚至有时候在周围人看来，他会有一点点自私——因为他没有办法为周围人做很多服务，他的时间、精力几乎都倾注在科研上。

这样的行为在男科学家身上更容易被接受，也更理所当然；女科学家则需要为这样的待遇更努力地去争取。考里科可以说有一点幸运，因为匈牙利当时的托儿所服务非常专业又非常便宜，她可以放心地把几周大的宝宝放在那里。

这是一个很好的支持。但换一个地方、换一个时间，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支持了。另外，她也有一个非常支持她工作的丈夫。

她丈夫从来没有因为妻子的成就明显高于自己而心理不平衡，或者去阻止妻子的行为和言论，一直都非常非常支持他的妻子。而且这是几十年前，即使到今天，这样的女科学家的"贤内助"也还是非常少的。

考里科之前说的"要有高质量并且负担得起的育儿服务"，也是一个社会体系可以给女科学家的非常重要的支持。

考里科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很可贵——她没有因为自己的情况就产生某些人会有的那种很"社达"的想法，比如"你如果境况不好或者没有取得应该取得的成就，是因为你自己不够努力、自己不够优秀"。她对整个结构性问题是有一种觉察的。

她没有因为自己通过努力奋斗取得了这么高的成就，就忽视其他人遇到的那种结构性的困难。说努力、说成就，她可能是最有资格发表这种言论的人，但她并没有。

未来，女性科学家其实可以更珍视自己的攻击性，甚至在"抢功劳"的时候，因为所有人都会抢。包括屠呦呦，曾经有人觉得当时是集体研究，为什么是她一个人得诺奖。

但其实得诺奖的理由是：屠呦呦是第一个把黄花蒿、青蒿带到研究组里来的人，是第一个说这个可能要用低温乙醚来提取的人，也是第一个去做临床实验的人。整个女科学家的世界其实非常丰富多彩。

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只有二十五位，但如果把眼光放到更广阔的世界里，会发现有多种多样的女性科学家在科学体系中做出贡献。

也有很多女性，或者没有机会接受更多教育，或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中断了追寻科学梦想的道路；也有很多女性虽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没有得到与之匹配的认可，或者她们的故事没有得到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