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舅舅，一个养生到七十三岁去世，一个烟酒不活了到82岁

我有两个舅舅，一个养生到七十三岁去世，一个烟酒不活了到82岁。这句话是我妈在饭桌上念叨了小半辈子的，每次说完她都要叹口气，筷子在菜碗边沿敲两下，像是在敲一杆秤。我大舅叫李建国，二舅叫李建军，俩人就差两岁，住在我家后面那条巷子，一个门朝东，一个门朝西，中间隔着个公共厕所，臭是臭了点，但俩人有事就站在厕所门口喊一嗓子，谁也不用串谁的门。

我小时候最怕去大舅家吃饭。大舅是小学老师，讲究，吃饭前要洗手七步法，筷子要用开水烫，菜盘子边不能有油星子。他端着碗，先要看看米饭的软硬，再夹一根青菜嚼半天，像是在化验。他从来不喝凉水，保温杯里永远泡着枸杞、红枣、菊花，冬天还要加两片黄芪。他妈——就是我外婆，活着的时候总骂他：“你才四十岁，弄得跟七老八十似的。”大舅也不争，笑嘻嘻地说：“妈，我这叫养生，你懂什么。”

二舅就不一样。二舅在玻璃厂烧锅炉，下了班一身汗，衣服脱了往门口一甩，光着膀子先灌一大口白酒。那酒是散装的，用塑料壶去老周家打，两块钱一斤，度数高，辣得呛嗓子。他爱抽烟，抽的是两毛三的“大前门”，后来涨到五毛，就改抽“红梅”。每次抽烟都要咳嗽，咳得脸通红，眼泪都出来，然后吐口痰，接着抽。舅妈活着的时候没少跟他吵，说他不顾家，二舅就嘿嘿一笑：“我这点爱好，比你买雪花膏便宜多了。”舅妈后来得病死了，二舅没再娶，自己拉扯我表弟，照样抽烟喝酒，日子过得乱七八糟，但他人精神，嗓门大，走路带风，整条巷子都听见他笑。

我妈夹在中间，总说：“你看你大舅，那才是过日子的人。你二舅，早晚毁在烟酒上。”我也觉得大舅活得对，因为大舅家干净，桌子擦得发光，床上铺得平平整整，连拖鞋都摆成一条线。二舅家里跟猪窝一样，桌面上一层灰，碗能放到发霉，表弟的作业本上全是油点子。可奇怪的是，我每次从二舅家出来都特别开心，因为二舅会给我讲故事，什么薛仁贵征东，什么武松打虎，他一边喝酒一边讲，讲到兴头上还站起来比划，烟灰掉到裤子上也不管。大舅也给我讲故事，但讲的是“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讲完就让我去洗手，不许我碰他养的那盆君子兰。

俩人的身体差距，是到六十岁以后才显出来的。大舅六十岁那年提前退休，说是学校空气不好，粉尘多，影响肺。他每天早上五点起来打太极拳，下午去公园快走，晚上泡脚，水温必须四十五度，一分不能多一分不能少。他有一个笔记本，记自己每天的体重、血压、心跳、饭量、排便次数，连放几个屁都要记。有一回我去他家，看见他对着镜子看舌苔，看完又对着阳光看眼睛，然后皱着眉说：“小外甥，我最近肝火旺，你闻闻我口气是不是有点酸？”我凑过去闻了闻，说没觉得。他摇头说：“你不懂，你年轻。”他吃的保健品越来越多，什么深海鱼油、卵磷脂、蜂胶、螺旋藻，柜子里堆得跟药房似的。我妈劝他别乱吃，他反过来说：“你们这些人，等病来了就知道后悔了。”

二舅呢，六十岁还在厂里干，后来厂子倒闭了，他去给人看门，一个月八百块。他照样抽烟喝酒，早上二两，晚上三两，中午要是高兴也来两口。他没什么养生概念，但每天必须走两趟菜市场，跟卖菜的吵架，跟卖肉的开玩笑，回来就蹲在门口择菜，嘴里哼哼些老戏。表弟考上大学那年，二舅破天荒戒了三天烟，说是为了给菩萨还愿，结果第三天晚上实在忍不住，蹲在门口抽了半包，边抽边骂自己：“妈的，差点把老子憋死。”后来表弟毕业在省城安了家，接他去住，他住了三天就回来了，说是城里楼上楼下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着，还得出钱买水买电，不如回巷子里舒坦。

真正的变故，发生在二舅六十八岁那年。那天他正跟人下棋，忽然半边身子麻了，嘴也歪了，人从凳子上滑下去。送医院一查，脑梗。我们一家都围在医院，我妈哭着说：“让你少喝点，你就是不听，这下好了吧。”大舅站在旁边，脸色沉重，半天说了一句：“这个病，能活下来就不错了，以后得戒烟酒，不能再碰。”二舅躺在病床上，嘴歪着，眼睛却还笑，含糊不清地说：“哥，我昨晚做梦还喝了半斤呢。”大舅气得直跺脚，转头跟我妈说：“你看他，死不悔改。”

但二舅恢复得特别好，可能是底子壮。住了二十天院，除了说话有点大舌头，手脚居然都能动。出院那天，大舅专门赶来，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是他写的“康复注意事项”，密密麻麻三大页，连几点喝水都规定好了。二舅接过来看了一眼，往兜里一揣，说：“知道了哥，我回去贴墙上。”结果回到家，他把那张纸用来垫烟灰缸了。他还是喝，但量少了一半，从二两减到一两半，烟也抽，只是换成了过滤嘴。他总说：“人活一辈子，阎王爷要收你，你喝不喝都得走。我不亏。”

大舅的身体却在那之后开始垮。他七十一岁那年查出了糖尿病，这下更是如临大敌。他给自己定了一堆规矩：每天只吃半两米，菜少盐少油，肉一点不碰，水果也只敢吃青瓜和西红柿，连甜一点的苹果都不敢咬。他瘦得很快，颧骨突出来，脸颊塌下去，眼窝深得像两个洞。但他精神上好像挺得意，逢人就说：“我血糖控制得可好，空腹五点八。”二舅去看他，正赶上他吃饭，一碗青菜叶子，半个杂粮馒头，加一小碟醋拌木耳。二舅看了一会儿，从兜里掏出一根火腿肠，剥开咬了一口，说：“哥，你这样活着有意思吗？”大舅瞪着他：“你懂什么，我这叫自律。”二舅说：“我是不懂，我就知道你原来一百五十斤，现在一百零五，走路都打晃。”大舅把碗一放：“你走，我不想跟你说。”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吵架。那年冬天，大舅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他自己吓自己，怕是肺炎，又怕血糖升高，谁劝也不肯去医院，自己在家熬着，结果熬成重度肺炎，住进ICU。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浑身插着管子，瘦得不成人形。二舅站在病房门口，手抖抖索索地从兜里摸出烟，被护士喊住，他又塞回去。那天晚上，大舅的心跳停了，没救过来。走的时候七十三岁，正好是他给自己预测的“最低寿命”——他总说，活到七十三就行了，再多就是拖累儿女。

葬礼上，我妈哭得站不住，说：“大哥，你天天养生，怎么就走这么早？”二舅站在灵堂前，一句话没说。他抽了一整包烟，地上全是烟头。最后他跪在遗像前，磕了三个头，说：“哥，你赢了，你一辈子没输过。可我咋觉得你这一辈子，活得怪亏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大舅不是死于疾病，是死在了对自己的那根弦上。他怕死，所以把每一天都活成了对死亡的等待。他的那些养生规矩，像一层又一层的墙，把他跟世界隔开了。他不敢吃甜的，不敢喝凉的，不敢生气，不敢熬夜，连笑都不敢太大声——怕心脏受不了。可他不知道，活着不是为了活得更久，活着是为了能痛痛快快地吃一口饭，能发自内心地笑出眼泪。

二舅后来又活了九年。他照样抽点烟，喝点酒，但量都减了。他每天早上依然去菜市场，下午依然蹲在门口看人下棋。他七十八岁那年，有人问他长寿的秘诀，他咧着没门牙的嘴说：“哪有什么秘诀？不跟天抢，不跟人较劲，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心里不搁事。”他八十二岁那年的冬天，晚上喝了一碗稀饭，吃了两块腐乳，说有点困，就躺下了。第二天早上，表弟打电话叫他起床，没人接，赶回去一看，他已经走了，脸上还带着笑，床头柜上放着半杯凉了的酒。

我妈后来再也不说“你看你大舅”了。她开始学着二舅的样子，早上出去跳广场舞，晚上跟老姐妹打牌，偶尔也喝两口红酒。有一回我回家，看见她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手里捏着一颗糖，我说你不是血糖高吗？我妈笑了笑，剥开糖纸塞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你二舅说了，人这一辈子，先得对得起心，再谈别的。”

我把这句话记了很久。是啊，大舅用一辈子的小心换来了七十三，二舅用一辈子的痛快换来了八十二。可我琢磨着，人不能光数日子，还得过日子。大舅的日子是数着过的，二舅的日子是实打实过的。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大概得学学二舅：心里不搁事，嘴里不留愁，该哭哭，该笑笑，烟酒也好，养生也罢，都只是个由头——真正让人走到头的，是那股子活得敞亮的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