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十年的县委书记，在火车站被一个巴东孩子认出来了

在峡江的转弯处

第一章 野三关的陌生人

野三关火车站的候车厅里永远有一股方便面混着汗酸的气味。

陈行甲把双肩包抱在怀里，蜷缩在塑料椅子的最角落。椅子是那种一块钱硬币能按摩十五分钟的款式，他面前那台的液晶屏碎了半边，露着蛛网似的裂纹。他穿着一件洗得领子发白的灰蓝色夹克，拉链拉到下巴底下，头发比十年前白了不少，鬓角几乎全白了，头顶倒还黑着，黑白分明得有些滑稽。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但没睡着。候车厅的高音喇叭每隔三分钟报一次站名，拖着长腔念“巴东——野三关——”，尾音被回声拉得很远。

大厅里人不多。下午三点多的阳光从落地玻璃斜打进来，照出一地灰尘的颗粒。一个中年女人在嗑瓜子，瓜子壳落在脚边一小堆，保洁员推着拖把来回走了三趟都没扫。两个穿校服的中学生在角落里打游戏，外放的声音叮叮当当。一个老头扛着蛇皮袋走过，袋子在地上蹭出沙沙的响。

陈行甲睁开眼的时候，看到一个瘦小的男孩正蹲在他面前，歪着头看他。

男孩大概八九岁，穿着一件明显大了两号的红色冲锋衣，袖口挽了好几道，裤腿拖在地上，鞋上全是干了的泥点子。脸上脏兮兮的，但眼睛很亮，那种山里孩子特有的、又机灵又有点怯生生的亮法。

男孩手里攥着半根玉米，啃过的部分参差不齐，像被老鼠啃过。

“你是不是那个跳伞的？”

陈行甲愣了一下。他下意识地坐直了身子，背包从怀里滑到腿上。

“你说什么？”

“跳伞的，”男孩把玉米举起来比划了一下，像举着一个话筒，“就是那个……从飞机上跳下来的那个。我在手机上看到过。你唱歌。你唱的那个歌……那个‘巴东之恋’什么的。我爷爷手机里有。”

陈行甲的嘴巴动了一下，没出声。

旁边嗑瓜子的女人抬起头，瞟了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嗑。打游戏的中学生似乎听见了什么，其中一个抬起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去。

陈行甲低头看着男孩的鞋。鞋面已经开胶了，露出里面灰扑扑的袜子，大脚趾那儿有个洞。他想起巴东那些山路，下雨天泥浆能没到脚踝。

“你叫什么名字？”

“宋小满。”男孩说，“我妈给我起的。小满那天生的。”

“你一个人来的？”

“我等我爸。他在恩施打工，说今天回来。”宋小满用玉米棒子指了指检票口方向，“我从茶店子来的，我爷爷送我上的车，让我到了在这儿等。”

陈行甲从包里摸出一瓶矿泉水，递过去。男孩看了他一眼，没接。

“接着，我不渴。”

男孩这才接过去，拧开盖子仰头灌了一大口，水顺着下巴滴到冲锋衣领子上。

这时候广播又响了，说从恩施开来的D字头列车晚点二十分钟。大厅里骚动了一下，一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骂了句脏话，把手机往椅子上一摔，又捡起来。

“你爸什么时候的火车？”

“不知道。”宋小满用袖子擦了擦嘴，“他说到了给我打电话。但我手机没电了。”

陈行甲看着他，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又咽回去了。候车厅里的广播又响了一遍。

宋小满把矿泉水瓶捏得咔咔响，仰着脸看他。“你不是巴东人了吧？我听他们说你走了。我爷爷说的。他说你辞了。”

“你爷爷认识我？”

“谁不认识你。”宋小满歪着头，表情里带着一种小孩学大人说话时特有的认真劲儿，“我爷爷说，你是好官。然后他又说，好官当不长。”

陈行甲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嘴角刚刚牵起来就收回去了。

“你爷爷是干什么的？”

“种地的。种苞谷。也喂猪。”男孩把矿泉水瓶放下，突然凑近了一步，压低了声音，像是要说什么秘密，“我爷爷还说，你走的时候，好多人都哭了。真的假的？”

“你爷爷哭了？”

“那倒没有。”宋小满想了想，“他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他喝酒的时候会骂人。”

“骂谁？”

“骂那些坏人。”宋小满把玉米棒子最后几颗啃干净，在衣服上蹭了蹭手，“我爷爷骂人的时候声音特别大，隔壁王奶奶都能听到。我妈说让他小点声，他说在自己屋里骂人还犯法了？”

陈行甲没说话。大厅里那个扛蛇皮袋的老头坐下来，就在他旁边两个座位远的地方，从袋子里掏出一个搪瓷缸子喝水，盖子当杯子，缸子里的水晃出来溅在裤子上。老头咂了咂嘴，自言自语说了句什么，陈行甲没听清。

“你走了以后，”宋小满又开口了，这孩子显然不知道什么叫“别跟陌生人说话”，“镇上那个桥修了一半就停了。我上学要绕好远。”

“什么桥？”

“就是那个……我也不晓得叫什么桥，反正本来在修的，后来就不修了。现在下雨的时候河里涨水，我跟我爷爷得从上面那个老桥走，那个老桥的栏杆都断了。”

陈行甲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那是他以前想事情时候的习惯，在巴东的时候就这样，那时候秘书小周看到这个动作就知道他脑子里在转事情了。小周现在不知道在哪儿。

“你一个人来的，”陈行甲又问了一遍，“你爷爷放心？”

“他说没事。他说巴东安全。他说以前不安全，后来你来了就安全了。”宋小满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平的，像在背课文，“但他说现在也还行。反正没有以前那么乱了。”

男孩说的“以前”，陈行甲知道是什么。2011年他刚到巴东那会儿，县城里连续出了八起非正常死亡事件，死法各不相同，有跳楼的，有喝药的，有撞墙的。整个县城笼罩着一股戾气，走在街上都能感觉到那种绷紧的弦。有个老人因为低保没办下来，一头撞在县委大门的墙上，血溅了一地。他赶到的时候老人还躺在地上，围了一圈人，没人敢动。

“你几岁了？”

“九岁。”宋小满又把矿泉水拿起来喝了一口，“我在茶店子小学读三年级。我成绩还可以。上次考试语文考了八十七。”

“那不错。”

“我作文好。”宋小满补充了一句，像是在推销自己，“老师说我写作文有想象力。我写过一篇，写的是我们家的猪跑出去了，我追了一整天。老师给了九十分。”

陈行甲笑出了声。这次是真的笑了。

“你爸在恩施做什么？”

“搞建筑。搬砖。”宋小满低头看了看自己开胶的鞋，“他说过年回来的，但没回来。他说老板没给钱。我妈说算了。我爷爷骂了他一顿。”

候车厅的广播终于报了D字头列车到站。人群站起来往检票口涌，像水开了锅。穿黑夹克的男人第一个冲到闸机口，又骂了一句。扛蛇皮袋的老头慢吞吞地站起来，搪瓷缸子没盖好，水洒了一裤子，他低头看了看，也没管，扛着袋子走了。

宋小满也站起来，踮着脚往检票口看。他个子矮，看不太远，跳了两下。陈行甲看到他裤子的屁股那块打了个补丁，用的线颜色跟裤子不一样，是深蓝色的线缝在黑色的布上。

“你爸电话多少？”

“不记得。”宋小满摸了摸口袋，“写在家里的墙上。我妈让我背了，我背不住。”

“那你怎么找他？”

“他出来就能看到我。”宋小满说得很笃定，“我就在这儿站着，他又不是瞎子。”

陈行甲站起来，把双肩包甩到肩上。包不重，里面就两件换洗衣服和一本笔记本。他这些年出门越来越简单了，当年在巴东的时候每次下乡都是一大摊子人，后来做公益反而习惯了轻装上路。

检票口开始放人。出站通道里人影攒动，有人拖着行李箱，有人抱着孩子，有人背着蛇皮袋。陈行甲站在宋小满后面两步远的位置，没有走。他不是这趟车。

人群渐渐稀了。一个穿灰工装的男人走出来，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瓶白酒。他东张西望了一圈，目光从宋小满脸上划过，又划回来。

“小满？”

“爸。”

男人快走过来，塑料袋在腿边晃荡，白酒瓶子碰得叮当响。他看了看宋小满，又抬头看了看站在后面的陈行甲。愣了一下。

“你是……”

“路人。”陈行甲说。

男人还在看他，眉头皱着，嘴唇微微张开，像是在脑子里翻找什么。然后他眼睛突然瞪圆了。

“你是陈——你是陈书记？”

陈行甲没应声，也没否认。他只是伸手摸了摸宋小满的脑袋，男孩的头发硬，扎手，跟他小时候一样。

“玉米吃完了？”陈行甲问。

“吃完了。”

“回去好好写作文。”

宋小满的爸爸还站在原地，塑料袋里的白酒瓶叮当响着，嘴巴一张一合。

陈行甲转身走了。检票口外面是巴东野三关的群山，灰蒙蒙的，太阳已经往山后面斜了，光线从山脊上漫过来，照得人眯眼。他走向站前广场的另一头，那边有一趟去宜昌东的动车，还有四十分钟。

他走了几步，听到后面有人喊。回头看了一眼，是宋小满。男孩站在原地，被他爸拽着手，但他扭着头，扯着嗓子喊了一句什么。声音被风吹散了，陈行甲没听清。大概是“再见”之类的。

他冲男孩挥了挥手，然后把手插回夹克口袋里，继续往前走。口袋里有一张揉皱的火车票，去宜昌的，然后转车去武汉，再去一个叫河源的地方。有个白血病的孩子等了他三个月了。

野三关的风从峡谷里灌上来，冷得不像十月。他把拉链往上拉了一截，下巴埋进领口里。

身后是巴东的方向。他没有回头。

第二章 北京东二环的房子

2011年10月，陈行甲第一次走进巴东县委大楼的时候，楼道里的灯管有两根是坏的，剩下的几根也在闪，忽明忽暗，嗡嗡地响。

他是从宜都调过来的。从百强县的市长，到国家级深度贫困县的县委书记，所有人都觉得这是提拔前的一块跳板，熬两年，刷一刷贫困地区的履历，再回去就是副厅。他自己心里清楚。

县委办的秘书小周领着他往办公室走，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潮气，墙角的涂料鼓了包，用手一按就往下掉白灰。小周走在前面半步的位置，回头看了他一眼，又转回去了，欲言又止的样子。

“有事？”

“没……没得。”小周推了推眼镜，“就是这个楼有点老。前几年说要翻新，后来……后来钱没了。”

钱没了。陈行甲没追问。

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后面一排书柜，书柜的玻璃门有一扇关不严。桌上摆着一盆绿萝，叶子蔫蔫的，一看就是好几天没浇水。窗台上落了一层灰。小周赶紧去开窗户透风，窗户是老式的铝合金推拉窗，卡住了，推了两下没推开。

“我来。”陈行甲走过去，双手推住窗框使劲一顶，窗子吱呀一声滑开了。外面的空气涌进来，带着峡江的水汽和远处山上烧荒的烟味。

他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巴东县城顺着山势挂在山坡上，房子像叠罗汉一样一层摞着一层，底下的屋顶差不多跟上面的地基平齐。远处的长江在雾里露出一小段，灰黄色的水，跟山是一个颜色。

“陈书记，刘县长说一会儿过来跟您汇报工作。”

“让他来吧。”

刘冰比陈行甲大八岁。在巴东待了多年，从常务副县长到县委副书记再到县长，一路升上来的。在陈行甲来之前，很多人以为刘冰会接书记的位置。结果省委从全省范围选了一个年轻的县市长异地调任，把刘冰的方案推翻了。

刘冰推门进来的时候，脸上的笑容精准地控制在一个礼貌的幅度上——嘴角往上提了一点点，眼睛没动。

“陈书记，路上还顺利吧？”

“顺利。”

两人在办公室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刘冰介绍了巴东的情况，用的是那种在官场混了二十年的人特有的说话方式——话里有话，每一句都说了，但每一句都没说透。他说巴东很穷，又说巴东“情况复杂”；他说干部队伍需要稳定，又说有些事“急不得”。陈行甲听着，偶尔点头，偶尔记一笔。

自始至终，刘冰的脸没有放下来过。没有一丝笑容，明摆着不高兴的样子。

他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下，回头说了一句：“陈书记，有句话我跟你交个底。巴东的水深得很，你年轻，有文化，但有些事不是光靠文化就能办成的。”

陈行甲坐在椅子上没动。“水深的地方，要么学会游泳，要么淹死。”

刘冰的嘴角抽了一下，关上门走了。

小周进来收拾茶杯，犹豫了半天，小声说了一句：“陈书记，刘县长人挺好的，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他在巴东待了太多年了。”小周说完就赶紧端着茶杯出去了。

陈行甲到巴东之后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花三个月时间跑遍了全县十四个边界村，一个村一个村地走，有时候坐摩托，有时候靠两条腿。他瘦了八斤，裤腿上全是泥，鞋底磨穿了一双。第二件是找干部一个一个单独谈话，从在职的到退休的，他要摸清楚这个县的水到底有多深。

有个快要退休的县级干部跟他谈了半小时，最后站起来要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停，回头看了他一眼。

“陈书记，我跟你说句真心话。”

“你说。”

“看你这么年轻单纯，我真怕他们欺负你。”

陈行甲笑了一下。“我一个县委书记，谁能欺负我？”

老同志摇摇头，走了。背影佝偻，裤腰带系得很高，走路有点瘸，左腿不行，说是早年下乡摔的。

陈行甲后来在县纪委全会上回忆这段的时候说：“我当时还没听懂他那个‘欺负’是什么意思。”

前任县委书记的事，是省纪委的人后来告诉他的。就在换届之前的2011年3月，那位女书记在北京东二环某小区一口气买了两套房。那个小区的房价当时已经是一平方米六万八，两套房加起来近千万，没有贷款，一次全款付清。离天安门直线距离只有十几分钟车程。钱是哪里来的？后来查清楚了，跟巴东的几个工程有关。那个女书记在巴东干了两年，走的时候巴东的工程领域已经被搞成了一锅烂粥。

陈行甲听到这事的时候正在吃早饭。小周说的。他把筷子放下了。

“两套？”

“两套。全款。”

陈行甲端起碗喝了口稀饭，稀饭很烫，他放下碗，沉默了一会儿。

“连叫花子的眼屎都要刮。”

这是他的原话。小周后来跟别人学的，学的时候还笑，说陈书记讲话太绝了。再后来小周不笑了。

“两违”是他的第一刀。违法占地、违规建设，巴东当时满城都是。他在县委常委会上提出要查，当场就有两个人反对，说“影响稳定”。他看了一眼那两个人的名字，一个分管城建的副县长，一个国土局长，都是刘冰的人。

陈行甲没跟他们争论。他说了一句“那就先查党员干部”，然后让纪委的人去查。查了四个月，处分了一批人。其中有两个是刘冰的亲戚，一个是他的外甥，一个是他的连襟。

刘冰在常委会上一言不发。散会以后，陈行甲在走廊上碰到他，刘冰端着茶杯，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陈书记，你这做法，不留余地啊。”

“你留了？”

刘冰没说话，端着茶杯走了。茶杯里泡的是枸杞和红枣，刘冰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泡这个。他走路的步子不急不慢，背挺得很直。

后来，陈行甲在巴东的办公室里收到过两次“礼物”。一次是一个老板来找他谈事，走的时候“忘”了一个手提袋在沙发上，里面是一件衬衣，衬衣底下压着二十张一千面值的港币。小周发现的时候脸都白了，陈行甲让他把东西原样送回去，袋子没动，衬衣没动，港币也没数。

另一次更离谱。一个在外面做生意的巴东籍老板请吃饭，陈行甲去了，到了才知道包间里还坐着两个没提前说的人，一个是州里某部门的，一个是某银行的。饭吃到一半，那个老板从包里掏出两根金条，推到陈行甲面前。

“陈书记，小意思。这金条是我用现金买的，没有人查得到。”

陈行甲看着那两根金条。黄澄澄的，在包间的灯光下反着光。桌上摆着一桌子菜，鱼翅、鲍鱼、甲鱼，有的他叫不上名字。他想起了宋小满脚上那双开胶的鞋。

“你知道巴东有多少人一年挣不到两千块吗？”

老板愣了一下。“陈书记，这……”

陈行甲站起来，把椅子往后一推，椅子腿在地板上刮出刺耳的一声。

“这顿饭多少钱？谁结账？”

“我结我结。”

“下次用这个钱去给娃娃买几双鞋。”

他走了。出门的时候听到包间里有人低声骂了一句，他没听清，也没回头。

那天晚上他回到办公室，坐在椅子上发了很久的呆。窗外的巴东县城灯火稀疏，零零星星几盏灯，大部分人家已经熄了。远处峡江上有一艘船慢慢移动，船头的灯在水面上拖出一条光带。

他把办公桌上一个老同志送的一包烟拿起来看了看。烟是五块钱一包的，牌子他没见过。他戒烟很多年了，但还是没扔，就放在抽屉里。

第三章 平阳坝的冬天

2013年秋天，平阳坝河堤垮了。

投资四千五百万的工程，建成不到两个月就被一场不算大的洪水冲垮了。陈行甲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宜昌开会，当天晚上赶回巴东，车开到平阳坝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他站在垮掉的河堤上看了一会儿，手里的电筒光照在断面上，能清楚地看到混凝土里的钢筋——或者说，那根本不算钢筋，是铁丝。锈迹斑斑的细铁丝，像一团乱麻嵌在水泥块里，一掰就弯。

他蹲下去掰了一截，在手里捻了捻。铁丝外面锈了一层红褐色，里面是灰白的。

“这个是哪个单位做的？”他问旁边的水利局长。

水利局长姓吴，五十来岁，圆脸，平时说话声音很大，那天晚上声音特别小。“是……是某某建筑公司。”

“中过几次标？”

“我查一下……好像是……三次。”

陈行甲没再问了。他回到县里，第二天就让纪委和检察院介入。

查了两个月，吴局长被带走了。跟着被带走的还有交通局长、住建局副局长、国土局的一个科长，还有那个“中标大王”，一个在巴东工程领域混了快十年的老板，外号叫“金老板”。金老板的公司在巴东中了十几个标，从修路到建学校到河道整治，什么活都干，什么都不好好干。有个农村公路的项目，预算八百万，实际花了不到三百万，路修完不到一年就裂了缝，裂缝里长出了草。

陈行甲后来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拍着桌子说：“四百五十万的工程，承包商送礼就花了一百二十万。一百二十万！这是修工程的还是搞慈善的？”

台下没人说话。前排坐着的几个局长低着脑袋。刘冰坐在他旁边，手里转着一支笔，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从2011年到2015年底，陈行甲亲手签字双规或抓捕的官员和不法商人一共八十七个。巴东县委常委班子里，二把手、三把手先后进去，多名科级干部被查，企业老板四十多人被查。五名副处级以上干部落马。巴东县纪委全会上的那次讲话录音后来被人传到了网上，《人民日报》全文转发，标题叫“一位县委书记的愤怒”。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那个“老黄牛”区委书记易学习的台词就是从这篇讲话里抄的。

但巴东人记住的是另一件事。

2014年冬天，陈行甲收到一个电话。是公安局打来的，说有人扬言要搞他，让他注意安全。他没当回事。后来他又收到了一个匿名电话，对方的声音经过了处理，瓮声瓮气的：“我知道你和你老婆孩子的住址。不想出事的话，就赶紧收手。”

他把电话挂了。公安局的人不放心，给他安排了二十四小时贴身保护，出行的车上装了防爆装置。他不习惯，但也没拒绝。他说：“我不怕死，但我怕死了以后事情没办完。”

有一次他在县纪委全会上讲话，讲到一半从兜里掏出一个子弹壳，举在手里，对着台下几百号人说：“这玩意儿是别人送给我的。我没收。”

他把子弹壳放在桌上。“我陈行甲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怕死就不会来巴东。”

台下有人鼓掌，也有人低头。

那年冬天他病了。起初是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像一台关不掉的收音机，嗡嗡嗡地响。后来开始头痛，那种闷闷的痛，像脑袋上被箍了一道铁丝，越来越紧，怎么都松不开。再后来他不想说话，不想见人，连饭都不想吃。坐在办公室里，秘书进来说事，他听着听着就走神了，耳朵里全是自己的心跳声。

他开始跑。每天早上五点爬起来，绕着县委大院后面的那条路跑。天还黑着，路灯也不亮，他一个人跑，跑到腿软，跑到喘不上气。他以为累了就能睡着。没用。

有一次他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楼下的水泥地，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从这里走下去，一切就结束了。这个念头只闪了一下，他就被自己吓着了。

他给妻子打了电话。

他妻子姓程，是他的大学同学，当年为了跟他回山区，放弃了武汉的工作。她在电话里听他声音不对，第二天就赶到了巴东。她看到他的时候吓了一跳——他瘦了十几斤，颧骨突出来，眼窝深陷，整个人缩了一圈。她没说什么，直接给他收拾了东西，拉着他去了医院。

诊断是重度抑郁症。

住院十七天。医院的窗户只能开一条缝，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他每天吃药，接受咨询。药让他昏昏沉沉的，白天也想睡觉。他妻子每天来陪他，不怎么说话，就是坐在旁边织毛衣。他躺在那儿盯着天花板，偶尔看到妻子的手在毛线间穿梭，手指上有茧，是做家务磨出来的。他母亲的手也是这样，做了一辈子农活，指甲缝里总有洗不掉的泥。

他住了十七天就出院了。医生说至少还得吃两年的药。

他回到巴东的那天，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小周在楼下等他，看到他瘦成那个样子，眼眶红了一下，忍住了。陈行甲拍了拍他的肩膀。“没事，回来了。”

但他知道，有件事不太一样了。

他住院期间，刘冰去了一趟省委组织部。这件事他后来才知道，是纪委的人告诉他的。刘冰跟省委组织部的人反映，说“陈行甲患有精神病，完全不适合再担任县委书记”。原话记在组织部的约谈记录上。

陈行甲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他手里拿着母亲的遗像，照片上母亲的笑容很淡，就像她活着的时候一样——不笑的时候看起来是笑的，笑的时候反而不太明显。他看着照片，没说话。窗外的天阴着，光线暗，照片上的脸有些模糊。

后来小周问他：“陈书记，你恨不恨？”

陈行甲想了想。“恨不起来。他也不容易。”

小周不说话了。

2015年，刘冰被送进了监狱。进去的前一天，陈行甲去看了他。

两个人隔着一张桌子坐着。刘冰穿着看守所发的马甲，剃了头，脸显得比以前小了。他看着陈行甲，眼里的恨意浓得像是能拧出水来。

“为什么这么恨我？”

“因为你不会做官！”刘冰咬牙切齿地说，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你根本不懂什么叫为官之道！你这样当官是当不久的！”

陈行甲看着他。刘冰的嘴角有唾沫星子，眼睛发红，额头上青筋暴着。

“你觉得我哪里不会做官？”

“你不收钱！你不收钱就算了，你还不让别人收！你不给别人留活路，别人也不会给你留活路！”刘冰的声音突然低下来，低得像是在自言自语，“我在巴东干了快二十年，你知道我送出去多少钱？你知道我求了多少人？你一个空降的，来了就把什么都掀了……你以为你干净？你以为你清高？你迟早也……”

他没说完。旁边的人示意时间到了。刘冰被带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过头看了陈行甲一眼，那一眼里的东西很复杂，有恨，有不甘，还有一种说不清的、近乎困惑的东西——像是他到现在都没想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陈行甲看着他被带走的背影。刘冰的步子慢了，不像以前在走廊里那样挺着背端着茶杯走了。他的背驼了，马甲罩着身体显得空荡荡的。陈行甲想起六年前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在办公室谈了将近两个小时，自始至终没有笑过。

后来有人问陈行甲，为什么要去看刘冰。他说：“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恨我。我以为我是对的，但我想听听他怎么想的。”

“那你听明白了？”

“没听明白。可能他觉得他是对的。这世上好多人觉得自己是对的。”

第四章 告别巴东

2016年12月2日，陈行甲在朋友圈发了一篇长文，标题叫《再见，我的巴东》。

写完的时候是凌晨两点。他坐在县委办公室那张旧办公桌后面，台灯开着，桌面上摊着一本笔记本，旁边放着母亲的遗像。窗外的巴东县城黑沉沉的，只有远处峡江上有一艘夜航船的灯在移动，很小的一点光亮，慢慢地从山的这头滑到那头。

他写道：

“再见了，我的巴东。我在这里工作了五年零两个月，走遍了全县所有的乡镇和大部分村庄。我想对巴东的父老乡亲说一声谢谢，是你们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守望，什么叫相依为命……”

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手边的手机亮了一下，是妻子发的微信，问他睡了没有。他没回。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看了一眼外面。巴东的夜是安静的，跟白天完全不一样，白天的县城吵吵嚷嚷的，三轮车横冲直撞，菜市场里人挤人，江边的码头上工人们扛着麻袋上下船。到了晚上，这些东西全消失了，只剩下黑黢黢的山和偶尔路过的一辆车灯。

他在巴东干了五年零两个月。这五年，他走遍了全县十四个边界村，骑过摩托车也走过泥巴路，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山上跟农户吃过土豆饭，在长江边的渔船上跟渔民聊过收成。他亲手签字送进去八十七个人，其中有人给他送过金条，有人给他打过威胁电话，有人往省委组织部打小报告说他有精神病。他把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官场从根上翻了一遍，翻出来的烂泥臭水够写一本书。

然后他决定走了。

这个决定的种子其实早就在他心里了。2015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2016年9月湖北省委把他列为“州级领导干部人选考察对象”。45岁，清华硕士，公派留美经历，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正是往上走的最好时候。

但他在2016年3月的一次演讲里说了一句很多人没在意的话：“人生分为上下半场，我今年45岁，刚好是上半场结束下半场开始的时候。”

这句话是他真实的感受。那场抑郁症给他留下的东西比他承认的要多。他开始想一些以前没时间想的事——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当更大的官吗？是管更多的人吗？还是去做一些更具体的事？

2016年他在河源走访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白血病患儿。一个小女孩，四五岁，化疗把头发都掉光了，脸肿得变了形，但她还在笑。她抓着他的手指头，用那种小孩子特有的、用尽全身力气的方式攥着。她妈妈说治病的钱不够了，医生说再凑不够就得出院。

陈行甲那天晚上在酒店里没睡着。他不是在想巴东的事，他满脑子都是那个小女孩的手——瘦得像根树枝，指甲盖发白，但攥着他手指的时候那种力气，那种求生的力气。

第二天他给妻子打了电话。“我决定了。”

“决定什么？”

“下半场做公益。”

妻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你做了二十多年的事，说不干就不干了？”

“没说不干。换个干法。”

妻子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想好了就行。”

辞职的过程没有那么顺。上级找他谈话，同事劝他，朋友不理解。“你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走？”有人问他。“是不是被谁逼的？”还有人暗示他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被人捏住了。

他没有解释太多。在给省委的辞职报告里，他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在巴东工作了五年多，已经做到我能做的最好了。在我内心深处，我越来越觉得自己需要去做一些更贴近人心的事情。我想去做公益，去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这个想法可能不理性，可能不划算，但我想遵从我的内心。”

省委的人看了报告之后找他谈，问他是不是对组织有什么意见。他说没有。“我感谢组织。我只是想做点别的。”

谈话到最后，一位领导说：“陈行甲，你将来不要后悔。”

他说：“我想清楚了。”

2016年12月2日，他的辞职申请批下来了。文件很短，就几行字。他拿着那份文件看了一会儿，然后签了字。

消息传出去之后，巴东县城里什么反应都有。有人说他是被挤走的，有人说他是嫌官小，有人说什么都不图就是脑子有病。也有不少人到他办公室来，有干部也有老百姓，有送水果的也有送鞋垫的，有个老太太拎着一篮子鸡蛋来了，非要塞给他，他推了半天推不掉，最后让小周按市场价把钱给了老太太。

有个老农民从茶店子镇来的，坐了两个多小时的班车，就为了跟他说一句话。“陈书记，你走了谁管我们？”

陈行甲握了握他的手。“谁管都一样的。”

老农民摇摇头。“不一样。”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收拾办公室。东西不多，几本书，一些文件，一盆已经死了的绿萝。他把母亲的遗像从书柜里拿出来，用一块干净的布擦了擦相框上的灰。母亲的照片是黑白的，她穿着灰布衣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型瘦削，嘴角微微上翘。她走的那年六十三岁。陈行甲那年三十五岁。他在宜昌工作的母亲在兴山老家走的，他赶回去的时候人已经凉了。

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包没拆封的烟，看了看。这是前两年一个乡镇干部硬塞给他的，他一直没抽。他把烟扔进了垃圾桶。

然后他拿起那本笔记本——在巴东这些年记的，密密麻麻的，有些页被翻得起了毛边。他翻了翻，找到夹着的那根铁丝。平阳坝河堤上掰下来的那一截，细的，锈的。他把它也扔进了垃圾桶。

十二月的巴东已经很冷了。他走出县委大楼的时候，院子里空荡荡的，门口的保安站起来跟他打了个招呼，声音有点哑。

他走出大门，往江边的方向走了一段。江水在夜色里看不见，只能听到水声，闷闷的，从峡谷深处传上来。对面山上的灯零零星星的。

他在江边站了十几分钟。风很大，吹得夹克贴在身上。他突然想起一件事——2011年他到巴东的那天，也是从这条路进来的，一辆旧越野车，车上就他和司机两个人。他记得那天他在车上往下看了一眼，看到路边的山崖上长着一棵黄葛树，树根从石缝里伸出来，紧紧抓住岩石，树冠朝江的方向斜伸着，好像随时要倒，但就是不倒。

他在心里跟自己说了声再见，然后转身走了。

第五章 深圳的灯

2017年5月，陈行甲在深圳注册了恒晖公益基金会。

办公室在福田区一栋写字楼里，一百多平方米，摆着六张桌子，几台电脑，一个文件柜。窗户外面是深圳的天际线，高楼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跟巴东的山完全不一样。

他在那间办公室里坐着，面前摆着一份文件，是恒晖基金会的第一个项目计划书——“联爱工程”，针对贫困地区白血病患儿的医疗救助。计划书上印着几个孩子的照片，最小的才三岁，戴着毛线帽，帽檐下面露出没有头发的头皮。

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朋友圈里有人转了一条新闻，标题是“网红县委书记辞职后去哪了”。他划掉了。

基金会刚起步的时候特别难。人手不够，只有三个全职员工，加上他和儿子陈昶羽。他儿子北大公共卫生学院毕业，本来有大公司的高薪offer，结果没去，跑来帮他做数据管理，给每个救助的患儿建立动态追踪档案——从健康体检到学业进度到情绪变化，全记在表格里。

他妻子也从武汉搬到了深圳。他们租了个两居室，离办公室走路二十分钟。每天早上两个人一起出门，走路去上班，路过一个菜市场，买点水果或者包子当早饭。他妻子说这样挺好，比在巴东强多了。

“以前一年到头见不着你几面。现在天天在一起，烦都烦死了。”

“那你还跟着来。”

“我不来你能把自己饿死。”

这是真的。他在巴东的时候瘦了那么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人盯着他吃饭。他这人一忙起来就忘了饿，忙完了才知道饿过头了，随便扒拉两口又去忙。

“联爱工程”做到第二年的时候，救助了一百多个孩子。有一个叫扎西的藏族男孩，因为家里觉得“治不好了”，拒绝治疗。基金会的社工反复去家里做工作，花了一个星期帮扎西补缴了医保，最后成功让他接受了治疗。扎西康复后，陈行甲把他的照片摆在了办公室的桌上。

还有一个叫李莹的女孩，是所有患儿中病情反复次数最多、治疗费用最高的。她几乎把白血病患儿移植后可能经受的感染都经受了一遍——肺感染、肝感染、皮肤感染，发烧四十度是家常便饭。病危通知书下了无数次，但她就是闯过来了，硬生生闯过来了。她家因此欠了很多债，她妈妈有一段时间每天只吃一顿饭。

陈行甲去看她的时候，她正靠在病床上画画。画的是一个小女孩站在彩虹上，彩虹下面是绿色的山。

“这个是哪里？”

“我家。”李莹说，“在山上。以前从我家能看到很远的地方。”

陈行甲后来在一次访谈里说到这个孩子，眼眶红了。“她们这些孩子，比我们想象的坚强得多。我们以为她们需要可怜，其实她们需要的是有人陪着。”

他做公益有个原则：不靠贩卖穷人的悲惨故事来获得捐助。他搞的是“服务型的公益”，给钱只占百分之五，剩下百分之九十五是做服务——心理辅导、医疗科普、社工陪伴、社会回归。他想探索一套完整的支持体系，而不是简单地发钱。

河源市以前没有儿童血液科，白血病的孩子只能去广州治疗，路上要折腾好几个小时。联爱工程落地河源之后，推动河源市人民医院建立了儿童血液科，五年时间在青海救助了一百一十八名患儿，后来模式又推广到了甘肃。

但公益路上也不全是好事。

2026年1月，陈行甲在恒晖基金会领取的年薪被曝光了——七十三万零一百元。网上炸了锅，有人说他做公益还拿这么高的工资，有人说他嘴上说不贪钱实际上比谁都能拿。

他把手机屏幕递给妻子看。“你看看。”

妻子扫了一眼。“早就跟你说过了，做公益也得吃饭。人家企业高管拿几百万怎么没人说？”

“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他想了想，没回答。

后来他在网上发了一条视频回应：“我将正式启动交接程序，在完成有序的交棒过渡之后，我将不再从恒晖公益基金会领取薪水。”

他说到做到。2026年1月，俞敏洪宣布聘请他担任新东方教育、东方甄选、新东方文旅三大板块的总顾问，年薪一百五十万。他又在视频里说：“我不会从基金会拿一分钱工资了。”

有人骂他作秀，有人骂他矫情，也有人替他说话：“你们要他怎么样？人家放弃了县委书记的位子出来做公益，你们还嫌他拿工资？你们自己愿意拿七万块钱去做公益吗？”

他不怎么看这些评论了。有人给他转他就看看，没人转他就不看。

他在深圳的生活很简单。每天早上走路去办公室，路上在菜市场买两个包子。中午跟员工一起吃盒饭。晚上回家做饭，他做菜不好吃但爱做，炒个青菜能炒得半生不熟，炖个汤能炖得没有味道。他妻子也不说他，就着榨菜往下咽。

他偶尔会想起巴东。下雨天的时候想得更多。他记得巴东的雨是斜的，山里的雨打在脸上生疼。他记得有一次下乡走山路，下着大雨，泥浆没到脚脖子，他拄着一根树枝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一个村子。到了以后村里的老书记拉着他的手说：“陈书记，你鞋都烂了。”他低头一看，鞋底已经裂开了，脚趾头从前面露出来。

他想得更多的是那些他没能帮到的人。巴东还有穷人，还有上不起学的孩子，还有看不起病的老人。他走了以后有些事变了，有些事没变。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做的事太少了，太慢了。

但大多数时候他不想这些。他想的是眼前的事——今天要见哪个医院的院长，明天要去哪个患儿的家里，后天有一场募捐活动要准备。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

第六章 茶店子镇的桥

2026年秋天，陈行甲又去了一趟巴东。

不是以官员的身份，是以一个公益人的身份。恒晖基金会在恩施有一个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项目，他去考察。行程排得很紧，三天要去四个乡镇，最后一站是茶店子。

去茶店子的路上，车过了一个岔路口的时候他让司机停了一下。路边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老桥，桥栏杆确实是断的——他记得宋小满说过。桥头的标志牌上写着“危桥，限载五吨”，字被雨水冲得看不清了。他想起宋小满说“那个桥修了一半就不修了”，说的是另一座桥。就在这条路前面几百米的地方，有一座新桥的桥墩立在水里，钢筋从水泥里伸出来，锈得发黑。旁边堆着几堆砂石料，砂石料上长满了草。

“这个桥停了多久了？”

同行的当地干部看了看。“大概有四五年了。资金链断了，原来的承包商出了事，后来就没人接了。”

陈行甲没说什么。他在桥墩前面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照片里钢筋像乱草一样戳着天。

到了茶店子镇中心小学的时候正好是课间。孩子们在操场上疯跑，有个男孩在追另一个男孩，跑得太快没刹住，一头撞在陈行甲腿上。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男孩抬头看了一眼，突然不动了。就是一双很亮的眼睛，那件大了两号的红色冲锋衣换成了校服，但还是不太合身，袖子长出一截。

“宋小满？”

“你——”宋小满的嘴巴张得老大，像是见了鬼。

“你长高了。”

宋小满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鞋换了，但还是开胶的，只是开的地方不一样了。

“你怎么来了？”宋小满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路过。顺便来看看你作文写得怎么样了。”

“我上周写的作文得了九十二分！”宋小满挺起胸，“写的是我家那头猪第二次跑出去的事。”

“你家猪又跑了？”

“嗯。它现在很狡猾，会自己拱开门。”

陈行甲笑了。他蹲下来，跟宋小满平视。“你爸回来了吗？”

“回来了。在镇上找了个活干，不出去打工了。”宋小满顿了顿，又说，“他说那个陈书记说的话他记住了。”

“我说什么了？”

“你说让他拿买酒的钱给我买鞋。”宋小满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鞋，“但他没买。他说买鞋不如买肉吃。”

陈行甲伸手拍了拍宋小满的肩膀，站起来。操场上的孩子们还在跑，有个女孩在跳绳，绳子甩得呼呼响。教学楼前面的旗杆上飘着五星红旗，旗杆底座旁边摆着几盆花，快谢了。

“好好读书。”

“嗯。”宋小满点头，然后突然想起什么，“陈书记，你是来做公益的吗？我爸说你现在专门帮助生病的小孩子。”

“你爸连这个都知道？”

“手机上刷到的。”宋小满的眼珠子转了转，又压低声音，“那个桥什么时候修啊？”

陈行甲看着那座停在半截的新桥，桥墩的水泥面上长了一层青苔，绿油油的。河里的水不多，石头露在外面，一个钓鱼的老头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打瞌睡，鱼竿支在面前，线垂在水里，半天没动。

“我不知道。”他说。

“你不是当过大官吗？你跟他们说说呗。”

“我现在不是官了。”

宋小满歪着头看他，眼神里的表情跟三年前一模一样——那种小孩学大人时的认真劲儿。“不当官了就不管事了？”

陈行甲沉默了一下。

“管。”

考察结束的那个下午，他坐在回恩施的车上。车经过野三关火车站的时候他往窗外看了一眼。车站还是那个车站，广场还是那个广场，只是天黑得快了，广场上的灯已经亮了。他想起三年前在这里遇到宋小满的那个下午，候车厅的方便面味，碎了半边的按摩椅，那根被啃得参差不齐的玉米。

他从包里翻出笔记本，在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

“巴东茶店子镇，危桥一座，停建五年。已拍照留档，联系相关方跟进。”

写完之后他把笔记本合上，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车在高速上跑，路边的山一座接一座地往后退，黑黢黢的，看不清形状，只知道很大，很密，把天挡得只剩下一条窄缝。

他想起了很多年前母亲跟他说话。母亲只念过两年书，识字不多，但她说过一句他记了一辈子的话。那时候他小，村里的王伯娘来借盐，总借不还。他问母亲为什么还借给她。母亲生气了，说：“人不到无路可走，谁会借盐吃！我们不借给她，她就没地方借了。”

这句话他记了五十多年。有时候他觉得，他做的所有事情——在巴东也好，做公益也好——都是因为这句话。人不到无路可走，谁会开口求你。你不帮他，他就没地方可去了。

车开过了一个隧道，又开过了一个隧道。隧道的灯一盏接一盏地从车窗外闪过去。他把夹克拉链往上拉了一截，下巴埋进领口里。

手机响了一下。是他妻子发的微信：“到哪了？”

他回了一个字：“路上。”

妻子又发了一条：“回来吃饭。我炖了排骨。”

他把手机放在膝盖上，看着窗外。夜色里看不见山了，只能看到偶尔闪过的灯光——不知道是村庄还是收费站还是别的什么。

他又拿起手机，翻到相册里的一张照片。是今天在茶店子小学拍的，课间的时候，一群孩子在操场上跑，宋小满在最前面，校服袖子甩来甩去，笑得很开。照片的背景里能看到那座没修完的桥的一角。

他把照片放大了一点，看着宋小满的笑脸。

“路上。”他又念了一遍这两个字，声音很小，被发动机的轰鸣盖过去了。

车继续往前开。远处的天空黑得像一块幕布，幕布边缘有一道微弱的、灰白色的光——那是巴东的方向，峡江的方向，也是他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