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二年。
深圳，罗湖。
那年的罗湖，夜里比白天热闹。一到九点，街上的霓虹灯全亮起来。
加代在湖贝路有两间歌厅，门对门，一间叫金嗓子，一间叫红玫瑰。
两间加起来一百二十个卡座，一天流水四千八。
台上有一支三人小乐队，弹电子琴的姓陈，一晚上二十块。
点一首歌一块五，加代抽三毛，剩下归乐队和歌手。
看场子的是方振。
方振跟加代六年了。当年在广州，加代被人堵在巷子里，方振是那条街上头一个抄起板凳过来的人。
那年方振二十七，个子不高，一条胳膊上有一片烫出来的疤。
那片疤是一九九〇年落下的。那天夜里加代在广州一间大排档被人围住，方振拎着板凳冲进去，被一锅滚粥浇在胳膊上。
方振没进医院，用了半管牙膏。
“方振，胳膊上那块，还疼不疼。”
“早不疼了。”
“当年那锅粥你要躲，我也没话说。”
“哥，我躲那一下干啥。”方振说，“你那阵子就一个人。”
“往后你有事，先跟我说。”
“哥，我没啥事。”
“我说的是先跟我说。”
“方振，这两间我给你看着，一个月给你多少。”
“哥，你看着给。”
“说个数。”
“二百。”
“三百。”加代说，“你手底下四个人，一人一百二，不够的你自己添。”
“哥，那我不就白拿了。”
“你添的不是钱。”加代说，“你添的是眼睛。”
那年头场子里的内保，一个月一百二到一百五，会打的二百。
曾阿水的场子在老街那头，一层大厅，后头一间办公室。
他是泉州人，三十七八，来深圳八年，手下四十多号人，看场子、放数、收月钱，什么都做。
开春，他派了个人过来。
那人姓许，穿一件白衬衫，进门先递烟。
“方老板，这两间是谁在看。”
“我。”
“你后头是谁。”
“你问这个干啥。”
“曾老板让我问一句。”许姓的说，“这两间归谁看。要是没主，我们就接了。”
“有主。”
“谁。”
“加代。”
许姓的把烟收回去，走了。
第二天他又来了一趟。
这回他不是来问的。
“方老板，曾老板让我给你算一笔。”
“算什么。”
“这条街上一共七间歌厅。”许姓的说，“七间里头四间已经有主，剩下三间，两间是你的，一间空着。”
“你算这个干啥。”
“曾老板说，一条街上场子多了就乱。”许姓的说，“乱的街上客人不敢来。他一个人看这条街，一个月能给这条街多留三成客。”
“你回去问他。”方振说，“我这两间谁看。”
“这就不是我说了算的了。”
许姓的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把一地的烟头看了看。
“方老板，你们这店一天扫几回。”
“两回。”
“我们曾老板的场子一天扫四回。”许姓的说，“他说客人花钱，一半花在干净上。”
三天以后，话就到了。
“这条街的歌厅，往后归曾阿水看。加代的人，不许再进场。”
方振把话带回来。
“哥，他派人来问过了。”
“我知道。”
“他问这两间归谁看。”
“你怎么说的。”
“我说有主。”方振说，“哥，我说的是你。”
“说对了。”
过了五天，金嗓子的台柱子走了。
弹琴的老陈，还有红玫瑰那个唱粤语歌的女孩子，两个人一起走的。
“哥，老陈不来了。”
“去哪儿了。”
“曾阿水的场子。”左帅说，“一晚上给四十。”
“给他四十。”
“哥，一个月就得多开一千二。”
“开。”
第二天，唱粤语歌的女孩子回来了。老陈没回来。
“哥，老陈不回来。”
“那就再找一个。”
再往后，门口开始有人拦客。
两个人，站在湖贝路两头，看见往金嗓子这边走的人，就上去说话。
一连十天，两间歌厅一天少卖一千多。
加代先走规矩。
他托了做水产生意的一个泉州人，姓黄，在泉州同乡里说话有人听。
“黄老板，您替我去说一句。”
“说什么。”
“这两间歌厅我的人在看。他要做这条街，别动我的门。”
“我去。”黄老板说，“不过加代，曾阿水那个人，我说话不一定管用。”
黄老板头一趟去了，在曾阿水的场子里等了两个钟头，没见上人。
“他怎么说。”
“他说他这两天忙。”黄老板说，“加代，这话你听得出来。”
“我听出来了。”
第二趟，黄老板是在歌厅门口的台阶上把烟抽完的。
“他说什么。”
“他说这条街他早晚要做。”黄老板说，“他还说，叫你自己去找他。”
“在哪见。”
“他场子里。”
加代第二天就去了。
他带了两条烟，一只信封，里头三万。
曾阿水不在。
出来的是看门的，姓吴。
“曾老板不在。”
“我等他。”
“他今天不回来。”
“这信封你交给他。”
“曾老板说了，东西不收。”吴姓的把信封推回来，“要谈，下楼来谈。”
“下楼？”
“他住后街那栋楼，六楼。”吴姓的说，“你到楼底下，他在门口那条路上跟你谈。”
“他为什么不下来。”
“这我不知道。”
加代把信封收回来。
那年三万块，够在罗湖租一间门面十一个月。
这是头一回。
回程的路上，左帅开着车。
“哥，他连东西都不收。”
“他不敢收。”
“他收了不就等于认了。”
“他收了就是收了。”加代说，“他不收，是想让我去他楼底下。”
“哥，那咱去不去。”
“去。”加代说，“先不急。”
第二回是四月初三夜里。
那晚下着小雨。十一点半，两间歌厅里还坐着六十多个人。
一辆面包车停在对面，下来三十来个人。
方振带人拦在门口。
四个人围上来，一个人拿肩膀顶他的胸口，把他顶在玻璃门上。
“你们干啥。”
“让开。”
方振没让。
有人从后头拽他的领子，把他往台阶下头拖。
台阶一共五级，湿的。
方振一脚踩空，往下跌，一只手撑在地上。
那一下响了。手背贴地，小臂歪着。
后头的人上来踢了他两脚，就进去了。
“哥，店里什么样。”
“卡座掀翻五十几个。”左帅说，“点歌台两台搬走，酒水柜砸了。”
“人有没有事。”
“客人跑光了。”左帅说，“哥，报不报。”
“不报。”
“为啥。”
“报了，这条街往后没人敢沾我。”加代说，“道上的人，不报警。”
天亮的时候，方振坐在台阶上，一只手吊在胸前。
“哥。”
“别说话。”
“哥，点歌台让他们搬走了。”
“我知道。”
“哥，我没拦住。”
“你拦了。”加代说。
他蹲下来看那只手。
手背肿起来一块，腕子上鼓起一个包。
“疼不疼。”
“不疼。”
“说实话。”
“疼。”方振说。
加代当天上午带他去了医院。
那年头断骨接上一个疗程，医药费八百多。
大夫拿木板夹住，缠上布，把一条布带挂在他脖子上，那只手就吊在胸前。
“三个月。”大夫说，“这三个月别使力。”
“三个月。”
“三个月。”
“哥，我三个月不能干了。”
“你干别的。”
“我干啥。”
“看着。”加代说，“你站门口看着就行。”
第三天，话又下来了。
还是那个姓许的。
“这条街的歌厅往后都归曾老板。加代的人，不许再进场。”
“方振的手是谁推的。”
“这个我不知道。”许姓的说，“方老板自己踩空的。”
“你回去告诉他。”加代说，“这句我记着。”
加代查了三天。
“那天夜里他们来了多少人。”
“三十来个。”左帅说，“面包车两趟拉的。”
“司机是谁。”
“一个姓陈的，开他那台面包车，常年停在他场子后门。”
“看门的是谁。”
“姓吴。”
“东西呢。”
“点歌台在他场子后头的仓里。”左帅说，“我摸到仓门口看了一眼，两台都在，上头还贴着金嗓子的号。”
“推方振的是谁。”
“不知道名字。”左帅说，“一个人穿黑背心，左胳膊上有只老虎。”
“找。”
“找着了，叫水鸡。”左帅说，“哥，我认得他脸。”
“他住哪儿。”
“笋岗，一间平房。”
“他一个月拿多少。”
“二百五。”左帅说，“曾阿水给他二百五，管一顿饭。”
“那天夜里他打了几个人。”
“三个。”左帅说，“方振是他推的。他自己跟人说过，说那天喝了酒，下手重了点。”
第四天上午，加代叫了三十个人。
